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一直在談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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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懂吧”，便是一種相互尋求贊同的固定格式的話語，加藤将之稱為“男人話語”。
他給自己定下的倫理規則，就是禁止使用“男人話語”，探索不用“男人話語”的可能性。
不過，他的誠實态度雖然值得肯定，但其嘗試本身并不成功。
男人為成為男人而實踐的同化與排除行為，不是單獨一人能完成的。
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論歧視》〔2005〕一書中尖銳地指出，“歧視需要三個人”。
他的關于歧視的定義，可以稍加修改為：歧視就是通過将一個人他者化而與共同行動的另一人同化的行為。
如果把前面的“一個人”換為“女人”、後面的“另一人”換為“男人”，直接就成為對“性歧視”的定義。
佐藤舉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事例。
比如，男人A說：“女人腦子裡怎麼想的，真是弄不懂。
”這句話不是男人A對女人B說的，而是對男人C說的。
男人A發出這種話語的意圖，是想尋求男人C的同意，試圖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從而構成“我們男人”的集體認同。
女人B這時是否在場無關緊要。
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種共同行為。
如果男人C回答“對，完全如此”，對男人A表示贊同（即與男人A同化），那麼，歧視行為就得以完成。
而假如男人C表示反對“不，沒那回事兒”，男人A的男性集體身份認同的企圖就在這裡失敗了。
那麼，男人A為掩蓋自己的困惑惱怒，會轉而攻擊男人C從男人世界的偏離：“怎麼？你還是個男人嗎？”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
在不允許中間項存在的、頑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離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與佐藤一樣，加藤也從話者與聽者的共犯關系來探讨“男人話語”的形成機制，他所說的“男人話語”，就是指這種強迫聽者與固定格式同化的話語方式。
于是我們得知，擔保一個男人為男人的，不是異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
男人的性主體化，需要的是認可自己為男人的男性集團。
正如拉康一語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
”男人是通過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為性主體的。
所以，成為男人的途徑沒有任何多樣性。
下流話成為一種固定格式，絕不可能成為第一人稱“我”的話語，理由就在這裡。
男人那麼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數，是因為隻有那才是男人之間可以比較的一元化尺度。
當我們歎息“男人的性多麼貧瘠”的時候，我們必須追溯到更為根源的問題，即，男人的性主體化途徑本身，就是一種排除了偏離和多樣性的固定格式。
他給自己定下的倫理規則，就是禁止使用“男人話語”，探索不用“男人話語”的可能性。
不過，他的誠實态度雖然值得肯定，但其嘗試本身并不成功。
男人為成為男人而實踐的同化與排除行為，不是單獨一人能完成的。
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論歧視》〔2005〕一書中尖銳地指出，“歧視需要三個人”。
他的關于歧視的定義，可以稍加修改為：歧視就是通過将一個人他者化而與共同行動的另一人同化的行為。
如果把前面的“一個人”換為“女人”、後面的“另一人”換為“男人”，直接就成為對“性歧視”的定義。
佐藤舉出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事例。
比如，男人A說：“女人腦子裡怎麼想的，真是弄不懂。
”這句話不是男人A對女人B說的，而是對男人C說的。
男人A發出這種話語的意圖，是想尋求男人C的同意，試圖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從而構成“我們男人”的集體認同。
女人B這時是否在場無關緊要。
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種共同行為。
如果男人C回答“對，完全如此”，對男人A表示贊同（即與男人A同化），那麼，歧視行為就得以完成。
而假如男人C表示反對“不，沒那回事兒”，男人A的男性集體身份認同的企圖就在這裡失敗了。
那麼，男人A為掩蓋自己的困惑惱怒，會轉而攻擊男人C從男人世界的偏離：“怎麼？你還是個男人嗎？”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
在不允許中間項存在的、頑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離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與佐藤一樣，加藤也從話者與聽者的共犯關系來探讨“男人話語”的形成機制，他所說的“男人話語”，就是指這種強迫聽者與固定格式同化的話語方式。
于是我們得知，擔保一個男人為男人的，不是異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
男人的性主體化，需要的是認可自己為男人的男性集團。
正如拉康一語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
”男人是通過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為性主體的。
所以，成為男人的途徑沒有任何多樣性。
下流話成為一種固定格式，絕不可能成為第一人稱“我”的話語，理由就在這裡。
男人那麼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數，是因為隻有那才是男人之間可以比較的一元化尺度。
當我們歎息“男人的性多麼貧瘠”的時候，我們必須追溯到更為根源的問題，即，男人的性主體化途徑本身，就是一種排除了偏離和多樣性的固定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