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傳 一一

關燈
他想已經到了彼岸,獲得了一個為他煩惱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蔭庇。

    其實,他隻是處于一種新的活動底始端。

    在莫斯科過了一冬(他對于家庭底義務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參加調查人口底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底慘狀的機會。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慘。第一次接觸到這文明隐藏着的瘡痍底那天晚上,他向一個朋友講述他的所見時,“他叫喊,号哭,揮動着拳頭。”

    “人們不能這樣地過活!”他号啕着說。“這絕不能存在!這絕不能存在!……”幾個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絕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寫信給他說:

    “從前你說:‘因為缺少信心,我願自缢。’現在,你有了信心,為何你仍苦惱?”

    因為他不能有僞君子般底信心,那種自得自滿的信心,因為他沒有神秘思想家底自利主義,隻顧自己的超升而不顧别人,因為他懷有博愛,因為他此刻再不能忘記他所看到的慘狀,而在他熱烈的心底仁慈中他們的痛苦與堕落似乎是應由他負責的:他們是這個文明底犧牲品,而他便參與着這個犧牲了千萬生靈以造成的優秀階級,享有這個魔鬼階級底特權。接受這種以罪惡換來的福利,無異是共謀犯。在沒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們應當做什麼?》(一八八四至一八八六)便是這第二次錯亂病底表白,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為悲劇化,故它的後果亦更重大。在人類底苦海中,實在的,并非一般有閑的人在煩惱中造作出來的苦海中,托爾斯泰個人的宗教苦悶究竟算得什麼呢?要不看見這種慘狀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後而不設法以任何代價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麼?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見了不能不感動的,說出托爾斯泰在這時代所感的痛苦。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農夫底衣服;他的神氣頗為頹喪。他的頭發還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經花白。他的長須與鬓毛已經全白了。雙重的皺痕在美麗寬廣的額角上畫成和諧的線條。這巨大的犬鼻,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溫和善良啊!它們看得你那麼透徹。它們不啻在為你怨歎,為你可惜。眼眶下劃着深刻的線條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過。但他很強,準備戰鬥。

    他有他英雄式的邏輯:

    “我時常聽到下面這種議論,覺得非常錯異:‘是的,在理論上的确不錯;但在實際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論隻是會話上必需的美麗的詞句,可絕不是要把它适合實際的!……至于我,隻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

    他開始以照相一般準确的手法,把莫斯科底慘狀照他在參觀窮人區域與夜間栖留所裡所見的情形描寫下來。他确信,這不複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樣,可以用金錢來拯救這些不幸者的,因為他們多少受着都市底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尋求災禍底由來。一層進一層,漸漸地發現了連鎖似的負責者。最初是富人,與富人們該詛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繼之是普遍的不勞而獲的生活欲。其次是國家,為強項的人剝削其他部分的人類所造成的殘忍的總體。教會更從旁助纣為虐。科學與藝術又是共謀犯……這一切罪惡底武器,怎樣能把它們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為造成罪惡的共犯。不參加剝削人類的工作。放棄金錢與田産,不為國家服務。

    但這還不夠,更應當“不說謊”,不懼怕真理。應當“忏悔”,排斥與教育同時種根的驕傲。末了,應當“用自己的手勞作”。“以你額上流着的汗來換取你的面包”這是第一條最主要的誡條。托爾斯泰為預先答複特殊階級底嘲笑起見,說肉體的勞作絕不會摧殘靈智的力量,反而助它發展,适應本性底正常的需要。健康隻會因之更加增進,藝術也因之進步。而且,它更能促進人類底團結。

    在他以後的作品中,托爾斯泰又把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補充。他殚精竭慮地籌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養元氣,同時又須排除麻醉意識底畸形的享樂和滅絕良知底殘酷的享樂。他以身作則。一八八四年,他犧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獵。他實行持齋以鍛煉意志;宛如一個運動家自己定下嚴厲的規條,迫使自己奮鬥與戰勝。

    《我們應當做什麼?》這是托爾斯泰離開了宗教默想底相當的平和,而卷入社會漩渦後所取的艱難的途徑底第一程。這時候便開始了這二十載底苦鬥,孤獨的伊阿斯拿耶老人在一切黨派之外(并指責他們),與文明底罪惡與謊言對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