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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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雷曼兄弟的報告，強烈指明是欺詐行為導緻公司倒閉；考夫曼再次上台發言。
他聽起來就像1985年的喬·拜登：“最終，這将是一場考驗，考驗這個國家究竟有一個司法系統還是兩個。
面對欺騙了投資者數百萬美元的華爾街公司，如果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跟對待從收銀機裡偷走五百美元的小賊不同，那麼，我們怎麼能指望我們的公民對法治還有信心呢？” 3月22日，多德的銀行委員會終于提出法案。
法案中有一個弱化版的沃爾克規則，對衍生工具的監管十分軟弱，并且沒有明确指出銀行可以承擔多少責任。
康諾頓和考夫曼起草了一份尖銳的批評。
“這麼幹可真的會惹惱多德和政府。
”康諾頓警告他。
考夫曼說：“我是在跟時代對話。
” 這些演講開始引起注意。
威爾明頓的《新聞雜志》在頭版報道了他們，并在社論中以支持的态度引用他們的觀點；《時代》雜志為考夫曼做了專訪，《赫芬頓郵報》也稱贊他。
多德十分惱火，以至于從中美洲打來電話——他正在那裡帶領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問——告訴考夫曼：“别再說我法案的壞話了。
”康諾頓跟多德的銀行委員會幕僚長談了話，後者向他保證：“不必擔心說得太過。
笑到最後的是克裡斯。
” 此話不假。
首先，其他委員會的主席都站在多德那邊。
總統的最高顧問也在他那邊。
4月初，拉裡·薩默斯到訪考夫曼的辦公室，解釋為什麼拆分大銀行是錯誤的。
這樣做會使美國在全球金融競争中的競争力下降；其實，大型銀行倒下的可能性小于小型銀行。
考夫曼決心不被他壓倒，于是友好地輕拍薩默斯的手臂來打斷他的阻撓，引用艾倫·格林斯潘來反駁他。
一個月後，輪到了蓋特納。
在考夫曼門口等候時，康諾頓和财政部長聊了聊，發現他的态度诙諧而輕松。
當他們走進考夫曼的辦公室，康諾頓告訴他的上司：“我已經檢查過了——他沒帶武器。
”跟薩默斯相比，蓋特納的态度更像是調停，他解釋說，在新的國際資本要求下，大銀行無論如何都會萎縮。
考夫曼說，過去的監管失敗了，要想防止再次救助銀行，唯一一個萬無一失的方法就是限制銀行的規模。
結果，他們同意保留不同的看法。
最後，連白宮也站在多德那邊——總統站在他那邊。
康諾頓回到參議院時，曾想象拜登成為他們的關鍵盟友，他敦促考夫曼拿起電話，要求他的老朋友推動司法部門起訴高層，推動财政部認真對待金融改革。
一如既往，考夫曼保護着拜登。
華爾街不該是拜登的問題——它會占去船上一半的空間，而船上已經堆滿伊拉克、經濟刺激和中産階級問題。
康諾頓無法克服這種陌生感：他們的前任老闆如今是這個國家的二号人物，距離橢圓形辦公室隻有幾步之遙，而他們對華爾街束手無策。
共和黨人原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康諾頓的不滿更多是針對自己人。
“在這全國危機的緊要時刻，如果你不用盡全力揮拳，”他說，“那你可能也欠永居階級的人情。
” 4月下旬，考夫曼和俄亥俄州的謝羅德·布朗提出對多德法案的修正案，即《布朗－考夫曼修正案》，提出将銀行的非存款負債限制在國内生産總值的百分之二。
實際上，《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将迫使超過一定規模的銀行被拆分。
兩位參議員在參議院發言，不帶講稿地與人辯論。
考夫曼的眼鏡挂在鼻尖，他俯身越過桌面，拳頭揮擊空氣，用顫抖的聲音宣稱：“1933年，我們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幫助我們度過三個世代。
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一條在接下來兩三代人的時間裡都能起作用的立法？不管我們能否選出相信自由市場的總統，不管我們的監管者是好是壞，這條立法都能奏效，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它？為什麼美國參議院不做好它該做的工作？“ 康諾頓在羅素大樓的辦公室裡觀看電視直播，他回想起這些年，自言自語道：“他很像拜登。
”後來，康諾頓給考夫曼寫了一張字條：“沒有什麼能比這更光榮了——在原則問題上作為唯一的反對聲音站出來。
” 從那個冬天到2010年春天的幾周，是康諾頓工作生涯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
他在7點半抵達辦公室，一直到晚上回家後還在工作；他會開着筆記本電腦閱讀，直到午夜。
他花了整整一個周末的時間，細讀雷曼破産審查員長達兩萬頁的報告，然後為考夫曼起草關于它的演講。
仿佛在這條路上一度離他而去的古老政治理念如今回歸了——多年來的漂泊和挫折、那些為籌款而舉辦的早餐會和午後“快樂時光”、那種一點點變得妥協的感覺，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他回到了塔斯卡盧薩的起點，投身世間最高尚的使命。
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這些年裡，華盛頓已經被金錢的力量俘獲。
他也被俘獲了；直到此刻，他才徹底理解，“影響力産業”——遊說、媒體宣傳、草尖[草尖（grasstops），遊說産業常用術語，與草根相對，指的是與政府高層有關系或在本地政治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人。
]和旋轉門——是如何改變了華盛頓。
“當你回到政府時，你會意識到，它與公衆利益之間的不對稱變得多麼嚴重。
幾乎沒有人會走進你的辦公室，試圖告訴你公衆的觀點。
”他開始把自己視為傑克·伯登，小說《國王的人馬》中的叙述者，被政治玷污，對政治的幻想破滅。
人性保持不變，但當金錢水漲船高，它就會以一千種微小的方式腐化人類的行為。
“華盛頓改變了我。
”他說，“如果它改變了我，那麼它也必然改變了其他許多人。
” 有三千名說客聚集在國會山，敦促國會不要對銀行制造的廢墟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誰站在另一邊？是憤怒和困惑的公衆，他們不知道該如何使用權力杠杆。
在被說服的人中，隻有少數幾個有影響力的博客作者。
80年代，一個由工會、出庭律師和消費者保護團體組成的聯盟就可以一戰，但到了2010年，他們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
美國金融改革聯盟當時正在推動建立一個新的消費者機構，但康諾頓不得不打電話問他們：“你們在哪兒？你們在國會山沒有存在感。
”倘若《布朗－考夫曼修正案》符合受企業操控的美國的利益，那麼康諾頓早在與一群說客、策略家和行業領袖合作，一同對國會施加巨大的壓力。
但現在事情并非如此，他幾乎是單槍匹馬。
考夫曼和康諾頓決定解決股票市場的脆弱性。
盡管金融危機并不是它引發的，但它仍然是數百萬美國人進入金融世界的入口，而它帶着他們的投資一起垮掉了。
就像信貸一樣，股票已不再是康諾頓在商學院和華爾街時的模樣。
股票市場已不複以往：曾經，穿着藍色外套的男人揮動訂單，大聲嚷嚷好讓人聽到，一次隻能進行幾筆交易。
如今，它已成為一個計算機化的賭場，在全國各地有超過五十個場地，由高頻交易員主導——就像撲克桌旁的鲨魚——他們使用先進的算法，每秒進行數千筆交易，從股票價格的微小波動中獲利。
康諾頓花了幾個月來研究這些新市場，對這座電子迷宮的不透明性深感震驚。
他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投資者，但他不再明白自己下達的交易訂單究竟發生了什麼，似乎也沒有任何一個内部人士能解釋清楚。
普通投資者處于極大的劣勢，市場在極端波動面前十分脆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監管上已落後數年。
考夫曼開始推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改善對高頻交易的監管。
起初，康諾頓以為他們有所進展。
瑪麗·夏皮羅，奧巴馬選擇來領導該委員會的人，說她與考夫曼有着同樣的擔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将審查股權市場的結構。
在一次會議上
他聽起來就像1985年的喬·拜登：“最終，這将是一場考驗，考驗這個國家究竟有一個司法系統還是兩個。
面對欺騙了投資者數百萬美元的華爾街公司，如果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跟對待從收銀機裡偷走五百美元的小賊不同，那麼，我們怎麼能指望我們的公民對法治還有信心呢？” 3月22日，多德的銀行委員會終于提出法案。
法案中有一個弱化版的沃爾克規則，對衍生工具的監管十分軟弱，并且沒有明确指出銀行可以承擔多少責任。
康諾頓和考夫曼起草了一份尖銳的批評。
“這麼幹可真的會惹惱多德和政府。
”康諾頓警告他。
考夫曼說：“我是在跟時代對話。
” 這些演講開始引起注意。
威爾明頓的《新聞雜志》在頭版報道了他們，并在社論中以支持的态度引用他們的觀點；《時代》雜志為考夫曼做了專訪，《赫芬頓郵報》也稱贊他。
多德十分惱火，以至于從中美洲打來電話——他正在那裡帶領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問——告訴考夫曼：“别再說我法案的壞話了。
”康諾頓跟多德的銀行委員會幕僚長談了話，後者向他保證：“不必擔心說得太過。
笑到最後的是克裡斯。
” 此話不假。
首先，其他委員會的主席都站在多德那邊。
總統的最高顧問也在他那邊。
4月初，拉裡·薩默斯到訪考夫曼的辦公室，解釋為什麼拆分大銀行是錯誤的。
這樣做會使美國在全球金融競争中的競争力下降；其實，大型銀行倒下的可能性小于小型銀行。
考夫曼決心不被他壓倒，于是友好地輕拍薩默斯的手臂來打斷他的阻撓，引用艾倫·格林斯潘來反駁他。
一個月後，輪到了蓋特納。
在考夫曼門口等候時，康諾頓和财政部長聊了聊，發現他的态度诙諧而輕松。
當他們走進考夫曼的辦公室，康諾頓告訴他的上司：“我已經檢查過了——他沒帶武器。
”跟薩默斯相比，蓋特納的态度更像是調停，他解釋說，在新的國際資本要求下，大銀行無論如何都會萎縮。
考夫曼說，過去的監管失敗了，要想防止再次救助銀行，唯一一個萬無一失的方法就是限制銀行的規模。
結果，他們同意保留不同的看法。
最後，連白宮也站在多德那邊——總統站在他那邊。
康諾頓回到參議院時，曾想象拜登成為他們的關鍵盟友，他敦促考夫曼拿起電話，要求他的老朋友推動司法部門起訴高層，推動财政部認真對待金融改革。
一如既往，考夫曼保護着拜登。
華爾街不該是拜登的問題——它會占去船上一半的空間，而船上已經堆滿伊拉克、經濟刺激和中産階級問題。
康諾頓無法克服這種陌生感：他們的前任老闆如今是這個國家的二号人物，距離橢圓形辦公室隻有幾步之遙，而他們對華爾街束手無策。
共和黨人原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康諾頓的不滿更多是針對自己人。
“在這全國危機的緊要時刻，如果你不用盡全力揮拳，”他說，“那你可能也欠永居階級的人情。
” 4月下旬，考夫曼和俄亥俄州的謝羅德·布朗提出對多德法案的修正案，即《布朗－考夫曼修正案》，提出将銀行的非存款負債限制在國内生産總值的百分之二。
實際上，《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将迫使超過一定規模的銀行被拆分。
兩位參議員在參議院發言，不帶講稿地與人辯論。
考夫曼的眼鏡挂在鼻尖，他俯身越過桌面，拳頭揮擊空氣，用顫抖的聲音宣稱：“1933年，我們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幫助我們度過三個世代。
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一條在接下來兩三代人的時間裡都能起作用的立法？不管我們能否選出相信自由市場的總統，不管我們的監管者是好是壞，這條立法都能奏效，為什麼我們不能通過它？為什麼美國參議院不做好它該做的工作？“ 康諾頓在羅素大樓的辦公室裡觀看電視直播，他回想起這些年，自言自語道：“他很像拜登。
”後來，康諾頓給考夫曼寫了一張字條：“沒有什麼能比這更光榮了——在原則問題上作為唯一的反對聲音站出來。
” 從那個冬天到2010年春天的幾周，是康諾頓工作生涯中最緊張的一段時間。
他在7點半抵達辦公室，一直到晚上回家後還在工作；他會開着筆記本電腦閱讀，直到午夜。
他花了整整一個周末的時間，細讀雷曼破産審查員長達兩萬頁的報告，然後為考夫曼起草關于它的演講。
仿佛在這條路上一度離他而去的古老政治理念如今回歸了——多年來的漂泊和挫折、那些為籌款而舉辦的早餐會和午後“快樂時光”、那種一點點變得妥協的感覺，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他回到了塔斯卡盧薩的起點，投身世間最高尚的使命。
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這些年裡，華盛頓已經被金錢的力量俘獲。
他也被俘獲了；直到此刻，他才徹底理解，“影響力産業”——遊說、媒體宣傳、草尖[草尖（grasstops），遊說産業常用術語，與草根相對，指的是與政府高層有關系或在本地政治中有較大影響力的人。
]和旋轉門——是如何改變了華盛頓。
“當你回到政府時，你會意識到，它與公衆利益之間的不對稱變得多麼嚴重。
幾乎沒有人會走進你的辦公室，試圖告訴你公衆的觀點。
”他開始把自己視為傑克·伯登，小說《國王的人馬》中的叙述者，被政治玷污，對政治的幻想破滅。
人性保持不變，但當金錢水漲船高，它就會以一千種微小的方式腐化人類的行為。
“華盛頓改變了我。
”他說，“如果它改變了我，那麼它也必然改變了其他許多人。
” 有三千名說客聚集在國會山，敦促國會不要對銀行制造的廢墟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變。
誰站在另一邊？是憤怒和困惑的公衆，他們不知道該如何使用權力杠杆。
在被說服的人中，隻有少數幾個有影響力的博客作者。
80年代，一個由工會、出庭律師和消費者保護團體組成的聯盟就可以一戰，但到了2010年，他們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
美國金融改革聯盟當時正在推動建立一個新的消費者機構，但康諾頓不得不打電話問他們：“你們在哪兒？你們在國會山沒有存在感。
”倘若《布朗－考夫曼修正案》符合受企業操控的美國的利益，那麼康諾頓早在與一群說客、策略家和行業領袖合作，一同對國會施加巨大的壓力。
但現在事情并非如此，他幾乎是單槍匹馬。
考夫曼和康諾頓決定解決股票市場的脆弱性。
盡管金融危機并不是它引發的，但它仍然是數百萬美國人進入金融世界的入口，而它帶着他們的投資一起垮掉了。
就像信貸一樣，股票已不再是康諾頓在商學院和華爾街時的模樣。
股票市場已不複以往：曾經，穿着藍色外套的男人揮動訂單，大聲嚷嚷好讓人聽到，一次隻能進行幾筆交易。
如今，它已成為一個計算機化的賭場，在全國各地有超過五十個場地，由高頻交易員主導——就像撲克桌旁的鲨魚——他們使用先進的算法，每秒進行數千筆交易，從股票價格的微小波動中獲利。
康諾頓花了幾個月來研究這些新市場，對這座電子迷宮的不透明性深感震驚。
他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投資者，但他不再明白自己下達的交易訂單究竟發生了什麼，似乎也沒有任何一個内部人士能解釋清楚。
普通投資者處于極大的劣勢，市場在極端波動面前十分脆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監管上已落後數年。
考夫曼開始推動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改善對高頻交易的監管。
起初，康諾頓以為他們有所進展。
瑪麗·夏皮羅，奧巴馬選擇來領導該委員會的人，說她與考夫曼有着同樣的擔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将審查股權市場的結構。
在一次會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