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劇中人：誰是經濟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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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的銀寶（Lurpak）生産黃油，Lactofree生産無乳糖乳品；美國藍多湖（LandO'Lake）公司，一家以美國明尼蘇達州奶農為主的合作社；阿牟爾（Amul）乳業集團，一家印度奶農合作社。
一人一票：合作社的決策規則 既然是會員組織，合作社的決策采用的就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像一般大公司一樣，采用一元（股）一票制。
這種決策在股東所有的公司中是無法想象的。
蒙德拉貢聯合集團的薪酬制度很出名，高管社員的工資，也隻是工資最低的基層社員的3到9倍而已。
确切的薪資比由每一位社員投票決定。
相比之下，美國企業最高層經理人的所有薪資至少是員工平均工資（注意：不是最低工資）的300到400倍。
[2]有些合作社還實行輪崗，讓每個員工都具有公司各層級的工作經驗。
許多工人不再像個人那樣做決策 在現代經濟體中，至少有一些工人不再作為個人在做經濟決策。
許多工人加入工會（tradeunions,orlabourunions），他們之間不再是彼此競争的個人，而是作為一個集體，去跟雇主談判，争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
3 在一些國家，工會被認為是反生産的，阻礙了科技進步和組織變遷。
而另一些國家則把工會當成各行各業天生的合作夥伴。
瑞典汽車制造商沃爾沃（Volvo），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收購了韓國三星的重工建築設備分部。
據說收購後，沃爾沃讓三星的員工成立工會（三星一直都實行臭名昭著的“無工會”政策），因為如果沒有工會可以磋商，瑞典的經理人都不知道怎麼管理公司！ 像合作社一樣，工會也是會員組織，也通過會員一人一票制做決策。
而這些企業往往又組成全國總工會，比如南非的工會大會（COSATU）、英國的勞工聯合會議（TUC）。
許多國家還不止一個國家層面的工會，往往按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劃分。
比如韓國就有兩個總工會，法國則多達五個。
在一些國家，企業工會也會一起組成行業工會。
其中最出名的有德國金屬行業工會IGMetall、美國汽車行業工會UAW。
IGMetall的影響力已經超出金屬相關行業了（包括非常重要的汽車産業），因為作為最強大的工會，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引領其他工會的走向。
工會甚至能參與政治決策 在許多歐洲國家，比如瑞典、芬蘭、挪威、冰島、奧地利、德國、愛爾蘭和瑞士，工會也是國家決策的重要參與者。
參與的決策不限于像工資、工作條件和培訓這樣明顯跟勞動相關的領域，還涉及福利政策、通脹調控和産業重組。
一些國家之所以有這種安排，是因為加入工會的工人比例非常高。
像冰島、芬蘭和瑞典，70%的工人加入工會。
對比一下你會更直觀：在美國，這個比率隻有11%左右。
不過，加入工會的比率（被稱為“工會密度”）并沒有完全解釋這些安排。
比如，在意大利和英國，加入工會的工人比例（意大利約為35%，英國約為25%）都比德國和荷蘭（都低于20%）高，但意大利和英國工會對國家決策的影響卻要比德國和荷蘭工會小很多。
政治體制（比如政黨與工會的親疏關系）和政治文化（比如共識還是對抗）也很重要。
政府是最重要的經濟參與者 在所有國家，隻要不是無政府狀态（寫這本書時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索馬裡），政府都是最重要的經濟參與者，沒有之一。
我們在第11章會詳細讨論，現在先講個大概。
在大多數國家，政府都是最大的雇主，有些國家的政府雇員甚至占到全國就業人口的25%。
[3]政府支出占全國總産出的10%到55%。
一般來說，這個比率在富國往往較高。
許多國家的政府擁有并運營國有企業（SOE）。
這些國有企業的産出一般占全國總産出的10%，在一些國家（如新加坡）或地區（如中國台灣）甚至超過15%。
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創造、關閉或管制市場，影響其他經濟參與者的行為，對應的例子分别有：創造污染許可證交易市場，廢除奴隸制，以及制定跟工時、工作條件相關的法律。
政府如何做決策：妥協，妥協（與遊說） 政府決策程序的複雜程度，要遠遠超過股權結構最複雜的大企業。
這是因為它做的事情比一個企業多多了；而且跟企業相比，它必須顧及的經濟參與者要多很多，這些參與者的目标差異也要大得多。
即使是一黨專政國家，政府在做決策時，也沒法像企業決策中的多數一樣不顧少數利益。
除非像柬埔寨波爾布特（PolPot）政權這樣極端的例子，否則一黨專政下也有派系，而且派系之間的競争可能非常激烈。
在民主國家，政府決策更複雜。
理論上，多數黨能夠強加他們的意志到社會上。
有時候确實是這樣，但在許多國家，議會多數黨是由幾個獨立政黨組成的聯盟，因此各黨派時常要有所妥協。
如果大家看過丹麥電視劇《謀殺》（TheKilling）、《權力的堡壘》（Borgen）就會理解這一點了。
就算政治家已從大體上做出政策決定，政策的具體細節也要由公務員或官僚起草和執行。
這些人有自己的決策規則，跟企業一樣按等級劃分，而不是像議會一樣共同審議。
各種各樣的團體會遊說政客和官僚選擇特定的政策。
一些團體的遊說都隻為單個目标，聚焦在特定的議題上，比如環境。
在一些國家，工會也對政客有直接影響。
不過，對政府決策影響最大的，還是大企業。
有些國家比如美國，對企業遊說沒什麼限制，企業對政策的影響非常大。
美國政治評論員吉姆·海托華曾經說過：“企業不必遊說政府了，他們就是政府。
”這句話是有點誇張，但也沒那麼誇張。
有錢的國際組織：世界銀行、IMF及其他 有些國家組織很重要——我該怎麼說呢，他們很有錢。
世界銀行和其他“區域性”多邊銀行，主要由富國政府所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
[4]從他們那裡借錢，會比民營銀行的利息低，償還期也要更長。
IMF則為陷入金融危機、無法從市場借到錢的國家提供大規模短期貸款。
世界銀行、IMF和其他類似的多邊金融機構在放款時都要求貸款國采取特定的經濟政策。
我們得承認，所有借款人借款時都會有附加條件，隻不過世界銀行和IMF的條件總是挨批評：那些條件對富國雖說很不錯，但不見得對借款國有幫助。
這是因為這些機構實行一美元一票制。
他們的股份大部分在富國手上，因此富國能夠決定做什麼。
更重要的是，美國在世界銀行和IMF擁有實際上的否決權，因為世界銀行和IMF最重要的決策需要獲得85%的票數才能通過，而美國剛好擁有18%的股份（超過15%）。
制定規則的國際組織：WTO和國際清算銀行 一些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很大，因為他們有制定規則的權力。
4比如國際清算銀行（BIS），它就負責制定全球金融監管規則。
但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制定規則的國際組織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WTO為國際經濟互動制定規則，這些互動包括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甚至跨境知識産權保護，如專利和版權。
很重要的一點是，它是唯一采用一國一票制的國際組織。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數量上占優勢，因此理論上，發展中國家能夠主導國際事務。
然而很不幸，在實踐中，WTO幾乎不通過投票表決任何事。
富國使用各種非正式影響（比如拿削減國外援助威脅不配合的窮國）避免了投票。
推廣理念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機構和國際勞工組織 一些國際組織影響我們的經濟生活，是因為這些組織賦予某些理念以合理性。
許多聯合國下屬機構或專門機構就屬于
一人一票：合作社的決策規則 既然是會員組織，合作社的決策采用的就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像一般大公司一樣，采用一元（股）一票制。
這種決策在股東所有的公司中是無法想象的。
蒙德拉貢聯合集團的薪酬制度很出名，高管社員的工資，也隻是工資最低的基層社員的3到9倍而已。
确切的薪資比由每一位社員投票決定。
相比之下，美國企業最高層經理人的所有薪資至少是員工平均工資（注意：不是最低工資）的300到400倍。
[2]有些合作社還實行輪崗，讓每個員工都具有公司各層級的工作經驗。
許多工人不再像個人那樣做決策 在現代經濟體中，至少有一些工人不再作為個人在做經濟決策。
許多工人加入工會（tradeunions,orlabourunions），他們之間不再是彼此競争的個人，而是作為一個集體，去跟雇主談判，争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
3 在一些國家，工會被認為是反生産的，阻礙了科技進步和組織變遷。
而另一些國家則把工會當成各行各業天生的合作夥伴。
瑞典汽車制造商沃爾沃（Volvo），在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收購了韓國三星的重工建築設備分部。
據說收購後，沃爾沃讓三星的員工成立工會（三星一直都實行臭名昭著的“無工會”政策），因為如果沒有工會可以磋商，瑞典的經理人都不知道怎麼管理公司！ 像合作社一樣，工會也是會員組織，也通過會員一人一票制做決策。
而這些企業往往又組成全國總工會，比如南非的工會大會（COSATU）、英國的勞工聯合會議（TUC）。
許多國家還不止一個國家層面的工會，往往按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劃分。
比如韓國就有兩個總工會，法國則多達五個。
在一些國家，企業工會也會一起組成行業工會。
其中最出名的有德國金屬行業工會IGMetall、美國汽車行業工會UAW。
IGMetall的影響力已經超出金屬相關行業了（包括非常重要的汽車産業），因為作為最強大的工會，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引領其他工會的走向。
工會甚至能參與政治決策 在許多歐洲國家，比如瑞典、芬蘭、挪威、冰島、奧地利、德國、愛爾蘭和瑞士，工會也是國家決策的重要參與者。
參與的決策不限于像工資、工作條件和培訓這樣明顯跟勞動相關的領域，還涉及福利政策、通脹調控和産業重組。
一些國家之所以有這種安排，是因為加入工會的工人比例非常高。
像冰島、芬蘭和瑞典，70%的工人加入工會。
對比一下你會更直觀：在美國，這個比率隻有11%左右。
不過，加入工會的比率（被稱為“工會密度”）并沒有完全解釋這些安排。
比如，在意大利和英國，加入工會的工人比例（意大利約為35%，英國約為25%）都比德國和荷蘭（都低于20%）高，但意大利和英國工會對國家決策的影響卻要比德國和荷蘭工會小很多。
政治體制（比如政黨與工會的親疏關系）和政治文化（比如共識還是對抗）也很重要。
政府是最重要的經濟參與者 在所有國家，隻要不是無政府狀态（寫這本書時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索馬裡），政府都是最重要的經濟參與者，沒有之一。
我們在第11章會詳細讨論，現在先講個大概。
在大多數國家，政府都是最大的雇主，有些國家的政府雇員甚至占到全國就業人口的25%。
[3]政府支出占全國總産出的10%到55%。
一般來說，這個比率在富國往往較高。
許多國家的政府擁有并運營國有企業（SOE）。
這些國有企業的産出一般占全國總産出的10%，在一些國家（如新加坡）或地區（如中國台灣）甚至超過15%。
同時，政府可以通過創造、關閉或管制市場，影響其他經濟參與者的行為，對應的例子分别有：創造污染許可證交易市場，廢除奴隸制，以及制定跟工時、工作條件相關的法律。
政府如何做決策：妥協，妥協（與遊說） 政府決策程序的複雜程度，要遠遠超過股權結構最複雜的大企業。
這是因為它做的事情比一個企業多多了；而且跟企業相比，它必須顧及的經濟參與者要多很多，這些參與者的目标差異也要大得多。
即使是一黨專政國家，政府在做決策時，也沒法像企業決策中的多數一樣不顧少數利益。
除非像柬埔寨波爾布特（PolPot）政權這樣極端的例子，否則一黨專政下也有派系，而且派系之間的競争可能非常激烈。
在民主國家，政府決策更複雜。
理論上，多數黨能夠強加他們的意志到社會上。
有時候确實是這樣，但在許多國家，議會多數黨是由幾個獨立政黨組成的聯盟，因此各黨派時常要有所妥協。
如果大家看過丹麥電視劇《謀殺》（TheKilling）、《權力的堡壘》（Borgen）就會理解這一點了。
就算政治家已從大體上做出政策決定，政策的具體細節也要由公務員或官僚起草和執行。
這些人有自己的決策規則，跟企業一樣按等級劃分，而不是像議會一樣共同審議。
各種各樣的團體會遊說政客和官僚選擇特定的政策。
一些團體的遊說都隻為單個目标，聚焦在特定的議題上，比如環境。
在一些國家，工會也對政客有直接影響。
不過，對政府決策影響最大的，還是大企業。
有些國家比如美國，對企業遊說沒什麼限制，企業對政策的影響非常大。
美國政治評論員吉姆·海托華曾經說過：“企業不必遊說政府了，他們就是政府。
”這句話是有點誇張，但也沒那麼誇張。
有錢的國際組織：世界銀行、IMF及其他 有些國家組織很重要——我該怎麼說呢，他們很有錢。
世界銀行和其他“區域性”多邊銀行，主要由富國政府所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
[4]從他們那裡借錢，會比民營銀行的利息低，償還期也要更長。
IMF則為陷入金融危機、無法從市場借到錢的國家提供大規模短期貸款。
世界銀行、IMF和其他類似的多邊金融機構在放款時都要求貸款國采取特定的經濟政策。
我們得承認，所有借款人借款時都會有附加條件，隻不過世界銀行和IMF的條件總是挨批評：那些條件對富國雖說很不錯，但不見得對借款國有幫助。
這是因為這些機構實行一美元一票制。
他們的股份大部分在富國手上，因此富國能夠決定做什麼。
更重要的是，美國在世界銀行和IMF擁有實際上的否決權，因為世界銀行和IMF最重要的決策需要獲得85%的票數才能通過，而美國剛好擁有18%的股份（超過15%）。
制定規則的國際組織：WTO和國際清算銀行 一些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很大，因為他們有制定規則的權力。
4比如國際清算銀行（BIS），它就負責制定全球金融監管規則。
但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制定規則的國際組織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WTO為國際經濟互動制定規則，這些互動包括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甚至跨境知識産權保護，如專利和版權。
很重要的一點是，它是唯一采用一國一票制的國際組織。
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數量上占優勢，因此理論上，發展中國家能夠主導國際事務。
然而很不幸，在實踐中，WTO幾乎不通過投票表決任何事。
富國使用各種非正式影響（比如拿削減國外援助威脅不配合的窮國）避免了投票。
推廣理念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機構和國際勞工組織 一些國際組織影響我們的經濟生活，是因為這些組織賦予某些理念以合理性。
許多聯合國下屬機構或專門機構就屬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