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一個真正像家的“老年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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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所大學注冊了一門課程。
他會去聽所有的課，并錄下所有的授課内容，再把磁帶帶給她。
她是在醫院，在骨科的女病房裡，學習了她的第一門大學課程。
對了，那個第一門課是什麼呢？是《心理學導論》。
躺在病床上，她發現自己正在經曆着她所學習的那些現象。
從一開始，她就能夠明白專家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說得不對。
15年以後，她已經成為學者，那段經曆促使她構想了一個假設：我們如何使用時間可能取決于我們覺得自己還有多少時間。
當你年輕、身體健康的時候，你相信自己會長生不老，從不擔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圍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
你願意延遲享受，比方說，花幾年的時間，為更明媚的未來獲取技能和資源。
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識和更大的信息流，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和關系網，而不是和媽媽黏在一起。
當未來以幾十年計算（對人類而言這幾乎就等于永遠）的時候，你最想要的是馬斯洛金字塔頂端的那些東西——成就、創造力以及“自我實現”的那些特質。
但随着你的視野收縮，當你開始覺得未來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時候，你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此時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悅和最親近的人身上。
卡斯滕森給她的假設起了一個玄妙的名字：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selectivitytheory）。
她做了一系列的實驗驗證她的想法。
在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23歲到66歲的成年男性。
其中有些人身體健康，而有些人身患艾滋病。
研究人員給研究對象一副牌，上面描述了他們認識的一些人，這些人同他們的親近程度各不相同，有家庭成員，也有他們讀過的書的作者。
他們需要根據與這些人度過半個小時的意願的強烈程度排列這些牌。
總的來說，研究對象越年輕，就越不珍惜與情感上親近的人共度時光，而更喜歡與提供潛在信息或新朋友來源的人交往。
然而，在患病的研究對象中，年齡差異則消失了。
一個患艾滋病的年輕人的喜好和一個老年人的喜好是一緻的。
卡斯滕森極力尋找她的理論的漏洞。
在另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8歲到93歲的健康人。
當他們被問及願意怎樣度過半小時的時候，喜好的年齡差異又十分清晰。
但是，當他們被要求隻是想象将要辭世的時候，年齡差異又不見了；年輕人的選擇和老年人相同。
接下來，研究人員讓他們想象醫學上的突破使他們可以增加20年的壽命，年齡差異再次消失——不過，這一次，老年人作出了和年輕人一樣的選擇。
文化差異也不顯著。
對中國香港地區居民的研究結果和對美國人的研究結果一模一樣。
重要的是觀念。
巧的是，在團隊完成香港地區研究之後一年，新聞報道說香港地區的政治控制權将移交給中國政府。
對于這一轉變後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許多香港人充滿焦慮。
研究人員抓住這個機會，進行了重複研究。
果不其然，他們發現人們極大地縮小了社會網絡，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目标差異基本消弭了。
主權移交一年以後，不确定性消除了，團隊又做了一次研究。
年齡差異又出現了。
“9·11”襲擊事件之後，他們又對美國做了一次研究；2003年，在SARS肆虐香港地區，幾周之内就奪走了近300條生命以後，他們又對香港地區做了一次研究。
在每一項研究中，
他會去聽所有的課，并錄下所有的授課内容，再把磁帶帶給她。
她是在醫院，在骨科的女病房裡，學習了她的第一門大學課程。
對了，那個第一門課是什麼呢？是《心理學導論》。
躺在病床上，她發現自己正在經曆着她所學習的那些現象。
從一開始，她就能夠明白專家哪些地方說得對，哪些地方說得不對。
15年以後，她已經成為學者，那段經曆促使她構想了一個假設：我們如何使用時間可能取決于我們覺得自己還有多少時間。
當你年輕、身體健康的時候，你相信自己會長生不老，從不擔心失去自己的任何能力，周圍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
你願意延遲享受，比方說，花幾年的時間，為更明媚的未來獲取技能和資源。
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識和更大的信息流，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和關系網，而不是和媽媽黏在一起。
當未來以幾十年計算（對人類而言這幾乎就等于永遠）的時候，你最想要的是馬斯洛金字塔頂端的那些東西——成就、創造力以及“自我實現”的那些特質。
但随着你的視野收縮，當你開始覺得未來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時候，你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此時此地，放在了日常生活的愉悅和最親近的人身上。
卡斯滕森給她的假設起了一個玄妙的名字：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selectivitytheory）。
她做了一系列的實驗驗證她的想法。
在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23歲到66歲的成年男性。
其中有些人身體健康，而有些人身患艾滋病。
研究人員給研究對象一副牌，上面描述了他們認識的一些人，這些人同他們的親近程度各不相同，有家庭成員，也有他們讀過的書的作者。
他們需要根據與這些人度過半個小時的意願的強烈程度排列這些牌。
總的來說，研究對象越年輕，就越不珍惜與情感上親近的人共度時光，而更喜歡與提供潛在信息或新朋友來源的人交往。
然而，在患病的研究對象中，年齡差異則消失了。
一個患艾滋病的年輕人的喜好和一個老年人的喜好是一緻的。
卡斯滕森極力尋找她的理論的漏洞。
在另一個實驗中，她和團隊研究一組年齡從8歲到93歲的健康人。
當他們被問及願意怎樣度過半小時的時候，喜好的年齡差異又十分清晰。
但是，當他們被要求隻是想象将要辭世的時候，年齡差異又不見了；年輕人的選擇和老年人相同。
接下來，研究人員讓他們想象醫學上的突破使他們可以增加20年的壽命，年齡差異再次消失——不過，這一次，老年人作出了和年輕人一樣的選擇。
文化差異也不顯著。
對中國香港地區居民的研究結果和對美國人的研究結果一模一樣。
重要的是觀念。
巧的是，在團隊完成香港地區研究之後一年，新聞報道說香港地區的政治控制權将移交給中國政府。
對于這一轉變後自己和家庭的命運，許多香港人充滿焦慮。
研究人員抓住這個機會，進行了重複研究。
果不其然，他們發現人們極大地縮小了社會網絡，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目标差異基本消弭了。
主權移交一年以後，不确定性消除了，團隊又做了一次研究。
年齡差異又出現了。
“9·11”襲擊事件之後，他們又對美國做了一次研究；2003年，在SARS肆虐香港地區，幾周之内就奪走了近300條生命以後，他們又對香港地區做了一次研究。
在每一項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