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張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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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國農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負擔：“那些落後和愚昧的封建意識”。
但是，這位作家遠不是“二重人格”論者；更不是一味欣賞并美化我們“國民性”的消極面，硬說這些消極面才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是永世長存的“文化傳統”！不！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李凖以愛護的同情的筆墨，寫到農民的落後意識如何在大難中妨礙着他們迅速覺醒；随後也寫到他們在受難與互助中如何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擺脫着他們的精神負擔。
他寫得好，寫得真實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以其藝術的說服力，印證著作家從生活本身得到的深刻感受：“在他們身上閃發出來的黃金一樣的品質和純樸的感情”，“這是五千年文化的結晶，這是我們古老祖國的生命活力，這是我們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見本書《開頭的話》）”。
我是理解并贊同李凖同志的上述感受和見解的。
不久以前，我曾在一個鄭重的場合，提出自己的熱望：“豐滿地塑造帶着沉重曆史負擔、面對重重困難而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寫出無愧于中國人稱号的中國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
”我不過是說說罷了。
李輩同志卻是說到做到了。
說到我們的國民性，有它的積極面和消極面，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人物身上，有各自不同的表現。
雖然都是曆史的産物，都是對立的統一，卻不是一半對一半。
說到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有優根也有劣根。
隻有那些牢牢紮進大地深處延伸滋長的堅強根幹，才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柱。
說到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有黃河、長江那樣偉大深厚的優良傳統，也有那些溝溝窪窪之内長期封閉的、愚昧的、落後的不良傳統。
我們要發揚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古為今用。
我們要發揚的是曆史上的大禹精神，屈原精神，陳涉、吳廣精神，乃至傳說中的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精神，以利于我國人民大衆刻苦自勵，奮起直追，挺立于現代世界的民族之林。
我們并不忽視國民性中的消極面，決不輕視或回避那些來源悠久的劣根性，那些剝削階級精神奴役的烙印，那些不良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根須。
那些東西長期地緊緊拖住我國人民的後腿，甚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作起來，為野心家所利用，在十年動亂中演出種種醜劇；經過撥亂反正，至今還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大敵！我們要深刻地描寫它們，小是為了欣賞它們，美化它們，贊歎它們；而是幫助人民大衆解除沉重的精神負擔。
存在決定意識。
我們堅信，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的時代巨浪，勢如黃河長江，不舍晝夜地奔騰前進，大浪淘沙，終究要年複一年、代複一代地淘洗掉曆史遺留下來的種種污垢，在批判地繼承人類優良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建設我們嶄新的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
我國作家正在動用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加人到這個時代巨浪中，以筆當槳，協同鼓浪前進。
我還想對《黃河東流去》的藝術結構提一點不确定的意見。
李凖同志在本書開頭告訴我們：“我在創作實踐上想作一點新的探索。
”我想，他首先指的在主題的開掘，在人物描寫的真實性（“美于生恬’’、“真于生活”），乃至在語言的幽默感上，将有些新的突破。
那麼，這些是很好地做到了。
如果也指的是抛棄以往常用的衆星拱月式的對一兩個主要人物的集中描寫，而采取所滑闆塊式的結構，群像式的畫廊，那就有所得也有所失了。
得到的是更廣闊的社會面和衆生相，更豐富的性格色彩和精神風貌。
失掉的是更光彩更厚重的典型質量。
李凖筆下的李麥、徐秋齋、海長松、藍五、王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活生生的人物，幾乎每個着筆較多的都是一個典型形象，即都是具有時代社會意義的個性描寫，都有一個探索未完的精神世界。
以李凖同志豐富的生活知識、藝術經驗和雄健的筆力，以這部作品透露出來的厚積薄發的創作潛力，如果當初筆力更集中一些，精力更集中一些，他的典型人物留給人們的印象一定更深，打動人心的程度一定更重，這種藝術典型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的貢獻也就更大了。
才情分散者收到分散的藝術花果，筆力集中者發揮集中的藝術功能。
這是近幾年閱讀當代優秀中長篇作品時的深切感受。
我隻能說這種感受是真誠的，經過反複思考的，卻不敢說是完全正确的。
其實是老生常談，也留待實踐的繼續檢驗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日
但是，這位作家遠不是“二重人格”論者；更不是一味欣賞并美化我們“國民性”的消極面，硬說這些消極面才是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是永世長存的“文化傳統”！不！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李凖以愛護的同情的筆墨，寫到農民的落後意識如何在大難中妨礙着他們迅速覺醒；随後也寫到他們在受難與互助中如何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擺脫着他們的精神負擔。
他寫得好，寫得真實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以其藝術的說服力，印證著作家從生活本身得到的深刻感受：“在他們身上閃發出來的黃金一樣的品質和純樸的感情”，“這是五千年文化的結晶，這是我們古老祖國的生命活力，這是我們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見本書《開頭的話》）”。
我是理解并贊同李凖同志的上述感受和見解的。
不久以前，我曾在一個鄭重的場合，提出自己的熱望：“豐滿地塑造帶着沉重曆史負擔、面對重重困難而堅韌不拔的民族性格——寫出無愧于中國人稱号的中國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
”我不過是說說罷了。
李輩同志卻是說到做到了。
說到我們的國民性，有它的積極面和消極面，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階層、不同的人物身上，有各自不同的表現。
雖然都是曆史的産物，都是對立的統一，卻不是一半對一半。
說到我們民族文化的根，有優根也有劣根。
隻有那些牢牢紮進大地深處延伸滋長的堅強根幹，才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柱。
說到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有黃河、長江那樣偉大深厚的優良傳統，也有那些溝溝窪窪之内長期封閉的、愚昧的、落後的不良傳統。
我們要發揚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古為今用。
我們要發揚的是曆史上的大禹精神，屈原精神，陳涉、吳廣精神，乃至傳說中的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精神，以利于我國人民大衆刻苦自勵，奮起直追，挺立于現代世界的民族之林。
我們并不忽視國民性中的消極面，決不輕視或回避那些來源悠久的劣根性，那些剝削階級精神奴役的烙印，那些不良的文化傳統和文化根須。
那些東西長期地緊緊拖住我國人民的後腿，甚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作起來，為野心家所利用，在十年動亂中演出種種醜劇；經過撥亂反正，至今還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大敵！我們要深刻地描寫它們，小是為了欣賞它們，美化它們，贊歎它們；而是幫助人民大衆解除沉重的精神負擔。
存在決定意識。
我們堅信，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的時代巨浪，勢如黃河長江，不舍晝夜地奔騰前進，大浪淘沙，終究要年複一年、代複一代地淘洗掉曆史遺留下來的種種污垢，在批判地繼承人類優良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建設我們嶄新的高度發達的精神文明。
我國作家正在動用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加人到這個時代巨浪中，以筆當槳，協同鼓浪前進。
我還想對《黃河東流去》的藝術結構提一點不确定的意見。
李凖同志在本書開頭告訴我們：“我在創作實踐上想作一點新的探索。
”我想，他首先指的在主題的開掘，在人物描寫的真實性（“美于生恬’’、“真于生活”），乃至在語言的幽默感上，将有些新的突破。
那麼，這些是很好地做到了。
如果也指的是抛棄以往常用的衆星拱月式的對一兩個主要人物的集中描寫，而采取所滑闆塊式的結構，群像式的畫廊，那就有所得也有所失了。
得到的是更廣闊的社會面和衆生相，更豐富的性格色彩和精神風貌。
失掉的是更光彩更厚重的典型質量。
李凖筆下的李麥、徐秋齋、海長松、藍五、王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活生生的人物，幾乎每個着筆較多的都是一個典型形象，即都是具有時代社會意義的個性描寫，都有一個探索未完的精神世界。
以李凖同志豐富的生活知識、藝術經驗和雄健的筆力，以這部作品透露出來的厚積薄發的創作潛力，如果當初筆力更集中一些，精力更集中一些，他的典型人物留給人們的印象一定更深，打動人心的程度一定更重，這種藝術典型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的貢獻也就更大了。
才情分散者收到分散的藝術花果，筆力集中者發揮集中的藝術功能。
這是近幾年閱讀當代優秀中長篇作品時的深切感受。
我隻能說這種感受是真誠的，經過反複思考的，卻不敢說是完全正确的。
其實是老生常談，也留待實踐的繼續檢驗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