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樓裡有兩場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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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然。

    當隻有我們兩人留在房間裡時,我給她講述我在海軍時的所有遭遇,她看來很不舒服,而我也從此失去了佩戴勳章的興趣。

    現在我已經不佩戴勳章了,雖然我依舊為之驕傲。

     “都過了幾十年以後,那位著名的女記者維拉·特卡琴柯在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才寫到我們,提出我們仍然處于戰争狀态的問題。

    她說不少前線女兵現在還是獨身一人,沒能成家立業,甚至有許多人到現在連住房都沒有,面對這些神聖的女性,我們是問心有愧的。

    從那時起,才多少引起了人們對前線女性的關注。

    長達四五十年之久,她們依然居住在集體宿舍裡。

    終于,國家開始給她們分配單獨的住房。

    我有一個女朋友,我不想提她的真實姓名,她卻突然發火了……她曾經是助理軍醫……曾經三次負傷。

    戰争結束後,她進了醫學院讀書。

    她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家人,全都死掉了。

    她窮得身無分文,靠每天夜裡到處給人擦洗地闆維持生活。

    但她從來不向任何人承認自己是傷殘軍人并享有政府補貼,她把所有文件證明都撕掉了。

    我問她:‘你為啥要撕掉榮軍證明?’她大哭起來說:“那還有誰會娶我啊?”我對她說:“那又怎麼樣?你做了正義的事情。

    ”不料她的哭聲更大了:“也許這些紙張現在對我是很有益的,因為我病得很重。

    ”您能想象她大哭的樣子嗎? “為首次在俄羅斯海軍光榮城市塞瓦斯托波爾慶祝戰争勝利三十五周年,當地政府邀請了來自各艦隊的一百名衛國戰争時期的海軍老兵,包括三位女性。

    其中有兩位就是我和我的閨密。

    海軍元帥向我們每個人鞠了一躬,當衆向我們表示感謝并親吻我們的手。

    這怎麼能忘記啊?!” “你們想要忘記戰争嗎?” “忘記?怎麼忘記呢……”奧爾加又問道。

     “我們沒有能力忘記,也沒有權利忘記。

    ”薩烏爾·亨利霍維奇打破了沉默。

    “奧莉娅,您還記得嗎?每次勝利紀念日,我們總會看到一個年邁的母親,脖頸上挂着一塊跟她本人一樣衰老的招牌,上面寫着:‘我找庫爾涅夫·托馬斯·符拉季米洛維奇,他1942年在列甯格勒圍困時失蹤。

    ’從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已八十開外了,她還能尋找多少年?一定會尋找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個小時。

    我們也是這樣。

    ” “我倒是想忘記戰争,很想忘掉……”奧爾佳·瓦西裡耶夫娜緩緩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語地說,“我多想過上擺脫掉戰争的日子,哪怕隻有一天。

    不去回憶戰争……哪怕隻有一天也好……” 我牢牢記住了他們兩人在前線相片上的模樣,他們還贈送了一張照片給我。

    照片上的他們,是那麼年輕,比現在的我小很多很多。

    這一切立即使我産生了新的思索,并漸漸清晰起來。

    我看着這些年輕的照片,似乎從我剛剛傾聽和記錄的采訪中悟出了另一種含義。

    在我和他們之間,年齡的差别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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