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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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做一件嶄新的事情,而嶄新的事物很少能同時傳播給所有人。
最明顯的例子是延長壽命:最極端的不平等形式存在于生者和逝者之間。
很難能比這更不平等了。
第一個活到一百五十歲的人大概率會很富有——但是蒂爾相信,每一項技術突破最終都會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而如果将它交給全民投票,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翠鳥分子公司的科學家是來自研究型大學的難民,他們已經看破學術研究,堅信改變世界的最佳方法是創辦一家公司——對蒂爾來說,這再理想不過了,他認為美國經濟中最新的一輪泡沫就是教育。
他将大學行政管理人員與次級抵押經紀人相提并論,并稱深陷債務的畢業生是發達國家僅存的簽了賣身契的工人,哪怕破産也無法重獲自由。
體制的自我滿足和不思進取伴随着對進步的盲目信念,這在它對精英學位的态度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隻要我的孩子進了正确的學校,就能繼續向上流動。
大學教育已經成了一份極其昂貴的保險,就像擁有槍支一樣。
“未來不過如此,但如果你有一棟房子、一把槍、一圈通電的栅欄和一個大學學位,那你就能遊刃有餘。
如果你沒有這些,那你就完蛋了。
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所有争論都圍繞着我們如何才能讓所有人都擁有槍支,那我們可能忽略了犯罪問題。
”在經濟停滞之中,教育已成為一種地位博弈,它“純粹關乎地位”,“徹底脫離了”對個人和社會究竟有什麼好處的問題。
在矽谷,不必走遠就可以找到證據。
曾經作為加州驕傲的公立學校,如今在全國州立學校系統中排名48位,長期缺乏資金,深陷危機之中。
私立學校已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選擇,但同時也出現了美國曆史上的新鮮事物:私有化的公共教育。
位于繁榮的矽谷城鎮的學校開始依靠大規模的籌款來保持領先。
伍德賽德的一所小學有四百七十個孩子,1983年,第13号提案提出五年後,為了保證一個特殊教育教師的職位不會因預算削減而被砍掉,一家基金會開始為它提供資金,現在每年會捐助兩百萬美元。
這所學校在每年的夜間大拍賣活動中能進賬至少五十萬美元。
2011年的主題是“搖滾明星”。
父母身穿豹紋襯衫和緊身迷你裙,戴着刺脊樂隊或蒂娜·透娜的假發,吃着“跳躍傑克閃電”烤腹肉牛排,伴随着80年代曲風樂隊“臭名昭著”的歌跳舞[刺脊樂隊,美國電影《搖滾萬萬歲》(ThisisSpinalTap)中虛拟的英國重金屬樂隊。
蒂娜·透娜,美國歌手,獲得無數業内獎項,被稱為搖滾女王。
《跳躍傑克閃電》(“Jumpin'JackFlash”)是滾石樂隊1968年發布的單曲。
臭名昭著樂隊是加州本土表演樂隊。
],然後被拍賣師連哄帶騙地為“棒極烤肉店!”和“撼動女神度假村”的門票競标。
參觀拉裡·埃裡森家著名的日式花園——埃裡森是甲骨文公司首席執行官,美國第三有錢的人,也是十年來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被拍賣到了兩萬美元。
一個在私人住宅中舉辦的美劇《廣告狂人》主題十六人晚宴(“在香煙和美酒中,你盡情放縱,幹一些會後悔的美事”),被一位房地産投資商及其妻子以四萬三千美元拍到了手。
而在幾英裡外的東帕洛阿爾托,小學沒有基金會資助,長期缺乏教科書和教室用品。
加州的公立學校仍将持續沉淪。
大學也是如此。
世界一流的加州大學系統在四年内被削減了近十億美元的預算,削減比例超過百分之二十五;2012年,它又面臨數十億美元的預算削減,已經瀕臨崩潰。
同一年,斯坦福大學宣布,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它在一場五年計劃資金籌措活動中募集了六十二億美元,這是高等教育曆史上的最高籌款數額。
在矽谷蓬勃發展的同時,斯坦福大學建了新的醫學院、商學院、工程中心、設計學院、跨學科法學大樓、環境和能源大樓、納米研究和技術中心、認知和神經生物學成像大樓、生物工程學中心、汽車創新設施和音樂廳。
這所大學催生了五千多家公司,注冊了八千項發明,帶來十三億美元的專利使用費。
那些在70年代還是空地的校園區域,現在看起來像是閃閃發光的奧茲國奇景。
在蒂爾看來,在一個階級分層的社會中,這種對教育的瘋狂追求是機制失效的另一個迹象。
他對斯坦福大學評價頗高,曾在那裡學習七年,現在偶爾教授課程。
但是,大學似乎與矽谷奇怪地分隔開了——新公司是由學生而非教授創立的,而教授越來越專注于艱深難懂的領域。
他不喜歡利用大學來尋找學術焦點的想法。
選擇人文學科作為專業在他看來格外不明智,因為這通常會指向預設的選擇,那就是法學院。
學術研究也令人疑慮——謹慎而狹窄,推動它的是争奪基本勢力的争鬥,而不是對突破的追求。
最重要的是,大學教育并不會教創業。
蒂爾考慮過創辦自己的大學,但他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讓家長不在乎斯坦福大學和常青藤的名聲,那實在太困難。
後來,在一次從紐約回舊金山的航班上,他和盧克·諾塞克想出了一個主意:向有才華的年輕人提供資助,好讓他們離開大學,創辦自己的科技公司。
蒂爾喜歡快速行動、引人注目(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這麼做一回)。
第二天,在舊金山的年度會議TechCrunch上,他宣布了“蒂爾獎學金”項目:挑選二十名懷有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創業理念的年輕人,為每人提供十萬美元、持續兩年的資助。
批評家指責他腐化年輕人,令他們追逐财富,卻在教育上抄近道。
蒂爾則指出,獎學金獲得者可以在獎學金期滿後重返學校。
但很大程度上,他的計劃确實是捅了頂尖大學一刀,試圖偷走它們最好的學生。
蒂爾離開這家生物技術初創公司,開車沿半島向北,來到克萊瑞姆在舊金山的辦公室。
他接下來安排了一輪面試;最開始有六百人申請他的獎學金,五十人進入最終輪,這一天他将面試其中幾人。
第一位坐到深色會議桌旁的候選人是來自西雅圖周邊的美籍華裔研究生,名叫安德魯·許。
他是個十九歲的神童,仍然戴着牙套。
他五歲時就開始解決簡單的代數問題。
十一歲時,他和哥哥共同創立一個名叫“世界兒童組織”的非營利機構,為亞洲國家的孩子提供教科書和疫苗。
十二歲時,他進入華盛頓大學。
十九歲時,作為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系的四年級博士候選人,他決定放棄學業,創立一家公司,根據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制作教育視頻遊戲。
“我的核心目标是同時擾亂教育和遊戲領域。
”他的話聽起來跟彼得·蒂爾一模一樣。
蒂爾表示擔心這家公司會吸引那些有着非營利态度的人,他們會覺得:“問題不是賺錢,我們在做好事,所以我們不必努力工作。
順便說一句,我認為這在清潔科技領域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它吸引很多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們相信自己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 “他們工作不怎麼努力嗎?”許問。
“你有沒有考慮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是想說,僅僅因為公司涉獵教育,這就可能成為一個問題?” “沒錯,”蒂爾說,“對于投資這類公司,我們主要的問題是,你最後會吸引到一些不想努力工作的人。
這也是我認為它們為什麼至今都行不通的深層原因。
” 許抓住了蒂爾的遊移:“可是,這是
最明顯的例子是延長壽命:最極端的不平等形式存在于生者和逝者之間。
很難能比這更不平等了。
第一個活到一百五十歲的人大概率會很富有——但是蒂爾相信,每一項技術突破最終都會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而如果将它交給全民投票,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翠鳥分子公司的科學家是來自研究型大學的難民,他們已經看破學術研究,堅信改變世界的最佳方法是創辦一家公司——對蒂爾來說,這再理想不過了,他認為美國經濟中最新的一輪泡沫就是教育。
他将大學行政管理人員與次級抵押經紀人相提并論,并稱深陷債務的畢業生是發達國家僅存的簽了賣身契的工人,哪怕破産也無法重獲自由。
體制的自我滿足和不思進取伴随着對進步的盲目信念,這在它對精英學位的态度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隻要我的孩子進了正确的學校,就能繼續向上流動。
大學教育已經成了一份極其昂貴的保險,就像擁有槍支一樣。
“未來不過如此,但如果你有一棟房子、一把槍、一圈通電的栅欄和一個大學學位,那你就能遊刃有餘。
如果你沒有這些,那你就完蛋了。
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所有争論都圍繞着我們如何才能讓所有人都擁有槍支,那我們可能忽略了犯罪問題。
”在經濟停滞之中,教育已成為一種地位博弈,它“純粹關乎地位”,“徹底脫離了”對個人和社會究竟有什麼好處的問題。
在矽谷,不必走遠就可以找到證據。
曾經作為加州驕傲的公立學校,如今在全國州立學校系統中排名48位,長期缺乏資金,深陷危機之中。
私立學校已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選擇,但同時也出現了美國曆史上的新鮮事物:私有化的公共教育。
位于繁榮的矽谷城鎮的學校開始依靠大規模的籌款來保持領先。
伍德賽德的一所小學有四百七十個孩子,1983年,第13号提案提出五年後,為了保證一個特殊教育教師的職位不會因預算削減而被砍掉,一家基金會開始為它提供資金,現在每年會捐助兩百萬美元。
這所學校在每年的夜間大拍賣活動中能進賬至少五十萬美元。
2011年的主題是“搖滾明星”。
父母身穿豹紋襯衫和緊身迷你裙,戴着刺脊樂隊或蒂娜·透娜的假發,吃着“跳躍傑克閃電”烤腹肉牛排,伴随着80年代曲風樂隊“臭名昭著”的歌跳舞[刺脊樂隊,美國電影《搖滾萬萬歲》(ThisisSpinalTap)中虛拟的英國重金屬樂隊。
蒂娜·透娜,美國歌手,獲得無數業内獎項,被稱為搖滾女王。
《跳躍傑克閃電》(“Jumpin'JackFlash”)是滾石樂隊1968年發布的單曲。
臭名昭著樂隊是加州本土表演樂隊。
],然後被拍賣師連哄帶騙地為“棒極烤肉店!”和“撼動女神度假村”的門票競标。
參觀拉裡·埃裡森家著名的日式花園——埃裡森是甲骨文公司首席執行官,美國第三有錢的人,也是十年來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被拍賣到了兩萬美元。
一個在私人住宅中舉辦的美劇《廣告狂人》主題十六人晚宴(“在香煙和美酒中,你盡情放縱,幹一些會後悔的美事”),被一位房地産投資商及其妻子以四萬三千美元拍到了手。
而在幾英裡外的東帕洛阿爾托,小學沒有基金會資助,長期缺乏教科書和教室用品。
加州的公立學校仍将持續沉淪。
大學也是如此。
世界一流的加州大學系統在四年内被削減了近十億美元的預算,削減比例超過百分之二十五;2012年,它又面臨數十億美元的預算削減,已經瀕臨崩潰。
同一年,斯坦福大學宣布,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它在一場五年計劃資金籌措活動中募集了六十二億美元,這是高等教育曆史上的最高籌款數額。
在矽谷蓬勃發展的同時,斯坦福大學建了新的醫學院、商學院、工程中心、設計學院、跨學科法學大樓、環境和能源大樓、納米研究和技術中心、認知和神經生物學成像大樓、生物工程學中心、汽車創新設施和音樂廳。
這所大學催生了五千多家公司,注冊了八千項發明,帶來十三億美元的專利使用費。
那些在70年代還是空地的校園區域,現在看起來像是閃閃發光的奧茲國奇景。
在蒂爾看來,在一個階級分層的社會中,這種對教育的瘋狂追求是機制失效的另一個迹象。
他對斯坦福大學評價頗高,曾在那裡學習七年,現在偶爾教授課程。
但是,大學似乎與矽谷奇怪地分隔開了——新公司是由學生而非教授創立的,而教授越來越專注于艱深難懂的領域。
他不喜歡利用大學來尋找學術焦點的想法。
選擇人文學科作為專業在他看來格外不明智,因為這通常會指向預設的選擇,那就是法學院。
學術研究也令人疑慮——謹慎而狹窄,推動它的是争奪基本勢力的争鬥,而不是對突破的追求。
最重要的是,大學教育并不會教創業。
蒂爾考慮過創辦自己的大學,但他得出的結論是,要想讓家長不在乎斯坦福大學和常青藤的名聲,那實在太困難。
後來,在一次從紐約回舊金山的航班上,他和盧克·諾塞克想出了一個主意:向有才華的年輕人提供資助,好讓他們離開大學,創辦自己的科技公司。
蒂爾喜歡快速行動、引人注目(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這麼做一回)。
第二天,在舊金山的年度會議TechCrunch上,他宣布了“蒂爾獎學金”項目:挑選二十名懷有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創業理念的年輕人,為每人提供十萬美元、持續兩年的資助。
批評家指責他腐化年輕人,令他們追逐财富,卻在教育上抄近道。
蒂爾則指出,獎學金獲得者可以在獎學金期滿後重返學校。
但很大程度上,他的計劃确實是捅了頂尖大學一刀,試圖偷走它們最好的學生。
蒂爾離開這家生物技術初創公司,開車沿半島向北,來到克萊瑞姆在舊金山的辦公室。
他接下來安排了一輪面試;最開始有六百人申請他的獎學金,五十人進入最終輪,這一天他将面試其中幾人。
第一位坐到深色會議桌旁的候選人是來自西雅圖周邊的美籍華裔研究生,名叫安德魯·許。
他是個十九歲的神童,仍然戴着牙套。
他五歲時就開始解決簡單的代數問題。
十一歲時,他和哥哥共同創立一個名叫“世界兒童組織”的非營利機構,為亞洲國家的孩子提供教科書和疫苗。
十二歲時,他進入華盛頓大學。
十九歲時,作為斯坦福大學神經科學系的四年級博士候選人,他決定放棄學業,創立一家公司,根據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制作教育視頻遊戲。
“我的核心目标是同時擾亂教育和遊戲領域。
”他的話聽起來跟彼得·蒂爾一模一樣。
蒂爾表示擔心這家公司會吸引那些有着非營利态度的人,他們會覺得:“問題不是賺錢,我們在做好事,所以我們不必努力工作。
順便說一句,我認為這在清潔科技領域已經成了一種流行病,它吸引很多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們相信自己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 “他們工作不怎麼努力嗎?”許問。
“你有沒有考慮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是想說,僅僅因為公司涉獵教育,這就可能成為一個問題?” “沒錯,”蒂爾說,“對于投資這類公司,我們主要的問題是,你最後會吸引到一些不想努力工作的人。
這也是我認為它們為什麼至今都行不通的深層原因。
” 許抓住了蒂爾的遊移:“可是,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