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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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在加州的薩特磨坊發現黃金後，礦業公司開始在世界各地招募合适的工人來進行挖掘。
随着非洲奴隸貿易被逐漸廢除，中國南方的勞工商人提供了另一種勞工來源。
他們以快速緻富為借口，通過花言巧語騙得中國農民與之簽訂了強制性契約，将他們運往太平洋彼岸的“金山”（100多年前，中國人習慣稱加州為“金山”）。
從1850年到1852年，加州華人的數量從500人猛增到25000人。
[1] 當金礦枯竭時，這些廉價的華工被雇去建造1863年開建的太平洋鐵路。
美國西部的華人如同南部的黑人以及東部的凱爾特人。
[2]從加州商人的角度來看，華人是最理想的雇員：作為簽訂帶有剝削性質的外來務工人員以及未能獲得公民身份的外國人，他們會比歐洲移民更加努力地工作，盡管隻能獲得少量的經濟報酬，而且他們組織或參與罷工的可能性也更小。
“他們性情溫和，寡言少語，服從命令，從不酗酒。
”馬克·吐溫曾寫道，“目無法紀的華人是很罕見的，懶人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3] 相比之下，白人工薪階層移民，尤其是愛爾蘭人，他們把寡言少語、性情溫和的華工視為不受歡迎的競争對手，開始想方設法排擠華工。
他們惡意地稱華工為“中國佬”“小眼睛的麻風病人”。
[4]為了謀求共同利益，美國勞工與歐洲移民工人聯合起來，共同抵制華工，并于1870年宣稱：“我們堅決反對資本家通過從中國引入廉價勞動力來打壓或貶低美國勞工。
”[5] 華工曾經受過贊揚，現在卻遭到诋毀。
《阿爾塔加利福尼亞日報》（DailyAltaCalifornia）的社論稱：“華人在道德方面要比黑人差得多。
他們在宗教方面有偶像崇拜心理，而且性情狡詐，私生活方面更是好色、無禮。
他們永遠不可能像我們一樣。
”[6]唐人街開始被描繪成不公正的集中地，到處充斥着鴉片與賣淫行為。
随着美國經濟在19世紀70年代陷入“大蕭條”，西海岸華人人口的爆炸性增長被視為一種威脅。
到了19世紀80年代，華人已增至37萬，占據全部勞工的四分之一。
[7]一時間，關于“黃禍”的陰謀論甚嚣塵上，人們擔心亞洲部落會降臨新大陸，壓倒占人口多數的白人。
1881年，白人勞工階層憤怒的反華情緒促使國會議員提出《排華法案》。
這是美國第一次認真考慮基于種族、民族或原籍國等原因來禁止整個華人移民群體。
當時的加州參議員約翰·米勒（JohnF.Miller）說道：“為什麼不能區分高下呢？美國是一個到處回蕩着金黃發色孩童們甜美聲音的國度，我們必須保護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使其免受壞疽似的東方文明所污染或混雜。
”[8]切斯特·艾倫·阿瑟（ChesterA.Arthur）總統否決了這一法案，擔心它可能會影響對華貿易。
公衆的憤怒情緒因此爆發。
在美國西部，總統的人偶被吊起來，也常有瘋狂的暴民焚燒總統肖像。
第二年，政府出台了一項折中法案，禁止所有華工輸入美國，具有商人、教師、學生這三種身份的華人可以入境。
最終該法案由阿瑟總統簽署并通過。
1882年的《排華法案》非但沒有平息白人勞工階層的怒火，反而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做出各種暴力的排華行為——僅僅是禁止華工入境是不夠的，必須讓他們離開美國。
“義務守護美國”的白人所做出的暴力行徑，讓美國西部好幾個華人社群經曆了一段被稱為“驅逐運動”（theDrivingOut）的恐怖時期，其激烈程度直追種族屠殺。
1885年，在西雅圖，一群暴徒強迫大多數華工離開美國。
600名拒絕放棄貨物的華商被強行圍捕，并被拖驅趕至由華工血汗建造的北太平洋鐵路火車站，然後運往波特蘭（Portland）。
美國戰争部部長不得不向西雅圖派遣軍隊，以阻止更多反華大屠殺的發生。
[9] 接下來的60年，在美國的華人被邊緣化，隔離在屬于自己的唐人街内——這是一個被人鄙視、歧視以及不被信任的少數人群聚集地。
這一情況的轉折點是珍珠港事件的發生。
緊接着，12萬日裔美國人被圍捕并被送往集中營，美國人對中國的态度因為雙方共同的敵人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這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成為寶貴的同盟國，他們稱贊中國人民是英勇的自由鬥士。
為了防止中國向日本投降，能夠繼續與美國聯合作戰，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Roosevelt）于1943年10月11日緻信國會，敦促國會“要有足夠的勇氣承認過去的錯誤，加以改正”，通過廢除《排華法案》來“壓制日本人的醜化宣傳”[10]。
戰争結束後，美國對更多科學家、工程師以及醫生的需求導緻移民法進一步放寬，熟練的技術工人也可破例申請移民。
結果引發了第二波中國移民潮——大多數是來自台灣或香港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
雖然第一波移民潮導緻了美國白人對中國移民的“黃禍”恐懼，但第二波移民則在他們心目中樹立了“少數模範”的形象，正如1966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WorldReport）宣稱的那樣：“他們憑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财富和尊重。
” 1959年，在太平洋中部的一艘客輪上，李小龍成為第二波移民潮的一員。
他接受過學校教育，生活富裕，已是美國公民，他的成功将從根本上改變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
無論李小龍的父母對他們的兒子多麼失望，他們都還是竭盡全力為他這趟出行提供各種方便。
1959年5月4日，當李小龍的輪船在日本大阪第一次停靠時，他在碼頭上第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在那裡的哥哥李忠琛。
那時，李忠琛正在東京讀書。
“他直接帶我坐火車從大阪到東京去觀光旅遊。
”李小龍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他為東京比香港先進得多感到震驚，“東京非常漂亮，完全可以和一些西方國家相媲美。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汽車。
這座城市充滿了刺激。
與之相比，香港太落後了。
”[11]他對這裡的第一印象是他終生贊賞日本人的開端。
5月17日，李小龍的輪船在檀香山停靠，迎接他的是兩位粵劇演員，他們是他父親的朋友。
他們為李小龍引薦了一位富有的劇團贊助人唐先生。
李小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和他一見如故，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他是學洪拳的，鐘愛國術。
他很羨慕我會詠春拳，包括我對拳術的認識，他希望我能在夏威夷多待一段時間，教他打拳，他可以幫我找一所學校任教。
”為了給這位年輕人接風，唐先生邀請他們一起去檀香山最好的中餐館用餐。
李小龍驚訝道：“一碗魚翅湯25美元！我想這次吃過之後，再也沒有機會品嘗下一道25美元的美食了。
”[12] 喜歡交際的李小龍在輪船上結交了不少朋友。
“有兩位美國人和我住在一個船艙，兩人都是學法律的，我們閑聊了一會兒。
”李小龍在信中寫道，“我還遇到了我校友的哥哥張先生，我們幾乎形影不離。
他是學蔡李佛拳的，對詠春拳很欽佩，也很感興趣。
”他甚至給船上的樂隊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他們交上了朋友，樂隊成員邀請他去頭等艙教恰恰舞。
“我教了15分鐘後，船上要進行一場緊急逃生演習。
每個人都必須到下面的甲闆上穿好救生衣。
這太麻煩了——相當麻煩！” 盡管他性格外向，家人也盡了最大的努力給他各種關照，但這仍然是一次孤獨的旅程，充滿了強烈的焦慮和失落感。
“摯愛敏兒，分别後，我很想你，”這位傷心的年輕人在給高中時期的心上人的信中寫道，“我晚上睡不着，拿出你給我的所有照片，一遍遍地看。
我愛你。
” 1959年5月17日，在離開美國18年後，“威震三藩市”的李小龍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李小龍身穿深色西裝，系着一條淺色領帶，戴着墨鏡出現在碼頭上，迎接他的是父親的好友關景雄（QuanGingHo）。
1940年，李海泉在舊金山演出時，關景雄曾就職于大舞台戲院（後改名為新聲戲院）。
按照原定計劃，李小龍整個夏天都要和關先生待在一起，直到他秋天搬至西雅圖去完成高中學業。
他們從碼頭走出來，直奔舊金山的唐人街。
關先生當起了李小龍的當地導遊，在一旁興緻勃勃地向李小龍介紹着唐人街的情況。
這個霓虹閃耀、多姿多彩的華人社區南邊緊鄰金融區，東邊是沿海灣的碼頭工人聚集地，北邊是意大利社區，西邊是金融精英階層的諾布山（NobHill）。
你可以想象李小龍在盯着眼前這個類似于香港縮影的社區時，一定會有些迷茫。
這裡有華人雜貨鋪、炒雜碎餐館、花哨禮品店以及華麗的戲院——幾乎與香港一模一樣，但這一切又似乎有點兒不對勁。
李小龍随關先生來到了他位于昃臣街654号的小公寓内，發現他的住處隻有一張單人床，放置在主屋的角落裡，用其他家具隔了起來。
浴室和廚房在一條狹窄的走廊下方，與其他房間的居民共享。
雖然他和其他13名家庭成員在香港的居住條件也很擁擠，但這個地方的封閉性讓人感到壓抑，很容易産生幽閉恐懼症。
至少家裡還有仆人。
李小龍正經曆着從第三世界的富人瞬間淪落到第一世界的窮人的沖擊。
關先生為李小龍在公寓對面的錦豪酒家（音譯，KumHomRestaurant）找了一份做服務員的工作。
除演戲外，李小龍此前從未做過其他任何工作。
事實很快證明，他不适合從事服務業，隻堅持了一周，就不去了。
以他的個性來說，更适合教學——可以盡情展示自己的魅
随着非洲奴隸貿易被逐漸廢除，中國南方的勞工商人提供了另一種勞工來源。
他們以快速緻富為借口，通過花言巧語騙得中國農民與之簽訂了強制性契約，将他們運往太平洋彼岸的“金山”（100多年前，中國人習慣稱加州為“金山”）。
從1850年到1852年，加州華人的數量從500人猛增到25000人。
[1] 當金礦枯竭時，這些廉價的華工被雇去建造1863年開建的太平洋鐵路。
美國西部的華人如同南部的黑人以及東部的凱爾特人。
[2]從加州商人的角度來看，華人是最理想的雇員：作為簽訂帶有剝削性質的外來務工人員以及未能獲得公民身份的外國人，他們會比歐洲移民更加努力地工作，盡管隻能獲得少量的經濟報酬，而且他們組織或參與罷工的可能性也更小。
“他們性情溫和，寡言少語，服從命令，從不酗酒。
”馬克·吐溫曾寫道，“目無法紀的華人是很罕見的，懶人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3] 相比之下，白人工薪階層移民，尤其是愛爾蘭人，他們把寡言少語、性情溫和的華工視為不受歡迎的競争對手，開始想方設法排擠華工。
他們惡意地稱華工為“中國佬”“小眼睛的麻風病人”。
[4]為了謀求共同利益，美國勞工與歐洲移民工人聯合起來，共同抵制華工，并于1870年宣稱：“我們堅決反對資本家通過從中國引入廉價勞動力來打壓或貶低美國勞工。
”[5] 華工曾經受過贊揚，現在卻遭到诋毀。
《阿爾塔加利福尼亞日報》（DailyAltaCalifornia）的社論稱：“華人在道德方面要比黑人差得多。
他們在宗教方面有偶像崇拜心理，而且性情狡詐，私生活方面更是好色、無禮。
他們永遠不可能像我們一樣。
”[6]唐人街開始被描繪成不公正的集中地，到處充斥着鴉片與賣淫行為。
随着美國經濟在19世紀70年代陷入“大蕭條”，西海岸華人人口的爆炸性增長被視為一種威脅。
到了19世紀80年代，華人已增至37萬，占據全部勞工的四分之一。
[7]一時間，關于“黃禍”的陰謀論甚嚣塵上，人們擔心亞洲部落會降臨新大陸，壓倒占人口多數的白人。
1881年，白人勞工階層憤怒的反華情緒促使國會議員提出《排華法案》。
這是美國第一次認真考慮基于種族、民族或原籍國等原因來禁止整個華人移民群體。
當時的加州參議員約翰·米勒（JohnF.Miller）說道：“為什麼不能區分高下呢？美國是一個到處回蕩着金黃發色孩童們甜美聲音的國度，我們必須保護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使其免受壞疽似的東方文明所污染或混雜。
”[8]切斯特·艾倫·阿瑟（ChesterA.Arthur）總統否決了這一法案，擔心它可能會影響對華貿易。
公衆的憤怒情緒因此爆發。
在美國西部，總統的人偶被吊起來，也常有瘋狂的暴民焚燒總統肖像。
第二年，政府出台了一項折中法案，禁止所有華工輸入美國，具有商人、教師、學生這三種身份的華人可以入境。
最終該法案由阿瑟總統簽署并通過。
1882年的《排華法案》非但沒有平息白人勞工階層的怒火，反而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做出各種暴力的排華行為——僅僅是禁止華工入境是不夠的，必須讓他們離開美國。
“義務守護美國”的白人所做出的暴力行徑，讓美國西部好幾個華人社群經曆了一段被稱為“驅逐運動”（theDrivingOut）的恐怖時期，其激烈程度直追種族屠殺。
1885年，在西雅圖，一群暴徒強迫大多數華工離開美國。
600名拒絕放棄貨物的華商被強行圍捕，并被拖驅趕至由華工血汗建造的北太平洋鐵路火車站，然後運往波特蘭（Portland）。
美國戰争部部長不得不向西雅圖派遣軍隊，以阻止更多反華大屠殺的發生。
[9] 接下來的60年，在美國的華人被邊緣化，隔離在屬于自己的唐人街内——這是一個被人鄙視、歧視以及不被信任的少數人群聚集地。
這一情況的轉折點是珍珠港事件的發生。
緊接着，12萬日裔美國人被圍捕并被送往集中營，美國人對中國的态度因為雙方共同的敵人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這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成為寶貴的同盟國，他們稱贊中國人民是英勇的自由鬥士。
為了防止中國向日本投降，能夠繼續與美國聯合作戰，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Roosevelt）于1943年10月11日緻信國會，敦促國會“要有足夠的勇氣承認過去的錯誤，加以改正”，通過廢除《排華法案》來“壓制日本人的醜化宣傳”[10]。
戰争結束後，美國對更多科學家、工程師以及醫生的需求導緻移民法進一步放寬，熟練的技術工人也可破例申請移民。
結果引發了第二波中國移民潮——大多數是來自台灣或香港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
雖然第一波移民潮導緻了美國白人對中國移民的“黃禍”恐懼，但第二波移民則在他們心目中樹立了“少數模範”的形象，正如1966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WorldReport）宣稱的那樣：“他們憑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财富和尊重。
” 1959年，在太平洋中部的一艘客輪上，李小龍成為第二波移民潮的一員。
他接受過學校教育，生活富裕，已是美國公民，他的成功将從根本上改變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
無論李小龍的父母對他們的兒子多麼失望，他們都還是竭盡全力為他這趟出行提供各種方便。
1959年5月4日，當李小龍的輪船在日本大阪第一次停靠時，他在碼頭上第一眼就看到了等候在那裡的哥哥李忠琛。
那時，李忠琛正在東京讀書。
“他直接帶我坐火車從大阪到東京去觀光旅遊。
”李小龍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他為東京比香港先進得多感到震驚，“東京非常漂亮，完全可以和一些西方國家相媲美。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汽車。
這座城市充滿了刺激。
與之相比，香港太落後了。
”[11]他對這裡的第一印象是他終生贊賞日本人的開端。
5月17日，李小龍的輪船在檀香山停靠，迎接他的是兩位粵劇演員，他們是他父親的朋友。
他們為李小龍引薦了一位富有的劇團贊助人唐先生。
李小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和他一見如故，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很久了。
他是學洪拳的，鐘愛國術。
他很羨慕我會詠春拳，包括我對拳術的認識，他希望我能在夏威夷多待一段時間，教他打拳，他可以幫我找一所學校任教。
”為了給這位年輕人接風，唐先生邀請他們一起去檀香山最好的中餐館用餐。
李小龍驚訝道：“一碗魚翅湯25美元！我想這次吃過之後，再也沒有機會品嘗下一道25美元的美食了。
”[12] 喜歡交際的李小龍在輪船上結交了不少朋友。
“有兩位美國人和我住在一個船艙，兩人都是學法律的，我們閑聊了一會兒。
”李小龍在信中寫道，“我還遇到了我校友的哥哥張先生，我們幾乎形影不離。
他是學蔡李佛拳的，對詠春拳很欽佩，也很感興趣。
”他甚至給船上的樂隊成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他們交上了朋友，樂隊成員邀請他去頭等艙教恰恰舞。
“我教了15分鐘後，船上要進行一場緊急逃生演習。
每個人都必須到下面的甲闆上穿好救生衣。
這太麻煩了——相當麻煩！” 盡管他性格外向，家人也盡了最大的努力給他各種關照，但這仍然是一次孤獨的旅程，充滿了強烈的焦慮和失落感。
“摯愛敏兒，分别後，我很想你，”這位傷心的年輕人在給高中時期的心上人的信中寫道，“我晚上睡不着，拿出你給我的所有照片，一遍遍地看。
我愛你。
” 1959年5月17日，在離開美國18年後，“威震三藩市”的李小龍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李小龍身穿深色西裝，系着一條淺色領帶，戴着墨鏡出現在碼頭上，迎接他的是父親的好友關景雄（QuanGingHo）。
1940年，李海泉在舊金山演出時，關景雄曾就職于大舞台戲院（後改名為新聲戲院）。
按照原定計劃，李小龍整個夏天都要和關先生待在一起，直到他秋天搬至西雅圖去完成高中學業。
他們從碼頭走出來，直奔舊金山的唐人街。
關先生當起了李小龍的當地導遊，在一旁興緻勃勃地向李小龍介紹着唐人街的情況。
這個霓虹閃耀、多姿多彩的華人社區南邊緊鄰金融區，東邊是沿海灣的碼頭工人聚集地，北邊是意大利社區，西邊是金融精英階層的諾布山（NobHill）。
你可以想象李小龍在盯着眼前這個類似于香港縮影的社區時，一定會有些迷茫。
這裡有華人雜貨鋪、炒雜碎餐館、花哨禮品店以及華麗的戲院——幾乎與香港一模一樣，但這一切又似乎有點兒不對勁。
李小龍随關先生來到了他位于昃臣街654号的小公寓内，發現他的住處隻有一張單人床，放置在主屋的角落裡，用其他家具隔了起來。
浴室和廚房在一條狹窄的走廊下方，與其他房間的居民共享。
雖然他和其他13名家庭成員在香港的居住條件也很擁擠，但這個地方的封閉性讓人感到壓抑，很容易産生幽閉恐懼症。
至少家裡還有仆人。
李小龍正經曆着從第三世界的富人瞬間淪落到第一世界的窮人的沖擊。
關先生為李小龍在公寓對面的錦豪酒家（音譯，KumHomRestaurant）找了一份做服務員的工作。
除演戲外，李小龍此前從未做過其他任何工作。
事實很快證明，他不适合從事服務業，隻堅持了一周，就不去了。
以他的個性來說，更适合教學——可以盡情展示自己的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