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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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遠古時代的文物。
現在的科幻小說講述的是技術失效或故障的故事。
“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說選集裡，會包括‘我和我的機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個步’這種故事，”蒂爾說，“到了2008年，卻變成了‘銀河系由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聯邦統治，有人正在捕獵行星，殺死它們取樂’。
”蒂爾與肖恩·帕克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創立了一家名為“創始人基金”（FoundersFund）的早期風險投資公司。
它發布了關于未來的在線宣言，開頭就是一句抱怨：“我們想要飛行汽車，結果得到了一百四十個字符。
” 技術放緩并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
也許再也沒有簡單的技術問題了，那些問題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解決，剩下的大問題确實非常棘手，例如如何讓人工智能運轉。
也許科學與工程學在聯邦資助削減的同時也失去了聲望。
蒂爾内心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指出，問題之一是對能源、食品和毒品等商品的監管過度——計算機是增長最快的行業，恰恰也是監管最少的行業之一，這并非偶然；問題之二則是狹隘的環境保護主義，它希望所有解決方案看起來都像是自然的，因此幾百個新的核反應堆不在讨論之列。
也許，當蘇聯這個敵人不複存在，随之而去的是軍事創新的動力和更大層面的犧牲意願（這個想法令蒂爾格外困擾，因為他對暴力深惡痛絕）。
也許，持久的和平讓人們不再有理由努力工作，未來的衰落實際上始于1975年的阿波羅－聯盟号聯合飛行，正是它終結了太空競賽。
也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蒂爾的一個年輕朋友描述了他在耶魯大學的新生介紹會，那裡的教務長告訴新生：“恭喜——你們的一輩子都穩妥啦。
”人永遠不該認為自己的一輩子都穩妥了。
蒂爾是精英階層中的精英，但他的知識分子火力瞄準了自己的階級，或是在他兩三個梯級之下的人——年薪二三十萬美元的專業人士。
精英已經太過自滿、不思進取。
如果說他們沒能看清技術發展放緩的現實，那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成功令他們偏向樂觀，而财富不平等令他們無法看到俄亥俄州這樣的地方正在發生什麼。
“如果你出生于1950年，收入屬于頂端的百分之十，那麼這二十年來，一切都在自動變得更好。
然後到了60年代末之後，你進了一所好學校讀研；70年代末，你在華爾街找到一份好工作，接着碰上了經濟繁榮。
你的故事反映六十年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曾松懈的進步。
而對大部分六十歲的美國人來說，那根本不是他們的故事。
”體制已經憑慣性滑行了很久，找不到問題的答案。
它的失敗指向新的方向，也許是馬克思主義，也許是自由意志主義，那将是它無法繼續控制的動蕩軌道。
蒂爾的論點在整個政治光譜上遭到全面抵制。
在右翼裡，市場原教旨主義取代了對創新的認真思考（這就是為什麼羅姆尼在那次早餐會上無法理解蒂爾的觀點）。
左翼則是表面上對創新自鳴得意——花更多錢就行了——實際上卻有着深深潛藏、不言而喻的悲觀。
奧巴馬總統可能認為，除了控制經濟衰退之外，沒什麼能做的，但是他不能發表又一次“痼疾演講”（看到吉米·卡特發生了什麼之後，再也沒人會這麼做），所以他對未來的描繪仍然有着古怪的空洞。
奧巴馬和羅姆尼都選擇了錯誤的立場：前者認為美國例外主義已不再正确、應該放棄，後者則認為它仍然正确。
雙方都不願意告訴美國人，他們不再是個例外，但他們應該再次嘗試成為例外。
蒂爾不再是對沖基金巨頭，但随着他開始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靠發表文章，或是在全國激增的精英讨論及社交會議上發言——他已經成為自己在斯坦福大學時曾夢想成為的那種知識分子煽動者。
2012年夏天，他受邀參加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舉行的财富頭腦風暴科技會議，在那裡，他與谷歌的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就技術的未來展開辯論。
施密特是那種能激發蒂爾内心惡意的樂觀自由主義者，他告訴觀衆，晶體管、光纖和數據分析正在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好；根據摩爾定律，計算能力每隔兩年會翻一番，而且這種發展至少還要持續十年。
“埃裡克，我認為您作為谷歌宣傳部長的工作非常出色。
”蒂爾開始說道。
主持人打斷了他：“你說過你會表現得友好。
” “我是說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蒂爾的藍色西裝外套扣着中間的扣子，白色襯衫靠上的扣子則解開幾顆；他闡明了他對科技發展放緩的觀點。
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他把大部分責任歸咎于監管。
“我們基本上已将一切與物質世界有關的事情都禁止了，”他說，“你唯一獲準去做的事情隻能在數字世界完成。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計算機和金融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
在過去四十年裡，隻有這兩個領域産生大規模的創新。
金融似乎正處于被禁止的過程中，因此現在，碩果僅存的就是計算機。
如果你是一台計算機，那倒是不錯。
谷歌就是這麼想的。
” 施密特微笑着抑制怒氣。
主持人指着谷歌董事長對蒂爾說：“你不是在指責他是一台計算機吧？” “你懂的，很多情況下，他們喜歡計算機超過人類，”蒂爾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錯過了社交網絡革命。
沒錯，從未來四十年的角度來看，假如你是一台計算機，那麼摩爾定律對你來說再好不過。
但問題是，這對人類有什麼好處？這如何能轉化為人類的經濟進步？” 蒂爾喜歡醜化可敬的見解。
他的一篇文章《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于2009年在網絡上風靡一時，讓思維健全的人憤怒不已。
他寫道：“上世紀20年代是人們能對政治真心感到樂觀的最後十年。
1920年以來，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獲得了公民權——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從這兩個群體獲得選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難——這已經讓‘資本主義民主’這個概念變成了自相矛盾的說法。
”蒂爾試圖解釋說，他并不想剝奪女性的投票權，相反，他想找到一種能繞開民主的道路，因為民主與自由格格不入。
他長期緻力于給政治議題捐款。
2009年，他資助了詹姆斯·奧基夫，後者的卧底錄像後來讓ACORN關門大吉。
2011年和2012年，他向羅恩·保羅[羅恩·保羅，共和黨元老，曾任參議員和衆議員，并三度參選總統。
他對聯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大規模監視政策持批評态度，提倡限制政府和自由市場，被視為茶黨的領袖之一。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兩百六十萬美元，向支持自由市場的增長俱樂部捐贈一百萬美元，同時還為同性戀保守組織GOPround組織籌款活動，邀請安·庫爾特[安·庫爾特，美國保守主義媒體評論人。
]作為主講人。
然而他越來越想擺脫政治，因為對實現變革來說，政治的效率太低了。
他仍然緻力于青少年時代的信仰，但美國人不會投票支持自由意志主義者。
另一方面，技術可以不經任何人的許可就改變世界。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重大任務，是找到一種方法，去擺脫一切形式的政治——從極權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災難，到不經思考的民主黨人領導的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我們正處于政治與技術之間的緻命競賽中……我們世界的命運可能取決于一個
現在的科幻小說講述的是技術失效或故障的故事。
“1970年，排名前二十五的科幻小說選集裡，會包括‘我和我的機器人朋友在月球上散了個步’這種故事，”蒂爾說，“到了2008年，卻變成了‘銀河系由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聯邦統治，有人正在捕獵行星，殺死它們取樂’。
”蒂爾與肖恩·帕克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創立了一家名為“創始人基金”（FoundersFund）的早期風險投資公司。
它發布了關于未來的在線宣言，開頭就是一句抱怨：“我們想要飛行汽車，結果得到了一百四十個字符。
” 技術放緩并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
也許再也沒有簡單的技術問題了，那些問題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解決，剩下的大問題确實非常棘手，例如如何讓人工智能運轉。
也許科學與工程學在聯邦資助削減的同時也失去了聲望。
蒂爾内心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指出，問題之一是對能源、食品和毒品等商品的監管過度——計算機是增長最快的行業，恰恰也是監管最少的行業之一，這并非偶然；問題之二則是狹隘的環境保護主義，它希望所有解決方案看起來都像是自然的，因此幾百個新的核反應堆不在讨論之列。
也許，當蘇聯這個敵人不複存在，随之而去的是軍事創新的動力和更大層面的犧牲意願（這個想法令蒂爾格外困擾，因為他對暴力深惡痛絕）。
也許，持久的和平讓人們不再有理由努力工作，未來的衰落實際上始于1975年的阿波羅－聯盟号聯合飛行，正是它終結了太空競賽。
也許，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蒂爾的一個年輕朋友描述了他在耶魯大學的新生介紹會，那裡的教務長告訴新生：“恭喜——你們的一輩子都穩妥啦。
”人永遠不該認為自己的一輩子都穩妥了。
蒂爾是精英階層中的精英，但他的知識分子火力瞄準了自己的階級，或是在他兩三個梯級之下的人——年薪二三十萬美元的專業人士。
精英已經太過自滿、不思進取。
如果說他們沒能看清技術發展放緩的現實，那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成功令他們偏向樂觀，而财富不平等令他們無法看到俄亥俄州這樣的地方正在發生什麼。
“如果你出生于1950年，收入屬于頂端的百分之十，那麼這二十年來，一切都在自動變得更好。
然後到了60年代末之後，你進了一所好學校讀研；70年代末，你在華爾街找到一份好工作，接着碰上了經濟繁榮。
你的故事反映六十年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曾松懈的進步。
而對大部分六十歲的美國人來說，那根本不是他們的故事。
”體制已經憑慣性滑行了很久，找不到問題的答案。
它的失敗指向新的方向，也許是馬克思主義，也許是自由意志主義，那将是它無法繼續控制的動蕩軌道。
蒂爾的論點在整個政治光譜上遭到全面抵制。
在右翼裡，市場原教旨主義取代了對創新的認真思考（這就是為什麼羅姆尼在那次早餐會上無法理解蒂爾的觀點）。
左翼則是表面上對創新自鳴得意——花更多錢就行了——實際上卻有着深深潛藏、不言而喻的悲觀。
奧巴馬總統可能認為，除了控制經濟衰退之外，沒什麼能做的，但是他不能發表又一次“痼疾演講”（看到吉米·卡特發生了什麼之後，再也沒人會這麼做），所以他對未來的描繪仍然有着古怪的空洞。
奧巴馬和羅姆尼都選擇了錯誤的立場：前者認為美國例外主義已不再正确、應該放棄，後者則認為它仍然正确。
雙方都不願意告訴美國人，他們不再是個例外，但他們應該再次嘗試成為例外。
蒂爾不再是對沖基金巨頭，但随着他開始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靠發表文章，或是在全國激增的精英讨論及社交會議上發言——他已經成為自己在斯坦福大學時曾夢想成為的那種知識分子煽動者。
2012年夏天，他受邀參加在科羅拉多州阿斯彭舉行的财富頭腦風暴科技會議，在那裡，他與谷歌的董事長埃裡克·施密特就技術的未來展開辯論。
施密特是那種能激發蒂爾内心惡意的樂觀自由主義者，他告訴觀衆，晶體管、光纖和數據分析正在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好；根據摩爾定律，計算能力每隔兩年會翻一番，而且這種發展至少還要持續十年。
“埃裡克，我認為您作為谷歌宣傳部長的工作非常出色。
”蒂爾開始說道。
主持人打斷了他：“你說過你會表現得友好。
” “我是說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蒂爾的藍色西裝外套扣着中間的扣子，白色襯衫靠上的扣子則解開幾顆；他闡明了他對科技發展放緩的觀點。
作為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他把大部分責任歸咎于監管。
“我們基本上已将一切與物質世界有關的事情都禁止了，”他說，“你唯一獲準去做的事情隻能在數字世界完成。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計算機和金融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
在過去四十年裡，隻有這兩個領域産生大規模的創新。
金融似乎正處于被禁止的過程中，因此現在，碩果僅存的就是計算機。
如果你是一台計算機，那倒是不錯。
谷歌就是這麼想的。
” 施密特微笑着抑制怒氣。
主持人指着谷歌董事長對蒂爾說：“你不是在指責他是一台計算機吧？” “你懂的，很多情況下，他們喜歡計算機超過人類，”蒂爾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錯過了社交網絡革命。
沒錯，從未來四十年的角度來看，假如你是一台計算機，那麼摩爾定律對你來說再好不過。
但問題是，這對人類有什麼好處？這如何能轉化為人類的經濟進步？” 蒂爾喜歡醜化可敬的見解。
他的一篇文章《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于2009年在網絡上風靡一時，讓思維健全的人憤怒不已。
他寫道：“上世紀20年代是人們能對政治真心感到樂觀的最後十年。
1920年以來，福利受益人大量增加，女性獲得了公民權——對自由意志主義者來說，從這兩個群體獲得選票是臭名昭著地困難——這已經讓‘資本主義民主’這個概念變成了自相矛盾的說法。
”蒂爾試圖解釋說，他并不想剝奪女性的投票權，相反，他想找到一種能繞開民主的道路，因為民主與自由格格不入。
他長期緻力于給政治議題捐款。
2009年，他資助了詹姆斯·奧基夫，後者的卧底錄像後來讓ACORN關門大吉。
2011年和2012年，他向羅恩·保羅[羅恩·保羅，共和黨元老，曾任參議員和衆議員，并三度參選總統。
他對聯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大規模監視政策持批評态度，提倡限制政府和自由市場，被視為茶黨的領袖之一。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兩百六十萬美元，向支持自由市場的增長俱樂部捐贈一百萬美元，同時還為同性戀保守組織GOPround組織籌款活動，邀請安·庫爾特[安·庫爾特，美國保守主義媒體評論人。
]作為主講人。
然而他越來越想擺脫政治，因為對實現變革來說，政治的效率太低了。
他仍然緻力于青少年時代的信仰，但美國人不會投票支持自由意志主義者。
另一方面，技術可以不經任何人的許可就改變世界。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重大任務，是找到一種方法，去擺脫一切形式的政治——從極權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災難，到不經思考的民主黨人領導的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我們正處于政治與技術之間的緻命競賽中……我們世界的命運可能取決于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