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我的确認識幾個有在工作的：工作與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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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法吸引到其他雇主。
也有可能他們家鄉遭遇洪水，失去一切，特别需要一份工作養家糊口，做什麼都行。
那麼，這還算是“自由”選擇嗎？這些人難道不是被迫（為了有飯吃）做出選擇嗎？ 天主教“解放神學”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盛行。
其代表人物巴西主教多姆·赫爾德·卡馬拉（DomHélderCamara）有一句名言：“當我給窮人食物，他們說我是聖徒，當我問窮人為何沒食物，他們說我是共産黨。
”也許我們偶爾應該像一名“共産黨員”，質問窮人自願從事“惡劣”工作背後的條件是否合理。
[3] 真實數據 強迫勞動 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2012年全球大約有2100萬強迫勞動人口，占全球33億勞動人口的0.6%（或全球總人口的0.3%），0.6個百分點聽起來很小，但實際上這0.6個百分點都是多出來的，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據ILO估計，強迫勞動比例最高的是歐洲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成員國（占人口的0.42%）和非洲（0.4%）。
即使在富國，也有0.15%的人口在做強迫勞動。
2 童工 據ILO估計，全球有1.23億名童工，年齡在5歲到15歲之間，相當于全球勞動人口的3.7%。
然而，這是從全球範圍看的，如果單看某個國家，數據就非常驚人了。
在許多貧窮國家，兒童有一半是童工。
童工人口占兒童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幾内亞比紹，達到57%，第二高是埃塞俄比亞（53%），後面依次是中非共和國、乍得、塞拉利昂和多哥（都在47%到48%）。
其他童工占比高的國家大多在非洲，但也有一些在亞洲和拉美，比如柬埔寨（39%）、尼泊爾（34%）和秘魯（34%）。
童工占比（童工人口占兒童人口的比重）顯然跟貧困有關，但還沒到由貧困決定的程度。
2010年布隆迪的人均收入全球倒數第一，童工占比卻隻有19%，隻是秘魯的一半。
而同一年，秘魯的人均收入是4710美元，是布隆迪的近30倍。
再舉一例。
20世紀60年代，韓國雖然還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卻已經消除了12歲以下的童工問題，這靠的是強力推行小學義務教育。
這些例子表明，貧窮不是童工普遍存在的借口，貧窮最多隻是限制了削減童工的範圍和速度而已。
窮國工時比富國長 在大多數富國，人們每周工作35小時左右（東亞富國則要長一些，日本是42小時，韓國44小時，新加坡46小時）3，是他們的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70—80小時）的一半。
今日窮國工時确實沒有處于同等收入時（18、19世紀）的富國長，卻比今日富國的工時長很多。
有些窮國的平均工時多達每周55小時，比如埃及（55—56小時）和秘魯（53—54小時）。
平均每周工作45—50小時也算長的，比如孟加拉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印度、馬來西亞、墨西哥、巴拉圭、斯裡蘭卡、泰國和土耳其。
這些工作時間數據低估了我們被工作占有的時間（而不是真正“在”工作的時間）。
在那些公共交通差、居住區與上班地點距離遠的國家，通勤時間大大增加，嚴重損害了人們的生活品質。
在南非，大部分城市住的都是白人，貧窮的黑人都住在偏遠城鎮，黑人每天去城市工作，來回可能就要花掉6個小時！另一方面，如今互聯網已在商業應用上普及，許多白領下班後也要繼續工作。
幹旱或洪澇：工時分配的不平等 在看工作時間數據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數據都是平均值。
在許多國家，有些人工作時間過長（ILO的定義是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有健康風險。
其他人則處于與時間相關的不充分就業（time-relatedunderemployment）狀态，也就是即使他們想要全職，也隻有兼職可做。
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人的工作處境。
在發展中國家，許多人處于隐性失業（disguisedunemployment）狀态，也就是他們有工作，但對産出沒啥貢獻，主要是為了獲得微薄收入而已。
比如說在農村，一家人耕種一小塊地；或者說在城市，有很多窮人在非正規部門（informalsector）工作——做點未登記的小生意（比如路邊攤），而且多半是一個人。
他們給自己“創造”工作，往往隻是把乞讨變得不像是乞讨（後面會細講）。
這些人不算失業，因為他們承受不起失業。
工時過長的勞動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亞（51%）和韓國（50%），泰國、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亞也都超過40%。
占比最低的是俄羅斯（3%）、摩爾多瓦（5%）、挪威（5%）和荷蘭（7%）。
實際工作時間有多長：帶薪休假和年工作時間 每周工時看不出人們工作量的全貌。
有些國家的人們每周都工作，而另外一些國家的人們則享有幾周帶薪假期。
在法國和德國，帶薪假期可以長達五周（25個工作日）。
因此，要對不同國家的人均工作量有全面的了解，必須看年工作時間（annualworkinghours，每年工作時間）。
隻有OECD成員國才有年工作時間的數據。
在這些國家中，2011年，年工作時間最短的國家是荷蘭（1382小時）、德國（1406）、挪威（1421）和法國（1482）；年工作時間較長的有韓國（2090）、希臘（2039）、美國（1787）和意大利（1772）。
OECD成員國中也有一些不是富國。
在這些國家中，墨西哥（2250）的年工作時間超過了韓國；4另一個發展中國家智利的年工作時間則為2047小時，介于韓國和希臘之間。
哪個國家的人最“懶”：工作時間的迷思與真相 這些數據表明，我們對一些國家是勤奮還是懶惰的文化刻闆印象是完全錯誤的。
墨西哥人在美國人眼裡是“懶惰的拉丁美洲人”（lazyLatinos）的典型代表，但實際上他們每年的工作時間卻超過了“工蟻”韓國人。
而在OECD成員國中年工作時間最長的12個國家，有5個就是拉美國家。
因此，說拉丁美洲人懶散，工作不努力，就是不符合事實的刻闆印象。
歐債危機期間，希臘人飽受其他歐美國家媒體诋毀，說他們是勤勞的北方人（即南歐以北國家）身上懶惰的“寄生蟲”，但希臘人的年工作時間實際上比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富國都長。
希臘人的工作時間是德國人的1.4倍，荷蘭人的1.5倍，而德國人和荷蘭人一直被認為是工作狂。
意大利人也被認為是“懶惰的地中海人”（lazyMediterraneantypes），然而意大利人的工作時間卻跟美國人一樣長，是他們的德國人鄰居的1.25倍。
為什麼工作越努力越窮？ 一種解釋認為，之所以會形成這些誤解，是因為信息嚴重過時。
就以荷蘭人為例。
在很多人眼裡，荷蘭人至今還是勤勞節儉的清教徒形象。
然而，這種刻闆印象背後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過時。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荷蘭的确是今日富國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幾個之一。
然而，這種狀況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發生變化，60年代以後則變得更快。
如今，荷蘭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懶”的國
也有可能他們家鄉遭遇洪水，失去一切，特别需要一份工作養家糊口，做什麼都行。
那麼，這還算是“自由”選擇嗎？這些人難道不是被迫（為了有飯吃）做出選擇嗎？ 天主教“解放神學”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拉美盛行。
其代表人物巴西主教多姆·赫爾德·卡馬拉（DomHélderCamara）有一句名言：“當我給窮人食物，他們說我是聖徒，當我問窮人為何沒食物，他們說我是共産黨。
”也許我們偶爾應該像一名“共産黨員”，質問窮人自願從事“惡劣”工作背後的條件是否合理。
[3] 真實數據 強迫勞動 據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2012年全球大約有2100萬強迫勞動人口，占全球33億勞動人口的0.6%（或全球總人口的0.3%），0.6個百分點聽起來很小，但實際上這0.6個百分點都是多出來的，本來就不應該存在。
據ILO估計，強迫勞動比例最高的是歐洲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成員國（占人口的0.42%）和非洲（0.4%）。
即使在富國，也有0.15%的人口在做強迫勞動。
2 童工 據ILO估計，全球有1.23億名童工，年齡在5歲到15歲之間，相當于全球勞動人口的3.7%。
然而，這是從全球範圍看的，如果單看某個國家，數據就非常驚人了。
在許多貧窮國家，兒童有一半是童工。
童工人口占兒童人口比重最高的是幾内亞比紹，達到57%，第二高是埃塞俄比亞（53%），後面依次是中非共和國、乍得、塞拉利昂和多哥（都在47%到48%）。
其他童工占比高的國家大多在非洲，但也有一些在亞洲和拉美，比如柬埔寨（39%）、尼泊爾（34%）和秘魯（34%）。
童工占比（童工人口占兒童人口的比重）顯然跟貧困有關，但還沒到由貧困決定的程度。
2010年布隆迪的人均收入全球倒數第一，童工占比卻隻有19%，隻是秘魯的一半。
而同一年，秘魯的人均收入是4710美元，是布隆迪的近30倍。
再舉一例。
20世紀60年代，韓國雖然還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卻已經消除了12歲以下的童工問題，這靠的是強力推行小學義務教育。
這些例子表明，貧窮不是童工普遍存在的借口，貧窮最多隻是限制了削減童工的範圍和速度而已。
窮國工時比富國長 在大多數富國，人們每周工作35小時左右（東亞富國則要長一些，日本是42小時，韓國44小時，新加坡46小時）3，是他們的曾祖父母或高祖父母（70—80小時）的一半。
今日窮國工時确實沒有處于同等收入時（18、19世紀）的富國長，卻比今日富國的工時長很多。
有些窮國的平均工時多達每周55小時，比如埃及（55—56小時）和秘魯（53—54小時）。
平均每周工作45—50小時也算長的，比如孟加拉國、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印度、馬來西亞、墨西哥、巴拉圭、斯裡蘭卡、泰國和土耳其。
這些工作時間數據低估了我們被工作占有的時間（而不是真正“在”工作的時間）。
在那些公共交通差、居住區與上班地點距離遠的國家，通勤時間大大增加，嚴重損害了人們的生活品質。
在南非，大部分城市住的都是白人，貧窮的黑人都住在偏遠城鎮，黑人每天去城市工作，來回可能就要花掉6個小時！另一方面，如今互聯網已在商業應用上普及，許多白領下班後也要繼續工作。
幹旱或洪澇：工時分配的不平等 在看工作時間數據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數據都是平均值。
在許多國家，有些人工作時間過長（ILO的定義是每周工作超過48小時），有健康風險。
其他人則處于與時間相關的不充分就業（time-relatedunderemployment）狀态，也就是即使他們想要全職，也隻有兼職可做。
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人的工作處境。
在發展中國家，許多人處于隐性失業（disguisedunemployment）狀态，也就是他們有工作，但對産出沒啥貢獻，主要是為了獲得微薄收入而已。
比如說在農村，一家人耕種一小塊地；或者說在城市，有很多窮人在非正規部門（informalsector）工作——做點未登記的小生意（比如路邊攤），而且多半是一個人。
他們給自己“創造”工作，往往隻是把乞讨變得不像是乞讨（後面會細講）。
這些人不算失業，因為他們承受不起失業。
工時過長的勞動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亞（51%）和韓國（50%），泰國、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亞也都超過40%。
占比最低的是俄羅斯（3%）、摩爾多瓦（5%）、挪威（5%）和荷蘭（7%）。
實際工作時間有多長：帶薪休假和年工作時間 每周工時看不出人們工作量的全貌。
有些國家的人們每周都工作，而另外一些國家的人們則享有幾周帶薪假期。
在法國和德國，帶薪假期可以長達五周（25個工作日）。
因此，要對不同國家的人均工作量有全面的了解，必須看年工作時間（annualworkinghours，每年工作時間）。
隻有OECD成員國才有年工作時間的數據。
在這些國家中，2011年，年工作時間最短的國家是荷蘭（1382小時）、德國（1406）、挪威（1421）和法國（1482）；年工作時間較長的有韓國（2090）、希臘（2039）、美國（1787）和意大利（1772）。
OECD成員國中也有一些不是富國。
在這些國家中，墨西哥（2250）的年工作時間超過了韓國；4另一個發展中國家智利的年工作時間則為2047小時，介于韓國和希臘之間。
哪個國家的人最“懶”：工作時間的迷思與真相 這些數據表明，我們對一些國家是勤奮還是懶惰的文化刻闆印象是完全錯誤的。
墨西哥人在美國人眼裡是“懶惰的拉丁美洲人”（lazyLatinos）的典型代表，但實際上他們每年的工作時間卻超過了“工蟻”韓國人。
而在OECD成員國中年工作時間最長的12個國家，有5個就是拉美國家。
因此，說拉丁美洲人懶散，工作不努力，就是不符合事實的刻闆印象。
歐債危機期間，希臘人飽受其他歐美國家媒體诋毀，說他們是勤勞的北方人（即南歐以北國家）身上懶惰的“寄生蟲”，但希臘人的年工作時間實際上比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富國都長。
希臘人的工作時間是德國人的1.4倍，荷蘭人的1.5倍，而德國人和荷蘭人一直被認為是工作狂。
意大利人也被認為是“懶惰的地中海人”（lazyMediterraneantypes），然而意大利人的工作時間卻跟美國人一樣長，是他們的德國人鄰居的1.25倍。
為什麼工作越努力越窮？ 一種解釋認為，之所以會形成這些誤解，是因為信息嚴重過時。
就以荷蘭人為例。
在很多人眼裡，荷蘭人至今還是勤勞節儉的清教徒形象。
然而，這種刻闆印象背後依靠的信息至少是50年前的，甚至是80年前的，非常過時。
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荷蘭的确是今日富國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幾個之一。
然而，這種狀況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發生變化，60年代以後則變得更快。
如今，荷蘭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懶”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