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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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遊戲公司。
我不會叫它教育初創公司。
我會說這是一個遊戲初創公司。
我想吸引的是硬核遊戲工程師。
所以我不認為這些人在工作上會懈怠。
” 許将獲得蒂爾獎學金。
還有一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斯坦福大二學生，他自九歲起就一直癡迷于能源和水的匮乏問題，還試圖建造世上第一台永動機。
“在失敗了兩年後，我意識到，即使解決了永動機問題，我們也不會使用它，因為它太昂貴了，”他告訴蒂爾，“太陽是永生的能量來源，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它。
因此，我開始沉迷于降低成本。
” 他十七歲時學到了光電定日鏡，又叫太陽能跟蹤器，即“将日光定向到一點的雙重存取跟蹤鏡”。
如果他能發明一種足夠便宜、利用定日鏡産生熱量的方法，那麼太陽能就可以在經濟上與煤炭競争。
在斯坦福大學，他創辦一家公司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學校拒絕将他在該項目上的工作時間折算成學分。
因此，他選擇休學，并申請蒂爾獎學金。
“我覺得這是我能從斯坦福學到最好的東西，”他說，“我住在這個叫作黑匣子的創業者之家，離校園大約十二分鐘。
那可真是開心極了，因為它離我們的辦公室非常近，還有熱水浴缸和遊泳池，然後我周末還能去斯坦福見見朋友。
你能獲得最好的社交，同時還能從根本上為自己熱愛的事情工作。
” 緊随其後的是一對斯坦福大學新生，一個是名叫史丹利·唐的創業者，另一個是名叫托馬斯·施密特的程序員，他們想做一個名為“四方群衆”的手機應用程序，它可以讓你在地圖上實時定位最親密的朋友。
“它能讓你拿出手機就知道朋友此刻在哪兒，無論他們在圖書館還是在健身房。
”來自香港的唐說。
他已經出版了一本書，名為《電子百萬：十四個成功的互聯網百萬富翁的幕後故事》。
“每個周五晚上，我都會去參加派對，不知怎麼的，你會在人群裡跟朋友走失——人們會分散到不同的派對上去。
我總是得發短信給他們：‘你在哪兒呢，你在幹什麼，你在哪一場派對上？’我必須跟十個朋友發這種短信，這就像一個巨大的痛點，而且确實讓人很困擾；因此我認為，我們正在解決自己親身經曆過的痛點，也許是大多數大學生都經曆過的。
” 同樣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施密特解釋了這個應用程序的名稱。
“在七八十年代，在Facebook之前，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斯坦福裡的四方中心是休閑的地方，人們會在那裡放松，跟朋友聊天。
現在，除了遊客還會去，四方中心已經完全荒廢，人們隻會騎車穿過。
所以我們覺得這很蠢，這毀掉了社交互動。
世上有很多很酷的人，而你沒有那麼多機會去認識那麼多人。
” 唐被問到四方群衆将如何改變世界。
“我們正在重新定義大學生活，我們正在讓人們連接起來，”他說，“當它延伸到大學生活之外，我們實際上就能重新定義社會生活。
我們想如此看待自己：我們正在彌合數字世界與物理世界之間的鴻溝。
” 蒂爾對此表示懷疑。
聽起來，好像有太多其他創業公司希望在Facebook和Foursquare[Foursquare是一款2009年上線的美國社交網絡服務，用戶可分享地理位置，對具體地點進行記錄和點評。
]之間找到狹窄的空地。
當然，這不會使美國擺脫科技增速放緩的局面。
四方群衆的候選人沒能獲得蒂爾獎學金。
那天晚上，蒂爾在瑪裡納的宅邸舉辦了一次小型晚宴。
在這裡，隻有一個棋盤和一個擺滿科幻小說與哲學著作的書櫃暗示着主人的身份。
優雅的金發助手身穿黑色制服，滿上酒杯，招呼客人享用晚餐。
餐桌上的每個位置都擺着一份菜單，上面寫着三道菜，包括水煮野生鲑魚配烤蘆筍、小蔥和黑米，配青檸味的拉維戈特醬，或是煎甜辣椒玉米糊配炒冬菇，炖羽衣甘藍，焦糖甜洋蔥，還有法式尼斯橄榄泥。
在這場點着蠟燭的正式晚宴上，蒂爾的客人就像他們的主人一樣看起來格格不入。
戴維·薩克斯在這裡，他是蒂爾在斯坦福和貝寶的朋友，《多樣性神話》的合著者，也是組織内部社交網絡平台Yammer的創始人。
還有盧克·諾塞克，另一名貝寶幫成員，也是創始人基金的生物技術專家——他還是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AlcorLifeExtensionFoundation）的成員，那是一家緻力于人體冷凍技術的非營利機構；他已經簽署協議，在他正式去世後，會将身體充滿液氮，如此一來，待将來發明了新技術，就可以将它恢複到完全健康的狀态。
還有人工智能研究者埃利澤·尤德考斯基，他與人共同創立了奇點研究所；他隻上到八年級，自學成才，寫過一本長達千頁的網絡同人小說《哈利·波特與理性之道》。
這本小說改寫了原著，試圖通過科學方法解釋哈利的巫術故事。
還有海上家園研究所的創始人帕特裡·弗裡德曼。
他是一個矮小的男人，留着黑色短發和細細的胡須，衣着就像拉斯柯爾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
]一樣滑稽古怪。
他住在山景城的一個“理念社區”[理念社區（intentionalcommunity），人們基于同一種意識理念而共同生活的社區聚落形式，社區居民通常擁有相似的價值觀。
]，自認為是自由性愛和自由意志主義者，并經常就此發表博客和推文：“多元關系與有競争的政府之間的相似之處：更多選擇及競争會帶來更多挑戰、改變和成長。
生存下來的将會更強大。
” 晚宴上，諾塞克說，世界上最好的企業家是那些抓住一個理念、為之奉獻生命的人。
創始人基金會支持這些有遠見的人，讓他們管理自己的公司，保護他們免受其他風險資本家的幹預，因為那些風險資本家傾向于用乏味的高管來取代他們。
蒂爾接過話頭。
他說，在美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會去四個地方：紐約、華盛頓、洛杉矶和矽谷。
前三個已經疲憊透頂，被榨幹了。
金融危機後，華爾街失去了吸引力；奧巴馬總統任期内，華盛頓洋溢的興奮已經結束；好萊塢多年前就不再是文化聖地。
隻有矽谷仍然吸引着有夢想的年輕人。
諾塞克回憶說，他在伊利諾伊州上高中時，有一門英語課沒及格，因為老師說他不會寫東西。
如果當時存在像蒂爾獎學金這樣的項目，那麼他和其他像他這樣的人本可以避免許多痛苦。
太多有天賦的人上完了大學和研究生院，卻沒有對未來的計劃。
蒂爾獎學金将找到這些人才，在他們可能迷失方向或被建制吞噬之前，幫助他們成為企業家。
蒂爾說，教育就像一場“錦标賽”，由一系列困難的競争階段組成。
“你一直試圖成為第一名。
大學的問題在于，當你發現自己不再是第一名的時候，它會對你的自信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 桌子上有酒，但是客人喝酒很少，講話很多。
整個用餐過程中，兩個主題保持不變：企業家的優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毫無價值。
9點45分，蒂爾突然把椅子往後一推。
“大多數晚餐要麼就是持續時間太久，要麼就是持續得不夠久。
”他說。
他的客人走出房子，踏入涼爽的舊金山之夜。
美術宮燈火通明，圓頂映在池水中。
向南三十英裡，矽谷的實驗室亮着日光燈。
向東三十英裡，人們正艱難度日。
蒂爾回到樓上，獨自一人，開始回複電子郵件。
我不會叫它教育初創公司。
我會說這是一個遊戲初創公司。
我想吸引的是硬核遊戲工程師。
所以我不認為這些人在工作上會懈怠。
” 許将獲得蒂爾獎學金。
還有一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斯坦福大二學生，他自九歲起就一直癡迷于能源和水的匮乏問題，還試圖建造世上第一台永動機。
“在失敗了兩年後，我意識到，即使解決了永動機問題，我們也不會使用它，因為它太昂貴了，”他告訴蒂爾，“太陽是永生的能量來源，但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它。
因此，我開始沉迷于降低成本。
” 他十七歲時學到了光電定日鏡，又叫太陽能跟蹤器，即“将日光定向到一點的雙重存取跟蹤鏡”。
如果他能發明一種足夠便宜、利用定日鏡産生熱量的方法，那麼太陽能就可以在經濟上與煤炭競争。
在斯坦福大學，他創辦一家公司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學校拒絕将他在該項目上的工作時間折算成學分。
因此，他選擇休學，并申請蒂爾獎學金。
“我覺得這是我能從斯坦福學到最好的東西，”他說，“我住在這個叫作黑匣子的創業者之家，離校園大約十二分鐘。
那可真是開心極了，因為它離我們的辦公室非常近，還有熱水浴缸和遊泳池，然後我周末還能去斯坦福見見朋友。
你能獲得最好的社交，同時還能從根本上為自己熱愛的事情工作。
” 緊随其後的是一對斯坦福大學新生，一個是名叫史丹利·唐的創業者，另一個是名叫托馬斯·施密特的程序員，他們想做一個名為“四方群衆”的手機應用程序，它可以讓你在地圖上實時定位最親密的朋友。
“它能讓你拿出手機就知道朋友此刻在哪兒，無論他們在圖書館還是在健身房。
”來自香港的唐說。
他已經出版了一本書，名為《電子百萬：十四個成功的互聯網百萬富翁的幕後故事》。
“每個周五晚上，我都會去參加派對，不知怎麼的，你會在人群裡跟朋友走失——人們會分散到不同的派對上去。
我總是得發短信給他們：‘你在哪兒呢，你在幹什麼，你在哪一場派對上？’我必須跟十個朋友發這種短信，這就像一個巨大的痛點，而且确實讓人很困擾；因此我認為，我們正在解決自己親身經曆過的痛點，也許是大多數大學生都經曆過的。
” 同樣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施密特解釋了這個應用程序的名稱。
“在七八十年代，在Facebook之前，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斯坦福裡的四方中心是休閑的地方，人們會在那裡放松，跟朋友聊天。
現在，除了遊客還會去，四方中心已經完全荒廢，人們隻會騎車穿過。
所以我們覺得這很蠢，這毀掉了社交互動。
世上有很多很酷的人，而你沒有那麼多機會去認識那麼多人。
” 唐被問到四方群衆将如何改變世界。
“我們正在重新定義大學生活，我們正在讓人們連接起來，”他說，“當它延伸到大學生活之外，我們實際上就能重新定義社會生活。
我們想如此看待自己：我們正在彌合數字世界與物理世界之間的鴻溝。
” 蒂爾對此表示懷疑。
聽起來，好像有太多其他創業公司希望在Facebook和Foursquare[Foursquare是一款2009年上線的美國社交網絡服務，用戶可分享地理位置，對具體地點進行記錄和點評。
]之間找到狹窄的空地。
當然，這不會使美國擺脫科技增速放緩的局面。
四方群衆的候選人沒能獲得蒂爾獎學金。
那天晚上，蒂爾在瑪裡納的宅邸舉辦了一次小型晚宴。
在這裡，隻有一個棋盤和一個擺滿科幻小說與哲學著作的書櫃暗示着主人的身份。
優雅的金發助手身穿黑色制服，滿上酒杯，招呼客人享用晚餐。
餐桌上的每個位置都擺着一份菜單，上面寫着三道菜，包括水煮野生鲑魚配烤蘆筍、小蔥和黑米，配青檸味的拉維戈特醬，或是煎甜辣椒玉米糊配炒冬菇，炖羽衣甘藍，焦糖甜洋蔥，還有法式尼斯橄榄泥。
在這場點着蠟燭的正式晚宴上，蒂爾的客人就像他們的主人一樣看起來格格不入。
戴維·薩克斯在這裡，他是蒂爾在斯坦福和貝寶的朋友，《多樣性神話》的合著者，也是組織内部社交網絡平台Yammer的創始人。
還有盧克·諾塞克，另一名貝寶幫成員，也是創始人基金的生物技術專家——他還是阿爾科生命延續基金（AlcorLifeExtensionFoundation）的成員，那是一家緻力于人體冷凍技術的非營利機構；他已經簽署協議，在他正式去世後，會将身體充滿液氮，如此一來，待将來發明了新技術，就可以将它恢複到完全健康的狀态。
還有人工智能研究者埃利澤·尤德考斯基，他與人共同創立了奇點研究所；他隻上到八年級，自學成才，寫過一本長達千頁的網絡同人小說《哈利·波特與理性之道》。
這本小說改寫了原著，試圖通過科學方法解釋哈利的巫術故事。
還有海上家園研究所的創始人帕特裡·弗裡德曼。
他是一個矮小的男人，留着黑色短發和細細的胡須，衣着就像拉斯柯爾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的主人公。
]一樣滑稽古怪。
他住在山景城的一個“理念社區”[理念社區（intentionalcommunity），人們基于同一種意識理念而共同生活的社區聚落形式，社區居民通常擁有相似的價值觀。
]，自認為是自由性愛和自由意志主義者，并經常就此發表博客和推文：“多元關系與有競争的政府之間的相似之處：更多選擇及競争會帶來更多挑戰、改變和成長。
生存下來的将會更強大。
” 晚宴上，諾塞克說，世界上最好的企業家是那些抓住一個理念、為之奉獻生命的人。
創始人基金會支持這些有遠見的人，讓他們管理自己的公司，保護他們免受其他風險資本家的幹預，因為那些風險資本家傾向于用乏味的高管來取代他們。
蒂爾接過話頭。
他說，在美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會去四個地方：紐約、華盛頓、洛杉矶和矽谷。
前三個已經疲憊透頂，被榨幹了。
金融危機後，華爾街失去了吸引力；奧巴馬總統任期内，華盛頓洋溢的興奮已經結束；好萊塢多年前就不再是文化聖地。
隻有矽谷仍然吸引着有夢想的年輕人。
諾塞克回憶說，他在伊利諾伊州上高中時，有一門英語課沒及格，因為老師說他不會寫東西。
如果當時存在像蒂爾獎學金這樣的項目，那麼他和其他像他這樣的人本可以避免許多痛苦。
太多有天賦的人上完了大學和研究生院，卻沒有對未來的計劃。
蒂爾獎學金将找到這些人才，在他們可能迷失方向或被建制吞噬之前，幫助他們成為企業家。
蒂爾說，教育就像一場“錦标賽”，由一系列困難的競争階段組成。
“你一直試圖成為第一名。
大學的問題在于，當你發現自己不再是第一名的時候，它會對你的自信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 桌子上有酒，但是客人喝酒很少，講話很多。
整個用餐過程中，兩個主題保持不變：企業家的優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毫無價值。
9點45分，蒂爾突然把椅子往後一推。
“大多數晚餐要麼就是持續時間太久，要麼就是持續得不夠久。
”他說。
他的客人走出房子，踏入涼爽的舊金山之夜。
美術宮燈火通明，圓頂映在池水中。
向南三十英裡，矽谷的實驗室亮着日光燈。
向東三十英裡，人們正艱難度日。
蒂爾回到樓上，獨自一人，開始回複電子郵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