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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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五日星期日至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國安局憲法保障組負責人托斯登·艾柯林特警司緩緩轉動着手上那杯紅酒，一面仔細聆聽米爾頓安保總裁說話。
阿曼斯基毫無預兆地來電，并堅持邀請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粵的住處用晚餐。
他妻子蕾娃準備了美味的炖菜，他們吃得很開心，也彼此客客氣氣地閑聊天。
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
餐後，蕾娃坐到沙發上看電視，留下他們倆在餐桌旁說話。
阿曼斯基這才開始說起莎蘭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國會女議員受到死亡恐吓而結識的。
當時女議員向黨召集人反應此事，國會保安隊立刻接獲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
在當時，貼身護衛組是所有秘密警察單位中預算最低的單位，但國會議員隻要公開出現便會全程受到保護。
至于下班後則隻能自求多福，而這卻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擊的時間。
于是女議員開始懷疑秘密警察的保護能力。
某天晚上當她回到家，發現有人闖入她家在客廳塗寫淫言穢語，還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迹。
她随即聘用米爾頓安保負責她的人身安全，卻并未将自己的決定通知秘密警察。
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預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間學校時，政府的保安人員與她的米爾頓保镖起了沖突。
那時艾柯林特正是貼身護衛組的代理副組長。
他不喜歡看到私人惡霸保镖做政府部門該做的事，卻又不得不承認議員有充分的理由抱怨。
不過他沒有讓問題惡化，反而請米爾頓安保總裁吃飯。
他們一緻認為情況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預料的還嚴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僅有做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訓練，甚至還有更好的裝備。
最後他們協議讓阿曼斯基的人擔任保镖，秘密警察則負責犯罪調查與支付酬勞，解決了眼前的問題。
這兩人發現自己都十分欣賞對方，後續幾年當中雙方也合作愉快。
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當他急于請他來吃飯想私下談談，他也願意聽。
但他沒想到阿曼斯基會把一枚點燃的炸彈丢到他腿上。
“你是說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為？” “不，”阿曼斯基說：“你誤會了。
我是說秘密警察當中有一些人涉入這種行為。
我不認為國安局局長允許他們這樣的行為，也不認為有政府的認可。
” 艾柯林特端詳着克裡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輛車牌号碼以KAB開頭的車。
“阿曼斯基……這不是惡作劇吧？” “我倒希望它是。
”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進入總局的辦公室後，仔細地将眼鏡擦拭幹淨。
他頭發斑白，有一雙大耳朵和一張剛毅的臉，隻是此時的表情卻是困惑多于剛毅。
昨天他憂慮了一整夜，不知該如何處理阿曼斯基給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
在瑞典，（幾乎）所有黨派都認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組織，但也同時存有戒心，進而無中生有地編造關于他們的陰謀論。
醜聞确實不少，尤其是左派激進分子當道、出了一些憲法錯誤的七十年代。
但備受批評的秘密警察在經過五次公開調查後，新的一批公職人員誕生了。
他們代表較年輕一派的積極分子，來自國家警察隊伍的經濟、武器與反詐欺等小組，原本就是調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員。
秘密警察已經現代化，特别是憲法保障組也擔負起顯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規定，其任務在于揭發與防範國家的内部安全威脅，即利用暴力、威脅或強迫以圖改變我們的政體、影響具有決策力的政治實體或有關單位的決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個人受憲法保障的權利與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動。
總之，就是捍衛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斷的反民主威脅。
他們主要擔心的是無政府主義與新納粹主義分子，原因是前者堅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後者既然名為納粹，就定義而言便是民主的敵人。
取得法律學位後，艾柯林特成為檢察官，後來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
他起初在貼身護衛小組，後來進入憲法保障組擔任分析師兼主管，最後當上了負責人，總管捍衛瑞典民主的警力。
他自認為是民主人士。
憲法由國會制定，他有責任保護憲法完好無瑕。
瑞典的民主隻奠基于一個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論的權利。
這賦予人民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對任何事都可以表達、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
這項權利涵蓋所有瑞典公民，從住在森林裡的新納粹瘋子到丢石頭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項基本權利，如組織政府的權利、自由結社的權利等，都隻是自由言論權利的實際延伸。
民主能否持續就全看這條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論權的限制由媒體自由法規來規範，其中定義了民主的四點約束：無論創作者認為多麼具有藝術性，皆不得發行兒童色情作品與描繪某些暴力性行為的作品；不得煽動或勸誘他人犯罪；不得中傷或诽謗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國會也同樣規範了媒體自由，其基準在于就社會面與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會限制，也就是構成文明社會框架的社會契約。
立法的精髓主張的是沒有人有權利騷擾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論權與媒體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種機關來确保人民守法。
在瑞典，這項功能分屬于兩個機構。
第一個是檢察總長辦公室，負
阿曼斯基毫無預兆地來電，并堅持邀請他星期六到他利丁粵的住處用晚餐。
他妻子蕾娃準備了美味的炖菜，他們吃得很開心，也彼此客客氣氣地閑聊天。
艾柯林特猜不出阿曼斯基有何用意。
餐後，蕾娃坐到沙發上看電視，留下他們倆在餐桌旁說話。
阿曼斯基這才開始說起莎蘭德的事。
艾柯林特和阿曼斯基是在十二年前，因某位國會女議員受到死亡恐吓而結識的。
當時女議員向黨召集人反應此事，國會保安隊立刻接獲通知，不久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
在當時，貼身護衛組是所有秘密警察單位中預算最低的單位，但國會議員隻要公開出現便會全程受到保護。
至于下班後則隻能自求多福，而這卻也是她最可能遭受攻擊的時間。
于是女議員開始懷疑秘密警察的保護能力。
某天晚上當她回到家，發現有人闖入她家在客廳塗寫淫言穢語，還有在她床上手淫的痕迹。
她随即聘用米爾頓安保負責她的人身安全，卻并未将自己的決定通知秘密警察。
第二天早上，她按照預定行程要前往泰比某間學校時，政府的保安人員與她的米爾頓保镖起了沖突。
那時艾柯林特正是貼身護衛組的代理副組長。
他不喜歡看到私人惡霸保镖做政府部門該做的事，卻又不得不承認議員有充分的理由抱怨。
不過他沒有讓問題惡化，反而請米爾頓安保總裁吃飯。
他們一緻認為情況可能比秘密警察所預料的還嚴重，艾柯林特也了解到阿曼斯基手下的人不僅有做這份工作的技能，而且受到精良的訓練，甚至還有更好的裝備。
最後他們協議讓阿曼斯基的人擔任保镖，秘密警察則負責犯罪調查與支付酬勞，解決了眼前的問題。
這兩人發現自己都十分欣賞對方，後續幾年當中雙方也合作愉快。
艾柯林特很尊重阿曼斯基，當他急于請他來吃飯想私下談談，他也願意聽。
但他沒想到阿曼斯基會把一枚點燃的炸彈丢到他腿上。
“你是說秘密警察涉入重大犯罪行為？” “不，”阿曼斯基說：“你誤會了。
我是說秘密警察當中有一些人涉入這種行為。
我不認為國安局局長允許他們這樣的行為，也不認為有政府的認可。
” 艾柯林特端詳着克裡斯特拍的照片，照片上有名男子坐上一輛車牌号碼以KAB開頭的車。
“阿曼斯基……這不是惡作劇吧？” “我倒希望它是。
” 翌日上午，艾柯林特進入總局的辦公室後，仔細地将眼鏡擦拭幹淨。
他頭發斑白，有一雙大耳朵和一張剛毅的臉，隻是此時的表情卻是困惑多于剛毅。
昨天他憂慮了一整夜，不知該如何處理阿曼斯基給他的信息。
全是令人不快的想法。
在瑞典，（幾乎）所有黨派都認為秘密警察是不可或缺的組織，但也同時存有戒心，進而無中生有地編造關于他們的陰謀論。
醜聞确實不少，尤其是左派激進分子當道、出了一些憲法錯誤的七十年代。
但備受批評的秘密警察在經過五次公開調查後，新的一批公職人員誕生了。
他們代表較年輕一派的積極分子，來自國家警察隊伍的經濟、武器與反詐欺等小組，原本就是調查真正犯罪而非追逐政治幻影的警員。
秘密警察已經現代化，特别是憲法保障組也擔負起顯著的新角色，依政府規定，其任務在于揭發與防範國家的内部安全威脅，即利用暴力、威脅或強迫以圖改變我們的政體、影響具有決策力的政治實體或有關單位的決策方向，或是阻止公民行使個人受憲法保障的權利與自由等等的非法活動。
總之，就是捍衛瑞典民主不受真正的或推斷的反民主威脅。
他們主要擔心的是無政府主義與新納粹主義分子，原因是前者堅持以非暴力方式反抗，而後者既然名為納粹，就定義而言便是民主的敵人。
取得法律學位後，艾柯林特成為檢察官，後來在二十一年前加入秘密警察行列。
他起初在貼身護衛小組，後來進入憲法保障組擔任分析師兼主管，最後當上了負責人，總管捍衛瑞典民主的警力。
他自認為是民主人士。
憲法由國會制定，他有責任保護憲法完好無瑕。
瑞典的民主隻奠基于一個前提：那就是自由言論的權利。
這賦予人民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對任何事都可以表達、可以有想法也可以相信。
這項權利涵蓋所有瑞典公民，從住在森林裡的新納粹瘋子到丢石頭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所有人。
其他每項基本權利，如組織政府的權利、自由結社的權利等，都隻是自由言論權利的實際延伸。
民主能否持續就全看這條律法了。
所有的民主都有其限制，而自由言論權的限制由媒體自由法規來規範，其中定義了民主的四點約束：無論創作者認為多麼具有藝術性，皆不得發行兒童色情作品與描繪某些暴力性行為的作品；不得煽動或勸誘他人犯罪；不得中傷或诽謗他人；不得激起族群仇恨。
國會也同樣規範了媒體自由，其基準在于就社會面與民主面都可接受的社會限制，也就是構成文明社會框架的社會契約。
立法的精髓主張的是沒有人有權利騷擾或羞辱其他任何人。
既然自由言論權與媒體自由都是法律，就需要某種機關來确保人民守法。
在瑞典，這項功能分屬于兩個機構。
第一個是檢察總長辦公室，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