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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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爾上次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是在2009年1月。
對全球精英來說，達沃斯是一個可見度很高的地位标志，但在那一年卷入達沃斯，似乎意味着你就是那群搞亂世界的人裡面的一員。
蒂爾離開時下定決心，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都将做空地位，做多實質。
如果美國正在發生某種解體，那麼地位标志會變得詭異而不對勁——在一個混亂的社會中，它們不可能是正确的、真實的東西。
幾乎所有地位高的東西都不是什麼值得投資的好東西。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蒂爾提出了關于過去和未來的理論。
它可以追溯到1973年——“50年代的末期”。
那是石油危機的一年，美國的中位數工資開始停滞不前。
70年代是問題開始出現的十年。
許多機構停止工作。
科學和技術停止進步，增長模式崩潰，政府不再像過去運轉得那麼順暢，中産階級的生活開始陷入困境。
然後是80年代——蒂爾1985年從高中畢業時，事情看起來非常樂觀，一切皆有可能。
接着是90年代——互聯網取代天堂，财富滾滾而來，使用鼠标墊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簡直像是某種奇迹。
等到千禧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後，是低迷的十年——布什作為第43任總統上台，暴力和戰争頻發，經濟萎靡不振，隻有華爾街除外，這導緻了2008年的大震蕩和新的經濟蕭條。
四個十年——下，上，上，下。
四十年後，重歸平地。
這一切在中間幾年裡很難看清，那時候，事情似乎在好轉。
在矽谷更難看清，畢竟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後的幾年，矽谷仍然過得相當不錯：谷歌上市，Facebook，還有其他社交媒體。
然而，在矽谷以東三十英裡，人們的生活并不好，尤其是當他們唯一的資産——房屋——跌去一半價值之後。
事實上，中間的二十年就像是70年代之後經曆的小陽春，它持續了很長時間。
如果從1982年裡根衰退的末期開始算，一直到2007年的房地産市場崩潰為止，那麼大約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在一切開始重置之前，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回到原點。
整個小陽春時期，相同的重要機構繼續受到侵蝕，随之而來的是持續更久的經濟蕭條和金融恐慌。
看待小陽春的一種角度，是一系列泡沫：債券泡沫、科技泡沫、股票泡沫、新興市場泡沫、房地産泡沫……它們一個接一個地破滅，而這種破滅表明，它們隻是長期問題的臨時解決方案，也許是對這些問題的回避，是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有如此之多的泡沫，還有如此之多的人同時追逐這種轉瞬即逝的泡沫，很明顯，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2011年春天，米特·羅姆尼來到矽谷尋找支持者，他造訪蒂爾在舊金山的家，與他共進早餐。
羅姆尼說，他的競選活動将會把重點放在經濟而不是社會問題上，他會讓數字來支持他的論點。
蒂爾認為他很有才華，令人印象深刻，他給了羅姆尼一個預測：“我認為，最悲觀的候選人将獲勝，因為如果你過于樂觀，那表明你不夠接地氣。
”換句話說，倘若羅姆尼僅僅是聲稱奧巴馬無能，認為換另一位總統情況自然會好得多，那将是錯誤的策略。
1980年，裡根可能會針對卡特提出這樣的論點，但在1980年，隻有一半人認為他們的孩子會比他們過得更糟；2011年，這一比例接近八成。
如果羅姆尼說，情況可能會好起來，但要達到這個目标将會十分困難，比更換總統更困難，那就聰明多了。
然而羅姆尼無法理解這一點。
他認為更樂觀的候選人永遠能獲勝。
他認為一切仍在根本上如常運轉。
比如，信息時代怎麼樣？它的運轉難道不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嗎？曾經因信息時代而賺得盆滿缽滿的蒂爾，如今卻不再這麼想了。
在帕洛阿爾托市區的維尼西亞咖啡館——2001年，蒂爾和埃隆·馬斯克正是在這裡喝着咖啡決定讓貝寶上市，這裡距貝寶最初在大學街的辦公室隻有五個街區，而那個辦公室就在Facebook最初的辦公室和帕蘭提爾現在的辦公室對面，距離山景城的谷歌園區隻有六英裡，距離新經濟的世俗神殿蘋果商店在一個方向上隻有一英裡，另一個方向上則隻有半個街區；這裡是矽谷心髒的心髒，周邊的桌子坐滿了幹淨、健康、衣着不起眼的人，他們都用着蘋果設備，談論着創造想法和天使投資——蒂爾從牛仔褲口袋掏出一個iPhone，說：“我不認為這是技術上的突破。
” 與阿波羅太空計劃或超音速噴氣飛機相比，智能手機看起來很小。
在1973年之前的四十年裡，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工資增長了六倍。
從那時起，美國人被純粹的小工具迷住了，卻忘記了進步究竟可以有多麼廣泛。
蒂爾最喜歡的書之一，是法國作家J.J.塞爾萬－施雷伯的《美國挑戰》（TheAmericanChallenge），該書出版于1967年，即蒂爾出生的那一年。
塞爾萬－施雷伯認為，美國的技術和教育動力正在将世界其他地區甩在身後，他預言到2000年，美國将成為一個後工業化的烏托邦。
時間和空間将不再是交流的障礙，收入不平等将縮小，計算機将解放人類：“每周隻有四個工作日，每天七個小時。
一年将隻有三十九個工作周，還有十三周的假期……所有這些都将在一代人之内實現。
”信息時代如期抵達，但烏托邦并未到來。
汽車、火車和飛機都沒比1973年時進步多少。
石油和食品不斷上漲的價格表明在能源和農業技術發展上的失敗。
計算機沒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維系中産階級的生活，沒能在制造業和生産力上取得革命性的進步，也沒能提高各階層的生活水平。
蒂爾開始認為互聯網是“一個淨優勢，但不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蘋果“主要是設計上的創新者”。
推特将在未來十年為五百人提供工作保障，“但是，它為整個經濟創造了多少價值？”使蒂爾成為億萬富翁的Facebook“總體來說是正面的”，因為它足夠激進。
可是對于廣受贊美的社交媒體時代，這就是他能說的一切了。
他投資的所有公司大概雇用了不到一萬五千人。
“在進步停滞的地方，一切卻在發生令人眼花缭亂的變化。
” 信息本身就是問題的征兆。
虛拟世界的創建已經取代物理世界的進步。
“你可以說，整個互聯網都有一種逃避主義者的意味，”蒂爾說，“在過去十年裡，我們有了所有這些互聯網公司，而經營它們的人似乎都有點自閉症。
這些溫和的阿斯伯格案例似乎正在蔓延，他們不需要銷售，這些公司在本質上有着古怪的反社交性。
谷歌就符合這種原型。
然而，在一個狀況不佳、許多東西功能失調的社會中，那可能就是你能增加最大價值的地方。
我們身處這個混亂的現實世界中，事情變得異常艱難和破敗，政治陷入瘋狂，好人很難當選，系統似乎無法正常運轉。
至于這個替代的虛拟世界，裡面沒有任何東西，在計算機上都是0和1，你可以對它重新編程，讓計算機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也許，在這個國家，這是你實際上可以幫得上忙的最好途徑。
” 問題歸結到了這裡：發明了現代裝配流水線、摩天大樓、飛機和集成電路的美國人不再相信未來。
自1973年以來，未來一直在衰落。
蒂爾稱其為“技術放緩”。
舉個例子：他長大後閱讀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曾描述烏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來
對全球精英來說，達沃斯是一個可見度很高的地位标志，但在那一年卷入達沃斯，似乎意味着你就是那群搞亂世界的人裡面的一員。
蒂爾離開時下定決心，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都将做空地位，做多實質。
如果美國正在發生某種解體，那麼地位标志會變得詭異而不對勁——在一個混亂的社會中，它們不可能是正确的、真實的東西。
幾乎所有地位高的東西都不是什麼值得投資的好東西。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蒂爾提出了關于過去和未來的理論。
它可以追溯到1973年——“50年代的末期”。
那是石油危機的一年，美國的中位數工資開始停滞不前。
70年代是問題開始出現的十年。
許多機構停止工作。
科學和技術停止進步，增長模式崩潰，政府不再像過去運轉得那麼順暢，中産階級的生活開始陷入困境。
然後是80年代——蒂爾1985年從高中畢業時，事情看起來非常樂觀，一切皆有可能。
接着是90年代——互聯網取代天堂，财富滾滾而來，使用鼠标墊的日常生活看上去簡直像是某種奇迹。
等到千禧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後，是低迷的十年——布什作為第43任總統上台，暴力和戰争頻發，經濟萎靡不振，隻有華爾街除外，這導緻了2008年的大震蕩和新的經濟蕭條。
四個十年——下，上，上，下。
四十年後，重歸平地。
這一切在中間幾年裡很難看清，那時候，事情似乎在好轉。
在矽谷更難看清，畢竟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後的幾年，矽谷仍然過得相當不錯：谷歌上市，Facebook，還有其他社交媒體。
然而，在矽谷以東三十英裡，人們的生活并不好，尤其是當他們唯一的資産——房屋——跌去一半價值之後。
事實上，中間的二十年就像是70年代之後經曆的小陽春，它持續了很長時間。
如果從1982年裡根衰退的末期開始算，一直到2007年的房地産市場崩潰為止，那麼大約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在一切開始重置之前，看起來幾乎不可能回到原點。
整個小陽春時期，相同的重要機構繼續受到侵蝕，随之而來的是持續更久的經濟蕭條和金融恐慌。
看待小陽春的一種角度，是一系列泡沫：債券泡沫、科技泡沫、股票泡沫、新興市場泡沫、房地産泡沫……它們一個接一個地破滅，而這種破滅表明，它們隻是長期問題的臨時解決方案，也許是對這些問題的回避，是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有如此之多的泡沫，還有如此之多的人同時追逐這種轉瞬即逝的泡沫，很明顯，這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
2011年春天，米特·羅姆尼來到矽谷尋找支持者，他造訪蒂爾在舊金山的家，與他共進早餐。
羅姆尼說，他的競選活動将會把重點放在經濟而不是社會問題上，他會讓數字來支持他的論點。
蒂爾認為他很有才華，令人印象深刻，他給了羅姆尼一個預測：“我認為，最悲觀的候選人将獲勝，因為如果你過于樂觀，那表明你不夠接地氣。
”換句話說，倘若羅姆尼僅僅是聲稱奧巴馬無能，認為換另一位總統情況自然會好得多，那将是錯誤的策略。
1980年，裡根可能會針對卡特提出這樣的論點，但在1980年，隻有一半人認為他們的孩子會比他們過得更糟；2011年，這一比例接近八成。
如果羅姆尼說，情況可能會好起來，但要達到這個目标将會十分困難，比更換總統更困難，那就聰明多了。
然而羅姆尼無法理解這一點。
他認為更樂觀的候選人永遠能獲勝。
他認為一切仍在根本上如常運轉。
比如，信息時代怎麼樣？它的運轉難道不是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嗎？曾經因信息時代而賺得盆滿缽滿的蒂爾，如今卻不再這麼想了。
在帕洛阿爾托市區的維尼西亞咖啡館——2001年，蒂爾和埃隆·馬斯克正是在這裡喝着咖啡決定讓貝寶上市，這裡距貝寶最初在大學街的辦公室隻有五個街區，而那個辦公室就在Facebook最初的辦公室和帕蘭提爾現在的辦公室對面，距離山景城的谷歌園區隻有六英裡，距離新經濟的世俗神殿蘋果商店在一個方向上隻有一英裡，另一個方向上則隻有半個街區；這裡是矽谷心髒的心髒，周邊的桌子坐滿了幹淨、健康、衣着不起眼的人，他們都用着蘋果設備，談論着創造想法和天使投資——蒂爾從牛仔褲口袋掏出一個iPhone，說：“我不認為這是技術上的突破。
” 與阿波羅太空計劃或超音速噴氣飛機相比，智能手機看起來很小。
在1973年之前的四十年裡，技術取得了巨大進步，工資增長了六倍。
從那時起，美國人被純粹的小工具迷住了，卻忘記了進步究竟可以有多麼廣泛。
蒂爾最喜歡的書之一，是法國作家J.J.塞爾萬－施雷伯的《美國挑戰》（TheAmericanChallenge），該書出版于1967年，即蒂爾出生的那一年。
塞爾萬－施雷伯認為，美國的技術和教育動力正在将世界其他地區甩在身後，他預言到2000年，美國将成為一個後工業化的烏托邦。
時間和空間将不再是交流的障礙，收入不平等将縮小，計算機将解放人類：“每周隻有四個工作日，每天七個小時。
一年将隻有三十九個工作周，還有十三周的假期……所有這些都将在一代人之内實現。
”信息時代如期抵達，但烏托邦并未到來。
汽車、火車和飛機都沒比1973年時進步多少。
石油和食品不斷上漲的價格表明在能源和農業技術發展上的失敗。
計算機沒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維系中産階級的生活，沒能在制造業和生産力上取得革命性的進步，也沒能提高各階層的生活水平。
蒂爾開始認為互聯網是“一個淨優勢，但不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蘋果“主要是設計上的創新者”。
推特将在未來十年為五百人提供工作保障，“但是，它為整個經濟創造了多少價值？”使蒂爾成為億萬富翁的Facebook“總體來說是正面的”，因為它足夠激進。
可是對于廣受贊美的社交媒體時代，這就是他能說的一切了。
他投資的所有公司大概雇用了不到一萬五千人。
“在進步停滞的地方，一切卻在發生令人眼花缭亂的變化。
” 信息本身就是問題的征兆。
虛拟世界的創建已經取代物理世界的進步。
“你可以說，整個互聯網都有一種逃避主義者的意味，”蒂爾說，“在過去十年裡，我們有了所有這些互聯網公司，而經營它們的人似乎都有點自閉症。
這些溫和的阿斯伯格案例似乎正在蔓延，他們不需要銷售，這些公司在本質上有着古怪的反社交性。
谷歌就符合這種原型。
然而，在一個狀況不佳、許多東西功能失調的社會中，那可能就是你能增加最大價值的地方。
我們身處這個混亂的現實世界中，事情變得異常艱難和破敗，政治陷入瘋狂，好人很難當選，系統似乎無法正常運轉。
至于這個替代的虛拟世界，裡面沒有任何東西，在計算機上都是0和1，你可以對它重新編程，讓計算機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也許，在這個國家，這是你實際上可以幫得上忙的最好途徑。
” 問題歸結到了這裡：發明了現代裝配流水線、摩天大樓、飛機和集成電路的美國人不再相信未來。
自1973年以來，未來一直在衰落。
蒂爾稱其為“技術放緩”。
舉個例子：他長大後閱讀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說，曾描述烏托邦式的太空旅行和海底城市，如今看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