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終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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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不敢說結局可以控制,因為沒有人真的能夠控制。

    說到底,物理學、生物學和意外事故對我們的生活為所欲為。

    但是重點在于,我們也并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所謂勇氣,就是同時認識到這兩個事實。

    我們有采取行動、建構我們自己的故事的空間,盡管随着時間的推移,局限性越來越大。

    當我們理解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确幾個結論:我們在對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殘酷的失敗,是沒有認識到,除了安全和長壽,他們還有優先考慮事項;建構個人故事的機會是維持人生意義的根本;通過改變每個人生命最後階段的可能性這一方式,我們有機會重塑我們的養老機構、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對話。

     不可避免,這些可能性在最後的延展範圍會産生這樣一個問題——維持人的自主性和控制力的邏輯,在人們需要的時候,是否可以幫助他們加速死亡。

    “輔助自殺”(assistedsuicide)業已成為藝術術語,雖然其鼓吹者更喜歡用“有尊嚴的死亡”這個委婉的說法。

    即便醫學界強烈抗議這種做法,但我們仍然允許人們絕食、絕水或者停止用藥和治療,這說明我們顯然已經部分承認了這種權利。

    每次我們解除一個人的人工呼吸機或者人工喂食,都是在加快其死亡。

    經過一些抵制以後,心髒專家現在接受在病人需要的情況下,他們有要求其醫生關掉起搏器(一種調整病人心率的人工手段)的權利。

    即便明知會加速死亡,我們也承認了允許病人采用麻醉劑和鎮靜劑的必要性。

    提倡者的全部追求就是要給予受罪的人獲得解除痛苦的醫藥使用方面的權利,隻不過這一次醫藥同樣也是加快他們死亡的時機。

    我們迎頭遭遇到維持這樣一個明确且連貫的哲學性分野的困難:給予人們停止延長其生命的外在或者人工過程的權利,與給予他們停止延長其生命的自然的、内在過程的權利。

     根本上,這個争論關乎到我們最害怕犯的錯誤——延長痛苦的錯誤抑或縮短寶貴生命的錯誤。

    我們阻止健康人自殺,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精神痛苦往往是暫時性的。

    我們相信,在幫助之下,記憶的自我之後對于事情的看法會不同于體驗的自我——實際上,隻有少部分從自殺中被挽救回來的人會繼續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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