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搬家史
關燈
小
中
大
津變”發生，就變成它的短處了。
“津變”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在天津鬧的暴動，當時我們在家裡就聽到槍聲。
兆豐裡正當法租界與日租界交界處，我家正門朝法租界，後門出去就是日租界。
在二樓露台上可以看到日租界的情形，平時可以看到穿木屐的日本人，穿校服的學生，鞠躬行禮的，喝醉的酒鬼跌跌撞撞哼小調。
當然事變時根本不敢上露台，想上去張望大人也不讓。
暴動是從日租界鬧起，往“中國地”鬧，不是針對租界，但挨着日租界總是危險。
最怕的是流彈，我還記得娘慌慌張張指揮着用人用棉被把窗子蒙起來。
“津變”很快就平息了，但誰知日本人還會鬧出什麼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日本人決不會就此罷休，離日租界越遠越好。
這樣我們就搬到了英租界的倫敦道昭明裡。
昭明裡的房子比兆豐裡那邊小，但房租更貴，一個月要二百多大洋。
天津和上海一樣，西方列強都有租界，除了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過去還有俄租界、德租界、意租界、奧租界。
奧租界的“奧”是奧匈帝國，不是奧地利。
我小時候，德租界、奧租界已經沒有了（因為一戰戰敗），民國政府收回以後叫作“特别一區”“特别二區”。
雖然已經收回，天津人意識裡還是沒當作“中國地”的一部分，和純粹的“中國地”比起來，的确有點特别，因為建築，還有居住的人不一樣。
隻是收回來以後，管理跟不上，眼見得就衰落了，街道沒有原來的整潔，有點向“中國地”的髒亂差靠攏了。
英租界、法租界明顯好于其他租界。
英租界最安靜、整潔，最有安全感。
英租界在牆子河外，靠着河邊的是老區，再往外是新開發的，一棟一棟的公寓樓，要不就是别墅，就像民國定都之後南京頤和路那一帶，好多有錢人也在那兒買地蓋房子。
昭明裡就在新區裡，因為環境好，房價就高，房租當然也貴（同是英租界，我們後來住的耀華裡就便宜多了），面積比兆豐裡小，租金卻要高出一截。
昭明裡的房子好像是上海銀行蓋的，資中筠他們家就住在昭明裡，離得不遠，她父親是上海銀行的行長。
我們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耀華裡去了，因為嫌房租貴。
耀華裡我們住的是二樓三底，娘住樓下，我們住樓上。
那時的人還是過去住中式房子的習慣，喜歡住一樓，地位高的往往住在下面，娘因為小腳，上下樓不便，更要住一樓了，大公主後來也是住樓下。
算起來耀華裡住的時間是最長的，最多三六年搬過來，直到五三年羅沛霖在北京工作，我姐我母親她們把家搬到北京，有十好幾個年頭，比住花園街的時間還長。
但我住在那裡的時間并不長，三八年離開天津到昆明讀書後，過了十一年我才回到天津，住了幾個月，生完孩子後又回到南京。
七二年再回天津時，耀華裡已經沒有我的家了。
事實上一九四九年我回天津時，耀華裡已經面目全非了。
平津戰役時，國民黨的軍隊開始是準備死守打巷戰的，當兵的都住到我們家了，門前挖了戰壕，我去時還在，出了門就是壕溝。
（聯大同學羅宏孝、張國新來看我，要蹦着跨過來，羅大笑，覺得太好玩了。
但其實當然出入是很不方便的，娘去世時，吊喪的親朋來來往往的，還有年紀大的，難道也蹦過來？就搭了塊闆子在上面。
）家裡也和走時不一樣了，亂糟糟的，而且顯得很破敗，倒像是楊家敗落的一個縮影。
我當時并沒有多少傷感，因為我對過去沒有多少留戀，而且剛解放，雖是百廢待興，但腐敗的國民黨垮台了，天亮了嘛！
“津變”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在天津鬧的暴動，當時我們在家裡就聽到槍聲。
兆豐裡正當法租界與日租界交界處，我家正門朝法租界，後門出去就是日租界。
在二樓露台上可以看到日租界的情形，平時可以看到穿木屐的日本人，穿校服的學生，鞠躬行禮的，喝醉的酒鬼跌跌撞撞哼小調。
當然事變時根本不敢上露台，想上去張望大人也不讓。
暴動是從日租界鬧起，往“中國地”鬧，不是針對租界，但挨着日租界總是危險。
最怕的是流彈，我還記得娘慌慌張張指揮着用人用棉被把窗子蒙起來。
“津變”很快就平息了，但誰知日本人還會鬧出什麼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日本人決不會就此罷休，離日租界越遠越好。
這樣我們就搬到了英租界的倫敦道昭明裡。
昭明裡的房子比兆豐裡那邊小，但房租更貴，一個月要二百多大洋。
天津和上海一樣，西方列強都有租界，除了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過去還有俄租界、德租界、意租界、奧租界。
奧租界的“奧”是奧匈帝國，不是奧地利。
我小時候，德租界、奧租界已經沒有了（因為一戰戰敗），民國政府收回以後叫作“特别一區”“特别二區”。
雖然已經收回，天津人意識裡還是沒當作“中國地”的一部分，和純粹的“中國地”比起來，的确有點特别，因為建築，還有居住的人不一樣。
隻是收回來以後，管理跟不上，眼見得就衰落了，街道沒有原來的整潔，有點向“中國地”的髒亂差靠攏了。
英租界、法租界明顯好于其他租界。
英租界最安靜、整潔，最有安全感。
英租界在牆子河外，靠着河邊的是老區，再往外是新開發的，一棟一棟的公寓樓，要不就是别墅，就像民國定都之後南京頤和路那一帶，好多有錢人也在那兒買地蓋房子。
昭明裡就在新區裡，因為環境好，房價就高，房租當然也貴（同是英租界，我們後來住的耀華裡就便宜多了），面積比兆豐裡小，租金卻要高出一截。
昭明裡的房子好像是上海銀行蓋的，資中筠他們家就住在昭明裡，離得不遠，她父親是上海銀行的行長。
我們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耀華裡去了，因為嫌房租貴。
耀華裡我們住的是二樓三底，娘住樓下，我們住樓上。
那時的人還是過去住中式房子的習慣，喜歡住一樓，地位高的往往住在下面，娘因為小腳，上下樓不便，更要住一樓了，大公主後來也是住樓下。
算起來耀華裡住的時間是最長的，最多三六年搬過來，直到五三年羅沛霖在北京工作，我姐我母親她們把家搬到北京，有十好幾個年頭，比住花園街的時間還長。
但我住在那裡的時間并不長，三八年離開天津到昆明讀書後，過了十一年我才回到天津，住了幾個月，生完孩子後又回到南京。
七二年再回天津時，耀華裡已經沒有我的家了。
事實上一九四九年我回天津時，耀華裡已經面目全非了。
平津戰役時，國民黨的軍隊開始是準備死守打巷戰的，當兵的都住到我們家了，門前挖了戰壕，我去時還在，出了門就是壕溝。
（聯大同學羅宏孝、張國新來看我，要蹦着跨過來，羅大笑，覺得太好玩了。
但其實當然出入是很不方便的，娘去世時，吊喪的親朋來來往往的，還有年紀大的，難道也蹦過來？就搭了塊闆子在上面。
）家裡也和走時不一樣了，亂糟糟的，而且顯得很破敗，倒像是楊家敗落的一個縮影。
我當時并沒有多少傷感，因為我對過去沒有多少留戀，而且剛解放，雖是百廢待興，但腐敗的國民黨垮台了，天亮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