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百花齊放：如何“做”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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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ernality）。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有理由對産生負外部性的工廠收取污染稅或進行管制（比如對超出污水排放額度部分進行罰款），促使工廠減少污染。
同理，也有一些經濟活動具有正外部性，比如企業的研發（R&D）。
由于研發産生的新知識能夠被其他人所用，研發創造的總價值超過企業利用它産生的收益。
因此，政府應當補貼進行研發的企業或個人，這樣他們才會做出更多研發，造福社會。
庇古的外部性理論還被用于其他方面的市場失靈，這個我會在第11章讨論。
另一個發展出現在1930年代，雖然隻是對帕累托标準的小修正，但同樣重要。
這個理論發展叫補償原理（compensationprinciple）：如果某個改變對受益者的總收益在補償所有受害者的損失之後還有剩餘，那麼就算它有違帕累托标準（也就是損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它也可能是一種社會改進。
有了這個原理，新古典經濟學家就可以為損害某些人利益的改變背書了，隻要能夠補償所有損失，從而避免陷入帕累托标準的極端保守主義傾向。
然而問題在于，現實中補償很少兌現。
[9] 反革命：自由市場論的複興 經過這兩個發展，按道理新古典學派沒有理由再繼續推崇自由市場政策了。
的确，在20世紀30—70年代，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
然而，當今新古典經濟學家中有自由市場傾向的占絕大多數。
之所以會這樣，更多的是因為80年代之後的政治轉向，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識不到自由市場的局限。
單看理論的話，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古典經濟學家用于反對自由市場政策的“彈藥”反而更充足了。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喬治·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和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創立的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
信息經濟學解釋了為什麼信息不對稱（asymmetricinformation）——市場交換中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的情況——導緻市場失靈甚至消失。
7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一些否認市場可能失靈的理論，比如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理論或者金融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假說”。
這些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因此政府不應該幹預。
用更學術的語言來說就是，經濟行為人（economicagents）是理性的，因此市場結果是有效率的。
與此同時，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論也有所發展，它認為，市場失靈本身并不能證明政府幹預就合理，因為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還要嚴重（更多讨論，參見第11章）。
新古典學派的優點：精确、用途廣泛 新古典學派有一些獨有的優點。
它堅持将現象分解到個人層面，因此，其論述精确度高，邏輯也很清晰。
同時，它的用途很廣，能為持不同政見的人所用。
這世上幾乎沒有“右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派”的奧地利學派學者，但卻有許多“左派”新古典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和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和非常“右派”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加裡·貝克爾（GaryBecker）。
講得誇張一點，隻要你足夠聰明，你能用新古典經濟學為任何政府政策、企業戰略或個人行為辯護。
新古典學派的缺點：脫離現實的個體、過于接受現狀、忽視生産 新古典學派假設人是自私和理性的，這點受到許多批評。
替戰友擋子彈的士兵并不自私，受過高等教育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竟然相信金融永遠繁榮的童話（直到2008年），他們一點也不理性。
有太多的證據可以反駁這個假設（更多内容請參見第5章）。
另外，新古典經濟學過于接受現狀。
在分析個人選擇時，它将社會基本結構，也就是對财富和權力的分配，視為既定事實。
這樣一來，它所見到的選擇，就隻是不改變社會基本結構的那些。
比如，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包括“自由派”的克魯格曼，都認為我們不該批評窮國的低薪工廠，因為如果沒有他們提供的工作，可能就沒工作了。
如果将基本的社會經濟結構視為不變，那确實說的沒錯。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改變結構本身，就有很多其他的選擇來替代那些低薪工作。
我們可以制定新的勞動法保障工人權利，進行土地改革以減少工廠廉價勞動力的供給（比如農村人口不外流），或者通過産業政策創造高技能工人的就業機會。
這樣一來，工人就不是在低薪和無工作之間做選擇，而是在低薪和高薪之間做選擇了。
新古典學派專注在交換和消費，忽視了生産，而後者是經濟的一大組成部分——對許多學派來說，生産是最重要的部分。
制度學派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Coase）在1991年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上就貶損了新古典經濟學一頓，說它隻适合分析“在森林邊緣拿胡桃交換草莓的孤獨個體”。
馬克思主義學派 一句話總結：資本主義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引擎，但它終将崩潰，因為私有财産權終有一天會成為進步的阻礙。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源于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從1848年跟他的精神夥伴和經濟資助人恩格斯合著的《共産黨宣言》開始，到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結束。
8後來，它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先是在德國、奧地利（19世紀末），然後在蘇聯（20世紀初）。
[10]更新近的發展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
勞動價值論、階級和生産：古典學派真正的繼承者 正如之前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繼承了古典學派的許多元素。
在許多方面，它比号稱古典學派接班人的新古典學派更忠實于古典學派的信條。
它從古典學派那裡繼承了勞動價值論，新古典學派則明确拒絕接受；它重視生産，新古典學派則隻關注消費和交換；它認為一個經濟體由階級組成，而不是個體，這個也是古典學派的核心觀點，但新古典學派摒棄了。
馬克思及其追随者繼承了古典學派，發展出一種跟新古典學派這個“同父異母兄弟”非常不同的經濟學。
以生産為中心 古典學派認為生産是經濟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學派更進一步，認為“生産是……社會制度的基礎”（恩格斯語）。
每個社會都有各自的經濟基礎（base），或者說生産方式（modeofproduction）。
這個基礎由生産力（forcesofproduction）和生産關系（relationsofproduction）組成。
生産力包括科學技術、機器和勞動技能；生産關系指的是财産權、雇傭關系和勞動分工。
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是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包括文化、政治和人類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們反過來又影響經濟的運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可能是第一個系統探究制度在經濟學中的角色的經濟學家，預示着制度學派的興起。
馬克思主義學派進一步發展了亞當·斯密的“發展階段”論，認為社會是在一系列的曆史階段（根據生産方式劃分）中不斷演進的，這些階段依次是：原始共産主義（部落社會），奴隸制（比如希臘和羅馬），封建制（地主控制着半奴或農奴，讓其緊緊依附于土地），資本主義，共産主義。
[11]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隻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已，最終，我們還是要走向共産主義階段。
馬克思主義學派用曆史眼光看經濟問題，跟新古典學派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新古典學派眼中，“經濟”問題就是效用如何最大化的問題，對所有時空環境下的個人都一樣，不管是荒島上的魯濱孫·克魯索，還是中世紀歐洲集市上的小販，抑或是21世紀的坦桑尼亞小農和富裕的德國消費者。
階級鬥争與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崩潰 古典學派認為階級是社會的基礎，而馬克思主義學派更進一步，認為階級沖突（classconflicts）是曆史的核心驅動力。
《共産黨宣言》開篇就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
”此外，馬克思主義學派不像古典學派一樣将工人階級視為被動的實體，而是賦予它積極的曆史角色。
古典經濟學家眼裡的工人，是簡單到甚至沒法控生理沖動的靈魂。
隻要經濟擴張，市場勞動力需求增加，工人工資因而提高，工人就會生更多的孩子。
這意味着将來會有更多的工人進入市場，将工資重新拉低到僅能維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
那些經濟學家相信，他們一生都會過得很悲慘，除非他們學會克制，不再生那麼多小孩——但經濟學家認為這不大可能，因為這是由他們的本性決定的。
馬克思的看法則完全不同。
在他看來，工人并不是古典學派眼裡毫無力量的“擁擠的大衆”（huddledmass），而是社會變革的積極推動者，他稱他們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在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的工廠中，嚴酷的等級制度讓工人練就了強大的組織能力和嚴明的紀律。
馬克思并不相信工人可以僅憑意志就能發動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時機必須成熟才行。
隻有等資本主義已經充分發展，導緻對整個系統的技術要求（生産力）和它的制度（生産關系）之間的沖突升級，推翻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為了能在無休止的競争中生存下來，資本家會不斷地投資和創新，這推動了科技的不斷發展。
科技不斷發展，勞動分工就變得越來越像“社群”（social），資本主義企業互為賣家和買家，越來越依賴對方。
在這些相互依存的企業之間，協調活動越來越必要，可是由于生産資料采用私有制，協調變得非常困難，甚至已經不可能。
這樣下去的後果就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緻它的崩潰。
資本主義會被社會主義取代，由中央計劃的權威來充分協調所有相關企業的活動，企業則歸所有工人集體所有。
特點：企業理論，工作和技術進步 馬克思主義學派對資本主義最終因不堪自身重負而崩潰的預言還沒有成真。
資本主義自我改良的能力，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預測。
社會主義也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興起，而是在幾乎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的俄國和中國。
由于馬克思主義學派一直跟政治交織在一起，這樣就導緻許多追随者盲目相信。
社會主義陣營的挫折，正好表明在如何組織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上，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出的藥方存在不足。
盡管有這些局限，馬克思主義學派在資本主義運作上仍然貢獻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見。
馬克思是第一個關注企業與市場差異的經濟學家。
企業和市場是資本主義兩大制度。
企業是等級分明的計劃秩序；市場是自由自發秩序。
他将資本主義企業描述為無政府市場海洋上的一個個理性計劃孤島。
此外，在大多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還在反對有限責任這個理念的時候，他就已經預見到股東衆多的大型有限責任公司——當時叫“合股公司”（jointstockcompanies）——會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角。
跟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注意到了工作本身的意義。
他們認為工作不隻是為了賺錢消費而不得不忍受的負效用。
他相信，工作能夠讓人類發揮他們與生俱來的創造力。
他批評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等級結構，認為它阻止了這種創造力的發揮。
他強調，分工越細工作内容就越重複，這樣的工作會扼殺人性，乏味到令人頭腦麻木。
有意思的是，亞當·斯密在稱贊勞動分工對生産具有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在擔心這種碎片化的工作會對工人造成負面影響。
最後一點也很重要，馬克思也是第一個真正理解科技創新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并把它作為其理論核心的經濟學家。
發展主義傳統 一句話總結：如果一切都留給市場來做，落後經濟體就無法發展。
被忽視的傳統 有一個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也很少在經濟思想史書籍中被提起的傳統，它比古典學派還要古老，我稱之為發展主義傳統（Developmentalisttradition），它誕生于16世紀末17世紀初。
我之所以不稱它為學派（school），是因為學派表明它有明确的創始人和追随者，也有清晰的核心理論。
發展主義傳統則非常分散，理論的靈感來源很多，知識譜系也很複雜，因此稱不上“學派”。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這個傳統的興起靠的是政策制定者。
[12]而政策制定者關心的是真實世界的問題，而不是理論的純度。
他們以務實的态度對不同理念進行折中，當然，其中有一些人也做出了重大的原創貢獻。
然而，這個傳統不會因為它不是學派而有損自身的重要性。
就對真實世界的影響來說，發展主義傳統可能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傳統。
人類曆史上幾乎所有成功的經濟發展經驗，背後靠的都是發展主義傳統，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狹隘理性主義。
從18世紀的英國，到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再到今日，都是如此。
9 要克服經濟落後，就要提高生産能力 發展主義傳統專注于幫助經濟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追上更發達的國家。
對屬于這個傳統的經濟學家來說，經濟發展并不僅僅是增加收入這麼簡單——挖到石油或鑽石就可以實現，而是要獲得更複雜的生産能力（productivecapabilities），即運用（或發展）（新）科技和（新）組織來從事生産的能力。
發展主義傳統認為，一些經濟活動比如高科技制造業，比其他經濟活動更能發展一國的生産能力。
然而，由于這些活動先進經濟體的企業已經在做了，也就沒法在落後經濟體中自然發展了。
除非政府幹預，使用關稅、補貼和管制加以扶持和促進這些活動，不然自由市場會不斷将它拽回它原來擅長的領域，也就是依賴自然資源或廉價勞動力的低生産力活動。
10發展主義傳統強調，哪些活動可取，哪些政策适合，都要視具體的時空背景而定。
昨日的高科技行業（比如18世紀的紡織業）可能就是今天沒前途的夕陽産業，對發達經濟體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貿易）對欠發達國家可能反而有害。
早期發展主義傳統：重商主義、幼稚産業理論和德國曆史學派 雖然發展主義傳統的政策實踐開始得很早（比如1485—1509年在位的亨利七世時代），但它的理論論述要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才出現。
比如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經濟學家喬瓦尼·博特羅（GiovanniBotero）和安東尼奧·塞拉（AntonioSerra）就強調，政府應該促進制造活動。
今天我們一談到17、18世紀的發展主義——重商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有理由對産生負外部性的工廠收取污染稅或進行管制（比如對超出污水排放額度部分進行罰款），促使工廠減少污染。
同理，也有一些經濟活動具有正外部性，比如企業的研發（R&D）。
由于研發産生的新知識能夠被其他人所用，研發創造的總價值超過企業利用它産生的收益。
因此，政府應當補貼進行研發的企業或個人，這樣他們才會做出更多研發，造福社會。
庇古的外部性理論還被用于其他方面的市場失靈，這個我會在第11章讨論。
另一個發展出現在1930年代，雖然隻是對帕累托标準的小修正，但同樣重要。
這個理論發展叫補償原理（compensationprinciple）：如果某個改變對受益者的總收益在補償所有受害者的損失之後還有剩餘，那麼就算它有違帕累托标準（也就是損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它也可能是一種社會改進。
有了這個原理，新古典經濟學家就可以為損害某些人利益的改變背書了，隻要能夠補償所有損失，從而避免陷入帕累托标準的極端保守主義傾向。
然而問題在于，現實中補償很少兌現。
[9] 反革命：自由市場論的複興 經過這兩個發展，按道理新古典學派沒有理由再繼續推崇自由市場政策了。
的确，在20世紀30—70年代，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
然而，當今新古典經濟學家中有自由市場傾向的占絕大多數。
之所以會這樣，更多的是因為80年代之後的政治轉向，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識不到自由市場的局限。
單看理論的話，20世紀80年代以後，新古典經濟學家用于反對自由市場政策的“彈藥”反而更充足了。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喬治·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和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創立的信息經濟學（information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
信息經濟學解釋了為什麼信息不對稱（asymmetricinformation）——市場交換中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的情況——導緻市場失靈甚至消失。
7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也提出了一些否認市場可能失靈的理論，比如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理論或者金融經濟學的“有效市場假說”。
這些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因此政府不應該幹預。
用更學術的語言來說就是，經濟行為人（economicagents）是理性的，因此市場結果是有效率的。
與此同時，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論也有所發展，它認為，市場失靈本身并不能證明政府幹預就合理，因為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還要嚴重（更多讨論，參見第11章）。
新古典學派的優點：精确、用途廣泛 新古典學派有一些獨有的優點。
它堅持将現象分解到個人層面，因此，其論述精确度高，邏輯也很清晰。
同時，它的用途很廣，能為持不同政見的人所用。
這世上幾乎沒有“右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派”的奧地利學派學者，但卻有許多“左派”新古典經濟學家如斯蒂格利茨和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和非常“右派”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Buchanan）和加裡·貝克爾（GaryBecker）。
講得誇張一點，隻要你足夠聰明，你能用新古典經濟學為任何政府政策、企業戰略或個人行為辯護。
新古典學派的缺點：脫離現實的個體、過于接受現狀、忽視生産 新古典學派假設人是自私和理性的，這點受到許多批評。
替戰友擋子彈的士兵并不自私，受過高等教育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竟然相信金融永遠繁榮的童話（直到2008年），他們一點也不理性。
有太多的證據可以反駁這個假設（更多内容請參見第5章）。
另外，新古典經濟學過于接受現狀。
在分析個人選擇時，它将社會基本結構，也就是對财富和權力的分配，視為既定事實。
這樣一來，它所見到的選擇，就隻是不改變社會基本結構的那些。
比如，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包括“自由派”的克魯格曼，都認為我們不該批評窮國的低薪工廠，因為如果沒有他們提供的工作，可能就沒工作了。
如果将基本的社會經濟結構視為不變，那确實說的沒錯。
但是，如果我們願意改變結構本身，就有很多其他的選擇來替代那些低薪工作。
我們可以制定新的勞動法保障工人權利，進行土地改革以減少工廠廉價勞動力的供給（比如農村人口不外流），或者通過産業政策創造高技能工人的就業機會。
這樣一來，工人就不是在低薪和無工作之間做選擇，而是在低薪和高薪之間做選擇了。
新古典學派專注在交換和消費，忽視了生産，而後者是經濟的一大組成部分——對許多學派來說，生産是最重要的部分。
制度學派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Coase）在1991年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上就貶損了新古典經濟學一頓，說它隻适合分析“在森林邊緣拿胡桃交換草莓的孤獨個體”。
馬克思主義學派 一句話總結：資本主義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引擎，但它終将崩潰，因為私有财産權終有一天會成為進步的阻礙。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源于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從1848年跟他的精神夥伴和經濟資助人恩格斯合著的《共産黨宣言》開始，到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結束。
8後來，它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先是在德國、奧地利（19世紀末），然後在蘇聯（20世紀初）。
[10]更新近的發展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美。
勞動價值論、階級和生産：古典學派真正的繼承者 正如之前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繼承了古典學派的許多元素。
在許多方面，它比号稱古典學派接班人的新古典學派更忠實于古典學派的信條。
它從古典學派那裡繼承了勞動價值論，新古典學派則明确拒絕接受；它重視生産，新古典學派則隻關注消費和交換；它認為一個經濟體由階級組成，而不是個體，這個也是古典學派的核心觀點，但新古典學派摒棄了。
馬克思及其追随者繼承了古典學派，發展出一種跟新古典學派這個“同父異母兄弟”非常不同的經濟學。
以生産為中心 古典學派認為生産是經濟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學派更進一步，認為“生産是……社會制度的基礎”（恩格斯語）。
每個社會都有各自的經濟基礎（base），或者說生産方式（modeofproduction）。
這個基礎由生産力（forcesofproduction）和生産關系（relationsofproduction）組成。
生産力包括科學技術、機器和勞動技能；生産關系指的是财産權、雇傭關系和勞動分工。
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是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包括文化、政治和人類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們反過來又影響經濟的運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可能是第一個系統探究制度在經濟學中的角色的經濟學家，預示着制度學派的興起。
馬克思主義學派進一步發展了亞當·斯密的“發展階段”論，認為社會是在一系列的曆史階段（根據生産方式劃分）中不斷演進的，這些階段依次是：原始共産主義（部落社會），奴隸制（比如希臘和羅馬），封建制（地主控制着半奴或農奴，讓其緊緊依附于土地），資本主義，共産主義。
[11]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隻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已，最終，我們還是要走向共産主義階段。
馬克思主義學派用曆史眼光看經濟問題，跟新古典學派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新古典學派眼中，“經濟”問題就是效用如何最大化的問題，對所有時空環境下的個人都一樣，不管是荒島上的魯濱孫·克魯索，還是中世紀歐洲集市上的小販，抑或是21世紀的坦桑尼亞小農和富裕的德國消費者。
階級鬥争與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崩潰 古典學派認為階級是社會的基礎，而馬克思主義學派更進一步，認為階級沖突（classconflicts）是曆史的核心驅動力。
《共産黨宣言》開篇就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
”此外，馬克思主義學派不像古典學派一樣将工人階級視為被動的實體，而是賦予它積極的曆史角色。
古典經濟學家眼裡的工人，是簡單到甚至沒法控生理沖動的靈魂。
隻要經濟擴張，市場勞動力需求增加，工人工資因而提高，工人就會生更多的孩子。
這意味着将來會有更多的工人進入市場，将工資重新拉低到僅能維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
那些經濟學家相信，他們一生都會過得很悲慘，除非他們學會克制，不再生那麼多小孩——但經濟學家認為這不大可能，因為這是由他們的本性決定的。
馬克思的看法則完全不同。
在他看來，工人并不是古典學派眼裡毫無力量的“擁擠的大衆”（huddledmass），而是社會變革的積極推動者，他稱他們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在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的工廠中，嚴酷的等級制度讓工人練就了強大的組織能力和嚴明的紀律。
馬克思并不相信工人可以僅憑意志就能發動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時機必須成熟才行。
隻有等資本主義已經充分發展，導緻對整個系統的技術要求（生産力）和它的制度（生産關系）之間的沖突升級，推翻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為了能在無休止的競争中生存下來，資本家會不斷地投資和創新，這推動了科技的不斷發展。
科技不斷發展，勞動分工就變得越來越像“社群”（social），資本主義企業互為賣家和買家，越來越依賴對方。
在這些相互依存的企業之間，協調活動越來越必要，可是由于生産資料采用私有制，協調變得非常困難，甚至已經不可能。
這樣下去的後果就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緻它的崩潰。
資本主義會被社會主義取代，由中央計劃的權威來充分協調所有相關企業的活動，企業則歸所有工人集體所有。
特點：企業理論，工作和技術進步 馬克思主義學派對資本主義最終因不堪自身重負而崩潰的預言還沒有成真。
資本主義自我改良的能力，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預測。
社會主義也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興起，而是在幾乎沒有什麼資本主義的俄國和中國。
由于馬克思主義學派一直跟政治交織在一起，這樣就導緻許多追随者盲目相信。
社會主義陣營的挫折，正好表明在如何組織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上，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出的藥方存在不足。
盡管有這些局限，馬克思主義學派在資本主義運作上仍然貢獻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見。
馬克思是第一個關注企業與市場差異的經濟學家。
企業和市場是資本主義兩大制度。
企業是等級分明的計劃秩序；市場是自由自發秩序。
他将資本主義企業描述為無政府市場海洋上的一個個理性計劃孤島。
此外，在大多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還在反對有限責任這個理念的時候，他就已經預見到股東衆多的大型有限責任公司——當時叫“合股公司”（jointstockcompanies）——會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角。
跟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注意到了工作本身的意義。
他們認為工作不隻是為了賺錢消費而不得不忍受的負效用。
他相信，工作能夠讓人類發揮他們與生俱來的創造力。
他批評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等級結構，認為它阻止了這種創造力的發揮。
他強調，分工越細工作内容就越重複，這樣的工作會扼殺人性，乏味到令人頭腦麻木。
有意思的是，亞當·斯密在稱贊勞動分工對生産具有正面影響的同時，也在擔心這種碎片化的工作會對工人造成負面影響。
最後一點也很重要，馬克思也是第一個真正理解科技創新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性，并把它作為其理論核心的經濟學家。
發展主義傳統 一句話總結：如果一切都留給市場來做，落後經濟體就無法發展。
被忽視的傳統 有一個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也很少在經濟思想史書籍中被提起的傳統，它比古典學派還要古老，我稱之為發展主義傳統（Developmentalisttradition），它誕生于16世紀末17世紀初。
我之所以不稱它為學派（school），是因為學派表明它有明确的創始人和追随者，也有清晰的核心理論。
發展主義傳統則非常分散，理論的靈感來源很多，知識譜系也很複雜，因此稱不上“學派”。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這個傳統的興起靠的是政策制定者。
[12]而政策制定者關心的是真實世界的問題，而不是理論的純度。
他們以務實的态度對不同理念進行折中，當然，其中有一些人也做出了重大的原創貢獻。
然而，這個傳統不會因為它不是學派而有損自身的重要性。
就對真實世界的影響來說，發展主義傳統可能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傳統。
人類曆史上幾乎所有成功的經濟發展經驗，背後靠的都是發展主義傳統，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狹隘理性主義。
從18世紀的英國，到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再到今日，都是如此。
9 要克服經濟落後，就要提高生産能力 發展主義傳統專注于幫助經濟落後國家發展經濟，追上更發達的國家。
對屬于這個傳統的經濟學家來說，經濟發展并不僅僅是增加收入這麼簡單——挖到石油或鑽石就可以實現，而是要獲得更複雜的生産能力（productivecapabilities），即運用（或發展）（新）科技和（新）組織來從事生産的能力。
發展主義傳統認為，一些經濟活動比如高科技制造業，比其他經濟活動更能發展一國的生産能力。
然而，由于這些活動先進經濟體的企業已經在做了，也就沒法在落後經濟體中自然發展了。
除非政府幹預，使用關稅、補貼和管制加以扶持和促進這些活動，不然自由市場會不斷将它拽回它原來擅長的領域，也就是依賴自然資源或廉價勞動力的低生産力活動。
10發展主義傳統強調，哪些活動可取，哪些政策适合，都要視具體的時空背景而定。
昨日的高科技行業（比如18世紀的紡織業）可能就是今天沒前途的夕陽産業，對發達經濟體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貿易）對欠發達國家可能反而有害。
早期發展主義傳統：重商主義、幼稚産業理論和德國曆史學派 雖然發展主義傳統的政策實踐開始得很早（比如1485—1509年在位的亨利七世時代），但它的理論論述要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才出現。
比如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經濟學家喬瓦尼·博特羅（GiovanniBotero）和安東尼奧·塞拉（AntonioSerra）就強調，政府應該促進制造活動。
今天我們一談到17、18世紀的發展主義——重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