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每四個中就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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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溶劑、脫漆劑、脫脂劑、幹洗液以及麻醉劑。
那麼，DDT的“安全劑量”又該是多少呢？ 一種化學品可以作用于另一種化學品，并改變其效應，這種情況就更加複雜了。
癌症有時候需要兩種化學品的共同作用才能發生，一種化學品使細胞或組織變得敏感，然後另一種化學品或催化劑促成真正的惡性病變。
這樣，除草劑IPC和CIPC就作了皮膚癌的引發劑，埋下了病變的種子，等另一種化學品（可能是普通的清潔劑）完成病變。
物理元素和化學元素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
白血病可能經兩個過程形成：X射線引發的病變，化學品（例如尿烷）的促進作用。
人類受到的各種輻射日漸增多，加上各種化學品的接觸，對現代社會構成了一個新的、嚴峻的問題。
放射性物質對水源的污染也是一個問題。
這些物質出現在含有化學品的水裡，可能通過電離輻射改變化學品的特性，重新排列其原子，創造出新的化學品。
全美國的水污染專家都在擔心清潔劑普遍污染公共水資源的問題。
目前仍沒有清除清潔劑的辦法。
有些清潔劑可能會間接緻癌，它們會作用于消化道的内壁，改變組織使其更容易吸收危險的化學品，進而加快緻癌效應。
但是，誰能預見并控制這種作用呢？具體條件千變萬化，還存在緻癌物的“安全”接觸劑量嗎？ 我們正承受着環境中的各種緻癌元素，近來的一個發現就是很好的證明。
1961年春天，聯邦、州以及私人的孵化場裡，大量虹鳟魚患上肝癌。
美國東西部地區的鳟魚都受到影響——在一些地區，幾乎所有3歲大的鳟魚都患上了肝癌。
因為國家癌症研究所環境癌症科與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預先達成的協定，才發現這一情況，進而能夠提醒人們水污染緻癌的危害。
雖然對肝癌流行原因的研究仍在進行，但是最佳證據指向加工好的魚飼料中所含的某種物質。
除基本的食物外，還包括各種化學添加劑和藥物。
從很多角度看，鳟魚的故事都很重要，但最主要的是它證明了強力緻癌物進入任何物種的生存環境中會發生什麼。
休伯博士認為癌症流行是一個嚴重的警示，人們必須控制環境緻癌物的數量和種類。
“如果不采取預防措施，人類将很快遭受類似的災難”，休伯博士說。
如一位研究人員所說的，我們正生活在一片“緻癌物的海洋”裡，這自然不免令人沮喪，甚至産生絕望和挫敗感。
有人會問：“這難道不是無可救藥的情況嗎？把這些緻癌物質從環境中清除是不可能的吧？還是放棄吧，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尋找治療癌症的藥上面去！” 對于這種問題，休伯博士給出的答案是令人尊敬的，因為他憑着多年的傑出研究工作，經過深思熟慮，結合一生的研究和經驗才得出論斷。
他認為，我們目前面臨癌症的狀況與19世紀末人類經曆的傳染病類似。
因為巴斯德和科赫的傑出工作，病原生物與許多疾病的關系已經确立。
醫學界人士甚至普通民衆都知道，人類生存環境中存在着大量緻病微生物，就像如今緻癌物遍及我們的周圍環境一樣。
大部分傳染病已經得到了合理的控制，而且一些已經被徹底清除。
預防和治療的雙重夾擊才造就了如此輝煌的醫學成就。
盡管外行人心裡一直認為是“神奇的藥丸”和“靈丹妙藥”的功勞，但是針對傳染病的戰争中清除環境中的病原體才是決定性的戰役。
100多年前倫敦的霍亂爆發就是一個曆史例證。
倫敦的一名醫生約翰·斯諾根據疾病發生的地方繪制了地圖，發現疾病起源于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所有的居民都從寬街的一個抽水機取水。
出于預防醫學的考量，斯諾博士果斷而迅速地拆掉了抽水機的把手。
疾病得到了控制——不是神奇的藥丸殺死了引起霍亂微生物（當時人們還不知道），而是把微生物從環境中清除。
治療的結果也不僅僅是治愈患者，同時也減少了疫源地。
如今肺結核病相對少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很少接觸到結核病菌。
今天，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緻癌元素。
休伯博士認為，将全部或大部分精力投入治療癌症（假設能找到治愈的方法）會失敗的，因為大量緻癌物質仍然未受任何影響，它們緻病的速度要比尚不确定的“療法”控制疾病的速度快得多。
我們為何遲遲沒有采取這種常識性的辦法對付癌症？“可能比起預防措施，治愈癌症患者的目标更令人振奮，更加實在，更有吸引力和成效”，休伯博士說。
然而，預防癌症形成的思路“絕對是更加人道的”，而且“一定比癌症療法更加有效”。
休伯博士從來不願相信“早餐前服一粒神奇的藥丸就能預防癌症”。
人們相信這種方法的部分原因是對癌症的誤解，誤以為癌症（雖然很神秘）是由單一原因引起，因而也希望單一療法就能治好。
當然，這與真相相去甚遠。
就像環境性癌症是由各種化學和物理元素引起的一樣，病變條件也有不同的生理表現形式。
期盼已久的“突破”即使有一天實現了，也不能當作治療各種惡性疾病的萬能藥。
雖然我們仍要繼續尋找治療方法，為癌症患者減輕病痛，但是宣揚将很快找到一步到位的解決方法隻會對人類造成傷害。
這将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得一步一步進行。
就在我們将大量資金投入研究、希望找到治愈癌症的療法時，甚至是尋求治療的同時，我們也就錯過了采取預防措施的黃金時機。
癌症也并非無可救藥。
與19世紀末的傳染病相比，從某一方面看癌症鬥争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像今天的世界滿是緻癌物一樣，當時也到處都是病菌。
但是病菌不是人類投放進環境中的，人類隻是無意識地傳播了疾病。
相反，現代環境中大部分緻癌物是人類自身活動造成的，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就能清除許多緻癌物。
緻癌的化學物質通過兩種途徑肆虐地球：第一個，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個，是由于人們追求更好、更便捷的生活方式；第二，這些化學品的生産和銷售已經成為我們的經濟和生活中一個可以接受的部分。
把所有緻癌物從現代世界清除出去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但是，大部分緻癌物絕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清除這些化學品将大大減少緻癌物的總量，每四個人就有一個可能患癌的危險也得以緩解。
目前我們最迫切要做的是，杜絕緻癌物污染我們的食物、水源和大氣，因為這些領域存在最危險的接觸——年複一年的微量接觸。
與休伯博士一樣，癌症研究領域的很多著名專家也認為，通過查明環境性病因，清除它們或減輕其效應，可以顯著地減少惡性疾病的發生。
為了那些潛藏癌症或明顯患癌的人們，尋找療法的努力仍需繼續下去。
對于那些還未患癌的人們以及尚未出生的後代人，預防措施刻不容緩。
那麼，DDT的“安全劑量”又該是多少呢？ 一種化學品可以作用于另一種化學品，并改變其效應，這種情況就更加複雜了。
癌症有時候需要兩種化學品的共同作用才能發生，一種化學品使細胞或組織變得敏感，然後另一種化學品或催化劑促成真正的惡性病變。
這樣，除草劑IPC和CIPC就作了皮膚癌的引發劑，埋下了病變的種子，等另一種化學品（可能是普通的清潔劑）完成病變。
物理元素和化學元素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
白血病可能經兩個過程形成：X射線引發的病變，化學品（例如尿烷）的促進作用。
人類受到的各種輻射日漸增多，加上各種化學品的接觸，對現代社會構成了一個新的、嚴峻的問題。
放射性物質對水源的污染也是一個問題。
這些物質出現在含有化學品的水裡，可能通過電離輻射改變化學品的特性，重新排列其原子，創造出新的化學品。
全美國的水污染專家都在擔心清潔劑普遍污染公共水資源的問題。
目前仍沒有清除清潔劑的辦法。
有些清潔劑可能會間接緻癌，它們會作用于消化道的内壁，改變組織使其更容易吸收危險的化學品，進而加快緻癌效應。
但是，誰能預見并控制這種作用呢？具體條件千變萬化，還存在緻癌物的“安全”接觸劑量嗎？ 我們正承受着環境中的各種緻癌元素，近來的一個發現就是很好的證明。
1961年春天，聯邦、州以及私人的孵化場裡，大量虹鳟魚患上肝癌。
美國東西部地區的鳟魚都受到影響——在一些地區，幾乎所有3歲大的鳟魚都患上了肝癌。
因為國家癌症研究所環境癌症科與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預先達成的協定，才發現這一情況，進而能夠提醒人們水污染緻癌的危害。
雖然對肝癌流行原因的研究仍在進行，但是最佳證據指向加工好的魚飼料中所含的某種物質。
除基本的食物外，還包括各種化學添加劑和藥物。
從很多角度看，鳟魚的故事都很重要，但最主要的是它證明了強力緻癌物進入任何物種的生存環境中會發生什麼。
休伯博士認為癌症流行是一個嚴重的警示，人們必須控制環境緻癌物的數量和種類。
“如果不采取預防措施，人類将很快遭受類似的災難”，休伯博士說。
如一位研究人員所說的，我們正生活在一片“緻癌物的海洋”裡，這自然不免令人沮喪，甚至産生絕望和挫敗感。
有人會問：“這難道不是無可救藥的情況嗎？把這些緻癌物質從環境中清除是不可能的吧？還是放棄吧，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尋找治療癌症的藥上面去！” 對于這種問題，休伯博士給出的答案是令人尊敬的，因為他憑着多年的傑出研究工作，經過深思熟慮，結合一生的研究和經驗才得出論斷。
他認為，我們目前面臨癌症的狀況與19世紀末人類經曆的傳染病類似。
因為巴斯德和科赫的傑出工作，病原生物與許多疾病的關系已經确立。
醫學界人士甚至普通民衆都知道，人類生存環境中存在着大量緻病微生物，就像如今緻癌物遍及我們的周圍環境一樣。
大部分傳染病已經得到了合理的控制，而且一些已經被徹底清除。
預防和治療的雙重夾擊才造就了如此輝煌的醫學成就。
盡管外行人心裡一直認為是“神奇的藥丸”和“靈丹妙藥”的功勞，但是針對傳染病的戰争中清除環境中的病原體才是決定性的戰役。
100多年前倫敦的霍亂爆發就是一個曆史例證。
倫敦的一名醫生約翰·斯諾根據疾病發生的地方繪制了地圖，發現疾病起源于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所有的居民都從寬街的一個抽水機取水。
出于預防醫學的考量，斯諾博士果斷而迅速地拆掉了抽水機的把手。
疾病得到了控制——不是神奇的藥丸殺死了引起霍亂微生物（當時人們還不知道），而是把微生物從環境中清除。
治療的結果也不僅僅是治愈患者，同時也減少了疫源地。
如今肺結核病相對少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很少接觸到結核病菌。
今天，我們的世界充滿了緻癌元素。
休伯博士認為，将全部或大部分精力投入治療癌症（假設能找到治愈的方法）會失敗的，因為大量緻癌物質仍然未受任何影響，它們緻病的速度要比尚不确定的“療法”控制疾病的速度快得多。
我們為何遲遲沒有采取這種常識性的辦法對付癌症？“可能比起預防措施，治愈癌症患者的目标更令人振奮，更加實在，更有吸引力和成效”，休伯博士說。
然而，預防癌症形成的思路“絕對是更加人道的”，而且“一定比癌症療法更加有效”。
休伯博士從來不願相信“早餐前服一粒神奇的藥丸就能預防癌症”。
人們相信這種方法的部分原因是對癌症的誤解，誤以為癌症（雖然很神秘）是由單一原因引起，因而也希望單一療法就能治好。
當然，這與真相相去甚遠。
就像環境性癌症是由各種化學和物理元素引起的一樣，病變條件也有不同的生理表現形式。
期盼已久的“突破”即使有一天實現了，也不能當作治療各種惡性疾病的萬能藥。
雖然我們仍要繼續尋找治療方法，為癌症患者減輕病痛，但是宣揚将很快找到一步到位的解決方法隻會對人類造成傷害。
這将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得一步一步進行。
就在我們将大量資金投入研究、希望找到治愈癌症的療法時，甚至是尋求治療的同時，我們也就錯過了采取預防措施的黃金時機。
癌症也并非無可救藥。
與19世紀末的傳染病相比，從某一方面看癌症鬥争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像今天的世界滿是緻癌物一樣，當時也到處都是病菌。
但是病菌不是人類投放進環境中的，人類隻是無意識地傳播了疾病。
相反，現代環境中大部分緻癌物是人類自身活動造成的，隻要他們願意，他們就能清除許多緻癌物。
緻癌的化學物質通過兩種途徑肆虐地球：第一個，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一個，是由于人們追求更好、更便捷的生活方式；第二，這些化學品的生産和銷售已經成為我們的經濟和生活中一個可以接受的部分。
把所有緻癌物從現代世界清除出去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但是，大部分緻癌物絕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清除這些化學品将大大減少緻癌物的總量，每四個人就有一個可能患癌的危險也得以緩解。
目前我們最迫切要做的是，杜絕緻癌物污染我們的食物、水源和大氣，因為這些領域存在最危險的接觸——年複一年的微量接觸。
與休伯博士一樣，癌症研究領域的很多著名專家也認為，通過查明環境性病因，清除它們或減輕其效應，可以顯著地減少惡性疾病的發生。
為了那些潛藏癌症或明顯患癌的人們，尋找療法的努力仍需繼續下去。
對于那些還未患癌的人們以及尚未出生的後代人，預防措施刻不容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