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興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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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rnChan),與李小龍在電影《人之生》(1946)中相識。

    後來,在成年後的李小龍決定重回香港發展電影事業時,小麒麟起了重要作用。

     與《細路祥》裡的阿祥不同,這些孩子不是街頭孤兒,他們大多出生于中産階級家庭,在著名的教區學校就讀。

    盡管他們算是一群“烏合之衆”,但并非一般的街頭混混,雖然他們時常會制造些小麻煩,但絕不會犯下嚴重的罪行。

    除了打架,他們主要的休閑活動就是搞惡作劇。

    [115]“一天晚上,當我們的女仆出去玩時,小龍把她房間内的家具全部挪了地方。

    由于最近的電燈開關在房間中央,當她回來的時候,幾乎撞到了所有的桌椅才把燈打開。

    後來,她很生氣,來向我告狀,說這都是小龍幹的。

    我答應她,準備和小龍好好談談,但我自己卻忍不住笑了起來。

    ”何愛榆回憶道。

    [116] 随着年齡的增長,他們的惡作劇越來越複雜,也越來越有攻擊性,尤其是當他覺得自己是在為家人或朋友報仇的時候。

    10歲時,李小龍和胡奀兩人買了一張票,試圖溜進彌敦道水渠街口的東樂戲院(DongleTheatre)去看戲。

    結果,李小龍順利進去了,胡奀卻被印度籍的驗票員揪住,大罵一頓,還被拍打頭部。

    李小龍看不過去,怒氣沖沖地上前與對方理論,讓其停手,最後兩人都受到了懲罰。

    接下來的兩周裡,他們開始策劃他們的複仇計劃。

    先是從附近的小攤上買了香噴噴的烤鱿魚,然後偷偷在裡面加了瀉藥,一臉誠意地跑去向驗票員道歉并送給他吃。

    現在,大多數10歲孩子的惡作劇到此就會停止,可換作是李小龍,絕不會就此罷手。

    這倆孩子買票進入戲院後,躲在廁所的隔間裡,拿着一個精心準備好的裝滿糞便的馬桶,等候驗票員來上廁所“辦大事”。

    當加料的烤鱿魚迫使驗票員不得不去廁所時,倆孩子趁此良機,将一個四寸長的爆竹點燃,扔到裝滿糞便的馬桶裡,然後迅速推入驗票員如廁的廁格内。

    爆竹爆開,糞便四處飛濺,弄得驗票員身上到處都是。

    李小龍因此被戲院經理懲罰半年内不準進入東樂戲院。

    [117] 後來,何愛榆擔心自己會把李小龍寵壞,開始變得嚴厲起來。

    她會責罵、哄騙甚至懇求他,但也會對他父親隐瞞他的很多過錯。

    可是如果李小龍錯得太離譜兒時,就像之前戲院驗票員那件事,何愛榆就會把他父親叫來。

    “小龍知道他爸爸非常讨厭暴力。

    我總是威脅他說,如果他再不聽話,我就會向他爸爸告發他。

    他總是嘴上承諾,但事後還是會繼續打架。

    ”[118] 雖然李海泉在粵劇舞台及電影中經常扮演的是令人開心的醜角,但他在家裡卻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父親的形象。

    孩子們眼中的父親是嚴厲的,甚至在情感上與父親有些距離。

    “每次隻要小龍犯了錯,爸爸就會讓大家一起受罰。

    ”李秋源回憶起來,笑着說道:“爸爸認為我們有責任照看好弟弟,他會揪着我們的耳朵,關上門,讓我們跪下。

    爸爸會責問我們,‘現在還敢胡鬧嗎?’然後他會責罰每一個人——用竹棍打男孩子,用卷起的報紙打我們女孩子。

    小龍會問為什麼隻用報紙打姐姐們。

    爸爸會說,‘因為姐姐們都是女生,報紙不會傷到她們,但你們這些男孩子太調皮了,我隻怕打得不夠重。

    ’但是,多數情況下,他用不着打小龍——他隻要瞪小龍一眼,就能把他吓唬住,小龍很怕爸爸的。

    ”[119] 糟糕的成績、頻繁的打架以及越來越暴力的惡作劇——李小龍給他的家庭帶來了很多麻煩,讓李海泉夫婦覺得很丢臉。

    自從那次用糞桶捉弄了東樂戲院的驗票員之後,李海泉決定對李小龍嚴加管教。

    除了看漫畫,李小龍唯一真正喜歡的就是表演了。

    早上上學時,何愛榆很難将他從床上拎起來,可是如果是淩晨時分讓他去電影制片廠,絲毫不費力就可以叫醒他。

    (為避開香港的城市噪聲及附近機場的噪聲,電影公司的大部分拍攝工作都是在晚間進行。

    直到20世紀60年代,他們才開始單獨錄音、配音。

    )李振輝認為:“在這方面,小龍有着與生俱來的自制力,哪怕是半夜叫醒他,也能立刻爬起來,迅速進入角色。

    ”[120] 由于其他懲罰方式對李小龍起不到絲毫作用,他的父親隻好把他接下來的演出暫時推掉,直到他開始好好表現為止。

    他禁止李小龍參與電影《細路祥》續集的拍攝。

    在1950年拍攝完《細路祥》之後剩餘的時間裡,李小龍沒有在其他電影中出現過。

    後來,經過李小龍的多番懇求,父母同意他在1951年參加電影《人之初》(TheBeginningofMan)的拍攝,但由于他的行為沒有進一步改善,他們再次把他“封殺”了。

    等到李小龍再次出現在銀幕上時,已經是1953年,其間中斷了兩年。

     李海泉夫婦遠非一般演員家庭的父母可比,他們始終把李小龍參與表演視作一種特殊的機會,而不是一種未來的職業,如果他再不努力學習的話,将禁止他再參與演出。

    李海泉幼時家境貧寒,無力為學,他不想讓自己的兒子錯失掉良好的教育機會,或者重蹈自己的覆轍。

     在被殖民統治的一個世紀裡,香港的鴉片仍然十分泛濫。

    雖然立法局在1908年正式通過了禁鴉片及關閉煙館的條例,不過并沒有全力落實。

    直到20世紀60年代,鴉片成瘾者的數量仍在不斷上升,尤其是在娛樂業中。

    李小龍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

    李海泉認為,鴉片對他的粵劇唱腔有幫助,能夠讓他唱得更好。

    [121]他認為,鴉片之于中國戲劇演員,就像海洛因之于美國爵士樂的音樂家。

    吸食鴉片,在粵語中被文雅地稱為“咬韻”。

    [122] 李海泉所塑造的角色中,他最喜歡的是《兩個煙精掃長堤》中的趙鼎昌,那是他最著名的表演。

    [123]這部喜劇講述的是,兩個瘦骨嶙峋的老煙槍在戰後政府禁鴉片後被判罰到廣州的長堤掃街的故事。

    李海泉和新馬師曾(Sun-MaSze-Tsang)這兩個主演在舞台上夜複一夜地抽着鴉片。

     對于李海泉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角色,演繹這樣的角色他輕而易舉。

    在他自家的卧室裡,有一張特大号的鴉片床。

    許多著名的演員、導演都曾去過那裡。

    李秋源說:“爸爸最愛躺在床的右邊,把左邊留給客人。

    ”當時還是小丫頭的她會在一旁幫忙來讓父親高興。

    “為什麼我和爸爸關系處得最好?爸爸教我怎麼點煙鬥來幫他抽煙。

    ”[124] 20世紀50年代初期,李海泉的鴉片瘾越來越大,常常陷入愉悅、慵懶、甜蜜的情緒之中。

    除了睡覺和吸食鴉片,他對任何事情都失去了興趣。

    據何愛榆回憶,在孩子們很小的時候,他和孩子們很親近,但随着他們長大,他有所轉變,幾乎很少和家人接觸。

    “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自己的房間内學習或睡覺,除了吃飯,從不和家人坐到一起。

    ”[125]李小龍後來告訴他的妻子琳達,他的父親是一個“缺席的家長”,也正因為吸食鴉片的習慣,他父親“經常處于魂不守舍的狀态”。

    [126] 除了對子女情感上的缺失,李海泉還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

    “那個時候,隻有富人階層才能吸食鴉片,”[127]李秋源說,“如果你沒有錢,你就沒辦法抽煙,那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

    ”李海泉要負責一家十幾口人的生活開銷。

    為了滿足他的嗜好所付出的金錢,以及煙瘾對他演藝事業的破壞性影響,已經威脅到了這個家庭在上層社會的地位。

    李小龍經常向他青少年時期的朋友抱怨他的父親“小氣”,很少給他零花錢。

    多年來,何愛榆一直在勸李海泉戒煙,但都沒有成功。

    [128] 另一方面,父親的煙瘾間接地讓孩子們的自然天性得到了進一步的釋放。

    敏感好學的李忠琛埋頭苦讀之餘,熱衷于個人運動,成為一名優秀的擊劍運動員。

    他是家中男孩裡面第一個被寄予厚望考入大學的人。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極度活躍的李小龍似乎要進監獄了。

    他表現出很多吸毒父母帶大的孩子身上的典型症狀:極具攻擊性、對權威人士的不信任,以及過度的控制欲。

    [129] 1951年9月,10歲的李小龍緊随哥哥李忠琛的腳步,以五年級學生的身份進入喇沙書院(LaSalleCollege)就讀。

    當時位于何文田巴富街的喇沙書院由天主教喇沙修士會創辦,是香港最負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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