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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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露出謹慎的溝壑，“全是胡說八道。
” 考夫曼大笑。
他承認，他的野心是徹底恢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沃爾克說：“如果有人想做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我不會阻止。
” 下一周，奧巴馬宣布支持他所謂的“沃爾克規則”。
他試圖擺脫自己總統任期的最低潮：斯科特·布朗[斯科特·布朗，共和黨人，2010年當選為聯邦參議員，接任前一年去世的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肯尼迪，成為馬薩諸塞州近四十年來的第一位共和黨參議員。
斯科特的當選也使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席位減為五十九席，失去絕對多數地位，因而共和黨有更多機會阻攔奧巴馬政府的法案。
]剛剛搶走泰德·肯尼迪的參議院席位，讓民主黨失去擊敗共和黨阻撓議事的能力；現在，共和黨用這個法子擋住多數黨試圖送進參議院的每一個法案。
總統的醫療保險法案似乎已經沒有希望。
美國的失業人數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點。
康諾頓認為醫保法案的時機很糟糕。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吸走了華盛頓的全部空氣，可它跟失業和金融危機究竟有什麼關系？也許是他内心的南方人性格作祟，他懷疑華盛頓并無能力在整個國家正分崩離析的同時，用一份數千頁的法案解決醫保這麼龐大而複雜的問題。
他會參加周五早上在哈特大廈會議室舉行的民主黨幕僚長會議，聽着總統助理熱情地談論白宮醫保會議的“公衆形象”、“信息傳遞”宣傳，以及“成本削減”這種詞語在民意調查中有多受歡迎——有那麼幾周，“經濟”這個詞一次也沒人提及。
不過，在醫保方面，考夫曼隻是聽從民主黨的領導。
康諾頓關心的是華爾街，在這個議題上，他和考夫曼自行其是。
負責華爾街改革法案的參議員是銀行委員會主席克裡斯·多德。
康諾頓自1995年以來一直不喜歡多德，當年，康諾頓曾敦促克林頓在證券訴訟法案上與大企業鬥争（那是他第一次跟華爾街作對），多德正是反擊者。
多德在華爾街籌集了數千萬美元的競選資金（2007至2008年間就募集了差不多一百萬美元），他欠華爾街太多，他的許多選民似乎也認為他個人應該對金融危機負責。
康涅狄格州的選民憤怒地發現，他從全國住房貸款服務公司拿到了一筆優惠貸款，還從銀行救助基金中撥出數百萬美元，作為AIG高管的獎金。
多德見勢不妙，宣布他将在2010年底退休。
這本該讓他能自由地跟考夫曼一起追擊華爾街，但康諾頓認為事情剛好相反。
如果多德不得不再次面對選民，他會感到壓力，不得不敦促通過一項嚴厲的法案。
相反，離開參議院之後，他可以自由地為生活做好準備；在這一方面，金錢的力量仍然會影響他的職業前景。
在攻擊建制之前必須想清楚，因為如果你跟随大流，就會有許多路子過上舒适的生活（例如多德接下來會幹的事：成為電影業的頂級說客）；相反，攻擊建制可能會阻止你進入這個國家的大部分領域，而那裡本來可能有你的位置。
要麼加入，要麼退出。
多德花了整整一個冬天，在銀行委員會緊閉的大門後與共和黨人談判，做出讓步，堅持說他想要一份兩黨都支持的法案。
但他從未有過任何進展——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不肯合作，而田納西州的鮑勃·科克沒有影響力。
沃爾克規則成了可犧牲的東西，格拉斯－斯蒂格爾則無處可尋。
幾個月過去了，康諾頓開始懷疑，多德其實是在與他自己談判，利用共和黨人和兩黨合作的理想，作為削弱金融改革的掩護，并最終達成華爾街可以接受的法案。
康諾頓開始明白，委員會主席有最高權力，能決定什麼成為法案，什麼不能，以及是否能在委員會或參議院辯論時增加修正案，哪些修正案能存活，哪些會死去。
由于他的上司不是委員會成員，康諾頓對當前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前公司的傑克·奎因。
“我進不去銀行委員會，”康諾頓說，“我猜，你們很難獲得有關法案的信息？” “我昨天剛跟克裡斯·多德一起待了四十五分鐘。
”奎因告訴他。
奎因與他所代表的一家保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一起，跟多德坐下來聊天，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清二楚。
而康諾頓，一位對金融改革非常感興趣的參議員的心腹，卻毫無頭緒。
他寫信給另一位幕僚長說：“我進入政府，是為了改變華爾街；現在我意識到，我剛剛離開的那個圈子對法案的影響，比我在參議院内部更大。
”那位幕僚長回信說：“這真是太讓人難過了。
” 康諾頓找到幾位記者，他們同意讓他匿名發言；作為“一名參議院高級助理”，他開始在媒體上追擊多德。
“我的理解是，多德正在推進一項包含讓步的法案，”他告訴CNBC，“我以為做出讓步是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持。
經過四個月的談判，多德做出的讓步卻隻是讓共和黨人剛剛開始考慮而已。
我真的不明白。
”同一個參議院高級助理告訴《新聞周刊》：“我們隻能寄希望于總統意識到，什麼才利害攸關。
” 考夫曼決定将他的提案推向參議院辯論。
在康諾頓和另一位助理的幫助下，他起草了一系列演講，關于華爾街的貪婪，關于金融危機，關于我們未能懲罰任何一名肇事者的事實。
當一名參議員站在他的桌前，誦讀工作人員剛剛放在桃花心木講台上、擺在一杯水旁邊的演講稿時，沒人會聽。
參議院主席，一個多數黨的新人，正坐在升高的椅子上，讀着《紐約時報》或是滑動着黑莓手機。
有時，參議員面對的是空空如也的議事廳。
中途，下一位有發言權的參議員可能會穿過房間後面的雙層門，走到桌前，在那裡翻看事先準備好、直到此刻都未曾讀過的文字。
在主席椅子上方的媒體席，沒有記者在聽，沒有人做筆記——隻有無人看管的美國有線頻道攝像機在運轉，編好的程序讓它們聚焦在發言者身上，一排排空桌子被切在鏡頭之外。
很少會有兩位參議員真正聽取對方的觀點并辯論；有一次，當來自俄勒岡州的新人參議員傑夫·默克利進入議事廳時，一個民主黨參議員和一個共和黨參議員正在單獨地争辯。
他停下腳步，心想：“哇，這可真少見——這裡正在進行一場對話，他們在表明觀點和反駁對方觀點，他們在互相挑戰。
”就這樣，在2010年，世界上最偉大的審議機構開始處理關乎民衆的事務。
康諾頓知道，沒有人會去聽考夫曼的演講，所以他們寫的是長篇的、詳細的論文，裡面充滿曆史性的解釋和艱深的論證，希望盟友能在互聯網上引用它們——包括阿裡安娜·赫芬頓[阿裡安娜·赫芬頓，網絡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post）創始人。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博主西蒙·約翰遜——并廣泛傳播。
3月11日，考夫曼面對空蕩蕩的議事廳诘問：“考慮到我們的政策和監管失敗造成的高昂代價，以及華爾街不計後果的行為，為什麼當我們建議回歸過去成熟的法條和監管思想時，還需要承擔舉證責任？”他繼續說道：“舉證責任應該在那些隻願意對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邊緣修修補補的人身上。
在經曆如此巨大的危機之後，我非常驚訝，我們的一部分改革建議實際上在許多關鍵領域維持了現狀。
”他補充說，他不相信監管機構在下次銀行開始崩潰時能更好地執行規則。
國會必須編寫一份清晰明了的法案，來替它們做好工作。
多德的法案無法解決“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我們需要在這些機構倒下之前就把它們拆解，而不是帶着一份計劃作壁上觀，等它們真的倒下時才去抓住它們。
” 3月15日，破産審查員發布了
” 考夫曼大笑。
他承認，他的野心是徹底恢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沃爾克說：“如果有人想做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我不會阻止。
” 下一周，奧巴馬宣布支持他所謂的“沃爾克規則”。
他試圖擺脫自己總統任期的最低潮：斯科特·布朗[斯科特·布朗，共和黨人，2010年當選為聯邦參議員，接任前一年去世的民主黨參議員泰德·肯尼迪，成為馬薩諸塞州近四十年來的第一位共和黨參議員。
斯科特的當選也使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席位減為五十九席，失去絕對多數地位，因而共和黨有更多機會阻攔奧巴馬政府的法案。
]剛剛搶走泰德·肯尼迪的參議院席位，讓民主黨失去擊敗共和黨阻撓議事的能力；現在，共和黨用這個法子擋住多數黨試圖送進參議院的每一個法案。
總統的醫療保險法案似乎已經沒有希望。
美國的失業人數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點。
康諾頓認為醫保法案的時機很糟糕。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吸走了華盛頓的全部空氣，可它跟失業和金融危機究竟有什麼關系？也許是他内心的南方人性格作祟，他懷疑華盛頓并無能力在整個國家正分崩離析的同時，用一份數千頁的法案解決醫保這麼龐大而複雜的問題。
他會參加周五早上在哈特大廈會議室舉行的民主黨幕僚長會議，聽着總統助理熱情地談論白宮醫保會議的“公衆形象”、“信息傳遞”宣傳，以及“成本削減”這種詞語在民意調查中有多受歡迎——有那麼幾周，“經濟”這個詞一次也沒人提及。
不過，在醫保方面，考夫曼隻是聽從民主黨的領導。
康諾頓關心的是華爾街，在這個議題上，他和考夫曼自行其是。
負責華爾街改革法案的參議員是銀行委員會主席克裡斯·多德。
康諾頓自1995年以來一直不喜歡多德，當年，康諾頓曾敦促克林頓在證券訴訟法案上與大企業鬥争（那是他第一次跟華爾街作對），多德正是反擊者。
多德在華爾街籌集了數千萬美元的競選資金（2007至2008年間就募集了差不多一百萬美元），他欠華爾街太多，他的許多選民似乎也認為他個人應該對金融危機負責。
康涅狄格州的選民憤怒地發現，他從全國住房貸款服務公司拿到了一筆優惠貸款，還從銀行救助基金中撥出數百萬美元，作為AIG高管的獎金。
多德見勢不妙，宣布他将在2010年底退休。
這本該讓他能自由地跟考夫曼一起追擊華爾街，但康諾頓認為事情剛好相反。
如果多德不得不再次面對選民，他會感到壓力，不得不敦促通過一項嚴厲的法案。
相反，離開參議院之後，他可以自由地為生活做好準備；在這一方面，金錢的力量仍然會影響他的職業前景。
在攻擊建制之前必須想清楚，因為如果你跟随大流，就會有許多路子過上舒适的生活（例如多德接下來會幹的事：成為電影業的頂級說客）；相反，攻擊建制可能會阻止你進入這個國家的大部分領域，而那裡本來可能有你的位置。
要麼加入，要麼退出。
多德花了整整一個冬天，在銀行委員會緊閉的大門後與共和黨人談判，做出讓步，堅持說他想要一份兩黨都支持的法案。
但他從未有過任何進展——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不肯合作，而田納西州的鮑勃·科克沒有影響力。
沃爾克規則成了可犧牲的東西，格拉斯－斯蒂格爾則無處可尋。
幾個月過去了，康諾頓開始懷疑，多德其實是在與他自己談判，利用共和黨人和兩黨合作的理想，作為削弱金融改革的掩護，并最終達成華爾街可以接受的法案。
康諾頓開始明白，委員會主席有最高權力，能決定什麼成為法案，什麼不能，以及是否能在委員會或參議院辯論時增加修正案，哪些修正案能存活，哪些會死去。
由于他的上司不是委員會成員，康諾頓對當前情況幾乎一無所知。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前公司的傑克·奎因。
“我進不去銀行委員會，”康諾頓說，“我猜，你們很難獲得有關法案的信息？” “我昨天剛跟克裡斯·多德一起待了四十五分鐘。
”奎因告訴他。
奎因與他所代表的一家保險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一起，跟多德坐下來聊天，對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清二楚。
而康諾頓，一位對金融改革非常感興趣的參議員的心腹，卻毫無頭緒。
他寫信給另一位幕僚長說：“我進入政府，是為了改變華爾街；現在我意識到，我剛剛離開的那個圈子對法案的影響，比我在參議院内部更大。
”那位幕僚長回信說：“這真是太讓人難過了。
” 康諾頓找到幾位記者，他們同意讓他匿名發言；作為“一名參議院高級助理”，他開始在媒體上追擊多德。
“我的理解是，多德正在推進一項包含讓步的法案，”他告訴CNBC，“我以為做出讓步是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持。
經過四個月的談判，多德做出的讓步卻隻是讓共和黨人剛剛開始考慮而已。
我真的不明白。
”同一個參議院高級助理告訴《新聞周刊》：“我們隻能寄希望于總統意識到，什麼才利害攸關。
” 考夫曼決定将他的提案推向參議院辯論。
在康諾頓和另一位助理的幫助下，他起草了一系列演講，關于華爾街的貪婪，關于金融危機，關于我們未能懲罰任何一名肇事者的事實。
當一名參議員站在他的桌前，誦讀工作人員剛剛放在桃花心木講台上、擺在一杯水旁邊的演講稿時，沒人會聽。
參議院主席，一個多數黨的新人，正坐在升高的椅子上，讀着《紐約時報》或是滑動着黑莓手機。
有時，參議員面對的是空空如也的議事廳。
中途，下一位有發言權的參議員可能會穿過房間後面的雙層門，走到桌前，在那裡翻看事先準備好、直到此刻都未曾讀過的文字。
在主席椅子上方的媒體席，沒有記者在聽，沒有人做筆記——隻有無人看管的美國有線頻道攝像機在運轉，編好的程序讓它們聚焦在發言者身上，一排排空桌子被切在鏡頭之外。
很少會有兩位參議員真正聽取對方的觀點并辯論；有一次，當來自俄勒岡州的新人參議員傑夫·默克利進入議事廳時，一個民主黨參議員和一個共和黨參議員正在單獨地争辯。
他停下腳步，心想：“哇，這可真少見——這裡正在進行一場對話，他們在表明觀點和反駁對方觀點，他們在互相挑戰。
”就這樣，在2010年，世界上最偉大的審議機構開始處理關乎民衆的事務。
康諾頓知道，沒有人會去聽考夫曼的演講，所以他們寫的是長篇的、詳細的論文，裡面充滿曆史性的解釋和艱深的論證，希望盟友能在互聯網上引用它們——包括阿裡安娜·赫芬頓[阿裡安娜·赫芬頓，網絡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post）創始人。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博主西蒙·約翰遜——并廣泛傳播。
3月11日，考夫曼面對空蕩蕩的議事廳诘問：“考慮到我們的政策和監管失敗造成的高昂代價，以及華爾街不計後果的行為，為什麼當我們建議回歸過去成熟的法條和監管思想時，還需要承擔舉證責任？”他繼續說道：“舉證責任應該在那些隻願意對現行金融監管體系的邊緣修修補補的人身上。
在經曆如此巨大的危機之後，我非常驚訝，我們的一部分改革建議實際上在許多關鍵領域維持了現狀。
”他補充說，他不相信監管機構在下次銀行開始崩潰時能更好地執行規則。
國會必須編寫一份清晰明了的法案，來替它們做好工作。
多德的法案無法解決“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我們需要在這些機構倒下之前就把它們拆解，而不是帶着一份計劃作壁上觀，等它們真的倒下時才去抓住它們。
” 3月15日，破産審查員發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