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再聽不到鳥兒的歌聲
關燈
小
中
大
對昆蟲控制所起的關鍵作用。
啄木鳥是恩格曼雲杉甲蟲的最主要控制因素，可使其數量減少約45%到98%，并對蘋果園裡的卷葉蛾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山雀以及其他冬季鳥類可以保護果園免受尺蠖侵擾。
但是，自然界發生的事情卻不能在現代的化學世界中複制。
噴灑的藥劑不僅殺死了昆蟲，還殺死了它們的主要敵人——鳥兒。
等昆蟲卷土重來的時候，沒有鳥兒再去控制它們的數量。
密爾沃基公共博物館鳥類館館長歐文·格羅梅給《密爾沃基日報》的投稿寫道：“昆蟲最大的天敵是捕食性昆蟲、鳥類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動物，DDT的肆意殺戮波及了自然界的護衛或警察……我們是否要借着進步的名義，使我們成為自己瘋狂控制的昆蟲的受害者，到頭來還是在與昆蟲的對抗中失敗。
榆樹消失，自然界的護衛（鳥類）中毒而死後，新生的害蟲會攻擊其他種類的樹木，我們該如何應對？” 格羅梅先生說，自威斯康星州開始噴藥計劃後的幾年裡，關于鳥兒死亡的電話和信件不斷增加。
人們的質問表明，在噴過藥的地方鳥兒已經開始死亡。
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研究中心的鳥類學家和觀察家都與格羅梅先生的觀點一緻，如：密歇根州的克蘭布魯克研究院、伊利諾伊自然曆史調查所、威斯康星大學。
在每一個進行噴藥計劃的地方，當地報紙的《讀者來信》欄目都表明公民們已經覺醒并感到憤怒，他們對噴藥的危害和矛盾比那些下命令的官員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密爾沃基一名婦女寫道：“想象着我們後院很多美麗的鳥兒将要死去，我就非常害怕這一天會很快到來。
這是一件可悲又可憐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令人沮喪和氣憤的，因為它顯然沒有達到這場屠殺的既定目的……從長遠看，不救鳥兒，能救得了樹嗎？在自然體系中，它們不是相互依存的嗎？有沒有可能既不造成破壞又保持自然平衡呢？” 其他信件中也有人提到，盡管榆樹是雄偉的遮陰大樹，但它們并不是“神聖的牛”，沒理由為了榆樹危害其他的生命。
威斯康星的另一名婦女寫道：“我一直喜歡榆樹，它們就像我們這裡的标志一樣。
但是，樹的種類千千萬萬。
我們還必須保護鳥類。
誰能想象，春天時候沒有知更鳥唱歌的世界是多麼無趣、多麼沉悶呢？” 對公衆而言，很容易形成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要鳥還是要榆樹？但是，事情沒那麼簡單。
而且正如化學控制體現出的諷刺一樣，如果我們沿着之前的路繼續下去，到頭來将一無所有。
噴藥計劃殺死了鳥兒，卻也沒保護到榆樹。
以為噴藥能救榆樹的幻想正把一個又一個地方拖入巨額開支的泥沼，卻産生不了一點持續的效果。
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市噴藥長達10年。
接着，一年的幹旱給甲蟲創造了條件，榆樹的死亡率飙升了10倍。
伊利諾伊州厄巴納市，也就是伊利諾伊大學的所在地，荷蘭榆樹病于1951年首次出現。
1953年開展了噴藥計劃。
到了1959年，盡管噴藥已近進行了6年，大學校園仍損失了86%的榆樹，其中一半是因為荷蘭榆樹病。
在俄亥俄州托萊多市，一個相似的經曆使得林業主管約瑟夫·斯威尼更加真實地看待噴藥計劃的後果。
噴藥計劃始于1953年，到1959年仍在繼續。
此時，斯威尼先生發現，經“書本和權威機構”建議噴藥後，棉楓藓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
于是他決定自己研究荷蘭榆樹病噴藥計劃的後果。
他的發現使他自己都大吃一驚。
他發現，在托萊多市，“我們立即把染病的或蟲害的樹移除的地區是唯一得到控制的區域。
噴過藥的地區反而失去控制。
在鄉村，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的地方，疾病的傳播速度不像城市裡那麼快。
這說明噴藥計劃殺死了害蟲所有的天敵。
我們要放棄使用噴藥計劃治理荷蘭榆樹病。
這樣我就與那些支持美國農業部建議的人産生了沖突，但是我掌握了真理，因此會堅持下去”。
在這些中西部城鎮，榆樹病僅僅在最近才開始傳播，為什麼要堅決地采用昂貴的噴藥計劃，而沒有絲毫借鑒其他地方多年經驗的想法，真讓人難以理解。
紐約州就有治理荷蘭榆樹病最長久而持續的經驗，因為染病的榆木正是在1930年通過紐約港進入美國的。
如今，紐約在控制和治理榆樹病方面有着最顯著的戰績。
但是，他們沒有依賴藥物。
實際上，紐約的農業推廣局不建議社區采用噴藥的方法。
那麼，紐約是如何取得驕人成績的呢？從應對榆樹病的第一天至今，紐約一直堅持嚴格的防衛措施，即立即移除并銷毀所有生病的或感染的榆樹。
起初，結果頗令人失望，但這隻是因為剛開始人們不知道不僅是生病的榆樹，所有可供甲蟲繁殖的榆木都要銷毀。
感染的榆樹砍下後會儲存作柴火用，但是如果不在春天之前燒掉，就會産生許多帶菌的甲蟲。
從冬眠中醒來、在四五月份覓食的成蟲使榆樹病得到傳播。
紐約的昆蟲學家根據經驗，發現了哪種甲蟲繁殖木材利于傳播疾病。
通過集中處理這些木材，不僅能産生良好的效果，還使防衛計劃的成本降到合理區間。
到1950年，紐約市總共55000棵榆樹的榆樹病感染率已經降至1%。
1942年，維斯切斯特縣開展了一項防衛計劃。
之後的14年裡，每年的榆樹損失僅為1%。
擁有185000棵榆樹的水牛城，通過防衛計劃實現了很好的控制效果，近年來年均損失僅1%。
換言之，照這種速度，需要300年時間才能消耗掉水牛城所有的榆樹。
雪城的情況尤其令人矚目。
在1957年之前，這裡并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從1951年到1956年，雪城共損失3000棵榆樹。
然後，在紐約州立大學林業學院霍華德·米勒的指揮下，大力清除了所有生病榆樹和可能供甲蟲繁殖的榆木。
如今，榆樹損失率已經降至1%以下。
紐約榆樹病治理專家強調了防衛計劃節約成本的優點。
紐約農業學院的馬蒂斯說：“在大部分情況下，實際成本比預想的要小。
如果是已死的或斷掉的樹枝，為防止财産損失和人員受傷，要把這段樹枝移除。
如果是一堆柴火，可以在春天之前把它們燒掉，可以将樹皮去掉，或者可以把榆木存放在幹燥的地方。
如果是将死或已死的榆樹，為防止荷蘭榆樹病傳播而把它即刻移除的成本并不比之後處理的成本高，因為城區大部分死樹終歸都要清除。
” 所以，隻要采取明智的措施，解決荷蘭榆樹病并非完全無望。
雖然目前仍沒有根除疾病的方法，但是隻要某一地區出現問題，可以通過防衛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區間，而無需使用不僅無用而且對鳥類造成極大傷害的方法。
森林遺傳學領域還提供了其他可能性，通過實驗可能研制出一種對荷蘭榆樹病免疫的雜交榆樹。
歐洲榆樹就具有免疫性，而且已經在華盛頓特區種植。
即使在這裡的榆樹染病率極高的時候，歐洲榆樹仍安然無恙。
那些損失了大量榆樹的地方急需通過快速育苗和林業計劃進行移植。
這非常重要，而且這種計劃一定會包含抗病的歐洲榆樹，但也應當種植其他種類的樹，這樣就避免了将來的某一場傳染病會毀掉一個地區所有的樹。
英國生态學者查爾斯·埃爾頓道出了健康的植物或動物群落的核心——“保持生物多樣性”。
現在的狀況大都是過去生物單純化的結果。
即使在二三十年前也沒人知道，在一大片地方種植單一植物其實就是制造災難。
所有城鎮的街道和公園都種上了榆
啄木鳥是恩格曼雲杉甲蟲的最主要控制因素，可使其數量減少約45%到98%，并對蘋果園裡的卷葉蛾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山雀以及其他冬季鳥類可以保護果園免受尺蠖侵擾。
但是，自然界發生的事情卻不能在現代的化學世界中複制。
噴灑的藥劑不僅殺死了昆蟲，還殺死了它們的主要敵人——鳥兒。
等昆蟲卷土重來的時候，沒有鳥兒再去控制它們的數量。
密爾沃基公共博物館鳥類館館長歐文·格羅梅給《密爾沃基日報》的投稿寫道：“昆蟲最大的天敵是捕食性昆蟲、鳥類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動物，DDT的肆意殺戮波及了自然界的護衛或警察……我們是否要借着進步的名義，使我們成為自己瘋狂控制的昆蟲的受害者，到頭來還是在與昆蟲的對抗中失敗。
榆樹消失，自然界的護衛（鳥類）中毒而死後，新生的害蟲會攻擊其他種類的樹木，我們該如何應對？” 格羅梅先生說，自威斯康星州開始噴藥計劃後的幾年裡，關于鳥兒死亡的電話和信件不斷增加。
人們的質問表明，在噴過藥的地方鳥兒已經開始死亡。
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研究中心的鳥類學家和觀察家都與格羅梅先生的觀點一緻，如：密歇根州的克蘭布魯克研究院、伊利諾伊自然曆史調查所、威斯康星大學。
在每一個進行噴藥計劃的地方，當地報紙的《讀者來信》欄目都表明公民們已經覺醒并感到憤怒，他們對噴藥的危害和矛盾比那些下命令的官員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密爾沃基一名婦女寫道：“想象着我們後院很多美麗的鳥兒将要死去，我就非常害怕這一天會很快到來。
這是一件可悲又可憐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令人沮喪和氣憤的，因為它顯然沒有達到這場屠殺的既定目的……從長遠看，不救鳥兒，能救得了樹嗎？在自然體系中，它們不是相互依存的嗎？有沒有可能既不造成破壞又保持自然平衡呢？” 其他信件中也有人提到，盡管榆樹是雄偉的遮陰大樹，但它們并不是“神聖的牛”，沒理由為了榆樹危害其他的生命。
威斯康星的另一名婦女寫道：“我一直喜歡榆樹，它們就像我們這裡的标志一樣。
但是，樹的種類千千萬萬。
我們還必須保護鳥類。
誰能想象，春天時候沒有知更鳥唱歌的世界是多麼無趣、多麼沉悶呢？” 對公衆而言，很容易形成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要鳥還是要榆樹？但是，事情沒那麼簡單。
而且正如化學控制體現出的諷刺一樣，如果我們沿着之前的路繼續下去，到頭來将一無所有。
噴藥計劃殺死了鳥兒，卻也沒保護到榆樹。
以為噴藥能救榆樹的幻想正把一個又一個地方拖入巨額開支的泥沼，卻産生不了一點持續的效果。
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市噴藥長達10年。
接着，一年的幹旱給甲蟲創造了條件，榆樹的死亡率飙升了10倍。
伊利諾伊州厄巴納市，也就是伊利諾伊大學的所在地，荷蘭榆樹病于1951年首次出現。
1953年開展了噴藥計劃。
到了1959年，盡管噴藥已近進行了6年，大學校園仍損失了86%的榆樹，其中一半是因為荷蘭榆樹病。
在俄亥俄州托萊多市，一個相似的經曆使得林業主管約瑟夫·斯威尼更加真實地看待噴藥計劃的後果。
噴藥計劃始于1953年，到1959年仍在繼續。
此時，斯威尼先生發現，經“書本和權威機構”建議噴藥後，棉楓藓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了。
于是他決定自己研究荷蘭榆樹病噴藥計劃的後果。
他的發現使他自己都大吃一驚。
他發現，在托萊多市，“我們立即把染病的或蟲害的樹移除的地區是唯一得到控制的區域。
噴過藥的地區反而失去控制。
在鄉村，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的地方，疾病的傳播速度不像城市裡那麼快。
這說明噴藥計劃殺死了害蟲所有的天敵。
我們要放棄使用噴藥計劃治理荷蘭榆樹病。
這樣我就與那些支持美國農業部建議的人産生了沖突，但是我掌握了真理，因此會堅持下去”。
在這些中西部城鎮，榆樹病僅僅在最近才開始傳播，為什麼要堅決地采用昂貴的噴藥計劃，而沒有絲毫借鑒其他地方多年經驗的想法，真讓人難以理解。
紐約州就有治理荷蘭榆樹病最長久而持續的經驗，因為染病的榆木正是在1930年通過紐約港進入美國的。
如今，紐約在控制和治理榆樹病方面有着最顯著的戰績。
但是，他們沒有依賴藥物。
實際上，紐約的農業推廣局不建議社區采用噴藥的方法。
那麼，紐約是如何取得驕人成績的呢？從應對榆樹病的第一天至今，紐約一直堅持嚴格的防衛措施，即立即移除并銷毀所有生病的或感染的榆樹。
起初，結果頗令人失望，但這隻是因為剛開始人們不知道不僅是生病的榆樹，所有可供甲蟲繁殖的榆木都要銷毀。
感染的榆樹砍下後會儲存作柴火用，但是如果不在春天之前燒掉，就會産生許多帶菌的甲蟲。
從冬眠中醒來、在四五月份覓食的成蟲使榆樹病得到傳播。
紐約的昆蟲學家根據經驗，發現了哪種甲蟲繁殖木材利于傳播疾病。
通過集中處理這些木材，不僅能産生良好的效果，還使防衛計劃的成本降到合理區間。
到1950年，紐約市總共55000棵榆樹的榆樹病感染率已經降至1%。
1942年，維斯切斯特縣開展了一項防衛計劃。
之後的14年裡，每年的榆樹損失僅為1%。
擁有185000棵榆樹的水牛城，通過防衛計劃實現了很好的控制效果，近年來年均損失僅1%。
換言之，照這種速度，需要300年時間才能消耗掉水牛城所有的榆樹。
雪城的情況尤其令人矚目。
在1957年之前，這裡并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從1951年到1956年，雪城共損失3000棵榆樹。
然後，在紐約州立大學林業學院霍華德·米勒的指揮下，大力清除了所有生病榆樹和可能供甲蟲繁殖的榆木。
如今，榆樹損失率已經降至1%以下。
紐約榆樹病治理專家強調了防衛計劃節約成本的優點。
紐約農業學院的馬蒂斯說：“在大部分情況下，實際成本比預想的要小。
如果是已死的或斷掉的樹枝，為防止财産損失和人員受傷，要把這段樹枝移除。
如果是一堆柴火，可以在春天之前把它們燒掉，可以将樹皮去掉，或者可以把榆木存放在幹燥的地方。
如果是将死或已死的榆樹，為防止荷蘭榆樹病傳播而把它即刻移除的成本并不比之後處理的成本高，因為城區大部分死樹終歸都要清除。
” 所以，隻要采取明智的措施，解決荷蘭榆樹病并非完全無望。
雖然目前仍沒有根除疾病的方法，但是隻要某一地區出現問題，可以通過防衛措施将其控制在合理區間，而無需使用不僅無用而且對鳥類造成極大傷害的方法。
森林遺傳學領域還提供了其他可能性，通過實驗可能研制出一種對荷蘭榆樹病免疫的雜交榆樹。
歐洲榆樹就具有免疫性，而且已經在華盛頓特區種植。
即使在這裡的榆樹染病率極高的時候，歐洲榆樹仍安然無恙。
那些損失了大量榆樹的地方急需通過快速育苗和林業計劃進行移植。
這非常重要，而且這種計劃一定會包含抗病的歐洲榆樹，但也應當種植其他種類的樹，這樣就避免了将來的某一場傳染病會毀掉一個地區所有的樹。
英國生态學者查爾斯·埃爾頓道出了健康的植物或動物群落的核心——“保持生物多樣性”。
現在的狀況大都是過去生物單純化的結果。
即使在二三十年前也沒人知道，在一大片地方種植單一植物其實就是制造災難。
所有城鎮的街道和公園都種上了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