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渴求:一扇能上鎖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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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權力關系。

    住戶控制日程、基本規則以及他們願意承受和不願意承受的風險。

    如果他們願意一夜不睡,白天睡一整天;如果他們願意服用使他們感覺乏力的藥;如果他們盡管有吞咽問題、沒有牙齒、醫生吩咐隻能吃糊狀食物,而他們仍然願意吃比薩和M&M巧克力豆——好吧,可以。

    如果他們的心智已經退化到無法作出理性的決定,那麼,他們的家人,或者他們指定的任何人,可以幫他們談判他們可以接受的風險和選擇的條款。

    威爾遜的概念被稱為“輔助生活”。

    “輔助生活”的目标就是任何人都不必覺得被機構化了。

     這個概念立即受到抨擊。

    許多保護老年人的長期宣傳者認為這個方案從根本上來說是危險的。

    工作人員如何保證關上房門的老人的安全?怎麼可以允許身體殘疾、記憶力有問題的人擁有竈台、刀具、酒精等危險物品?誰來保證他們選擇的寵物是安全的?地毯怎麼清潔,怎麼免除尿臭味和細菌?工作人員怎麼知道住戶的健康情況是否發生了改變? 這些問題都有道理。

    某個拒絕清理房間、抽煙、吃糖,從而導緻糖尿病危機,需要去醫院的人是一個無人照顧的人或者自由派的典型嗎?這中間并沒有清楚的界限,威爾遜也并不提供一刀切的答案。

    她要求自己和員工負責探尋保證住戶安全的方法。

    同時,她的哲學是提供一個地方,使得住戶保持與那些住在家裡的人有類似的自由和自主——包括有權利拒絕出于安全的考慮或者機構的方便而強加的約束。

     政府密切監視着他們的實驗。

    當集團在波特蘭建起第二個場所(這一個有142個單元房,接納依靠政府資助的貧困老人)的時候,州政府要求威爾遜和她丈夫追蹤其住戶的健康、認知能力、身體功能以及生活滿意度的變化。

    1998年,他們公布了研究結果。

    結果顯示,住戶事實上并沒有以健康換取自由,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提高了,同時,健康程度也得到保持。

    實際上,他們的身體功能和認知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重度抑郁症發生的概率下降了,依靠政府支持的人的開銷比療養院降低了20%。

    這個項目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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