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第三部分</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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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一位官員告訴康諾頓：“哇，很高興能聽到一位非産業人士的意見。
”除了擔心監管的金融人士，沒有人會走進位于聯合車站旁F街上的委員會大門。
但是，随着華爾街積極争取小到不能再小的改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陷入了惰性，再一次，什麼也沒發生。
2010年5月6日是康諾頓在政府的第二次生命開始終結的那一天。
下午的早些時候，股市在八分鐘内突然暴跌七百點，然後逆轉翻盤；片刻之間，近一萬億美元灰飛煙滅。
閃電崩盤——人們後來如此稱呼它——正是由考夫曼警告過的那種自動交易引起的。
幾個小時後，當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向參議院解釋剛剛發生的事情時，考夫曼正坐在主席的椅子上。
“我現在相信了。
”華納說。
他邀請考夫曼走到發言台前，讓考夫曼對全世界說：“我早就告訴你們了。
”考夫曼照做了。
然後，考夫曼再次提出他的修正案，号召回歸格拉斯－斯蒂格爾時代的規限。
同一天下午，克裡斯·多德在拒絕讨論《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幾個星期後，突然掃清道路，安排在那天晚上突擊投票。
這個修正案已經在媒體和國會山上獲得反響，甚至一些共和黨參議員都宣布了他們的支持，其中包括銀行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
現在，是時候阻止布朗－考夫曼了。
在投票前不久，參議院最富有的成員之一，加利福尼亞州的黛安·範斯坦詢問伊利諾伊州的理查德·德賓，“這個修正案是關于什麼的？” “拆分銀行。
” 範斯坦吃了一驚：“這裡仍然是美國，不是嗎？” 晚9點剛過，修正案以六十一票對三十三票沒能通過。
結果公布後，多德發言并告訴參議員，這一天是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的生日。
多德說，下午4點左右，銀行委員會已經分享了一塊蛋糕。
“所以，我們在辯論進行中慶祝了生日。
這很重要：美國人民知道，我們的觀點可以有天壤之别，但我們仍能共事。
雖然我們在實質性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但我們可以在個人層面、私人層面上享受彼此的陪伴。
”然後，多德參議員祝謝爾比生日快樂。
那天晚上，考夫曼回到拉塞爾的辦公室，康諾頓問他應該在新聞稿中加入什麼。
考夫曼隻能擠出四個字：“我很失望。
”他們知道法案注定要失敗，但沒想到會敗得那麼慘。
短短幾個小時裡，首先閃電崩盤證明了他們是正确的，但緊接着他們就被“太大而不能倒”狠抽了幾鞭。
康諾頓内心的南方人對注定要失敗的行動仍懷有浪漫的信念，他告訴職員：“有些東西值得我們為之奮鬥。
” 5月21日，多德法案通過參議院，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
沃爾克規則名存實亡，留給監管機構的隻有無關緊要的條款。
考夫曼一度認為這個法案太弱，不想支持它，但最終，他還是跟随他的政黨投了贊成票。
支持強力法案的主要遊說團體——美國金融改革聯盟——舉辦了一場派對，并邀請考夫曼的工作人員前來慶祝。
畢竟，新法建立了一個名為“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聯邦機構，将為美國公衆提供支持，康諾頓也喜歡《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這一部分。
這場派對是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破舊租賃劇院舉行的，食物包括白面包、熏腸和多力多滋玉米片。
康諾頓回想起他在豪華的市中心會議室參加過的所有公司活動，那裡有蝦和烤牛肉。
而他很高興身在此處。
考夫曼縮水的參議院任期還剩下四個月，但大戰已經結束。
他們輸了大部分戰役，有一些陷入晦暗不明的僵局，甚至還不如輸掉。
就他而言，康諾頓甯願抛棄整個《多德－弗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以及其他一切，隻要能簡簡單單地執行法律就夠了。
沖着華爾街的下巴投出快球，讓幾個高管入獄，其效果将超過所有新規的總和。
考夫曼将接替伊麗莎白·沃倫，擔任監督救助基金的國會小組負責人。
他問康諾頓接下來想做什麼。
在政府找一份工作？在華盛頓領導一個支持金融改革的非營利組織？ 康諾頓想象自己成了内政部的一名員工，每天在C街西南角吃午飯，走向一個熱狗小販：“今天有酸菜嗎，哈維？”加入非營利組織的想法同樣令人沮喪。
如果共和黨掌權，那是另一回事，但如今，白宮的人本該跟他站在同一邊。
如果他要跟建制作對，那麼在奧巴馬－拜登治理下的華盛頓，這麼做并沒有意義。
8月下旬的一天，康諾頓正在換頻道，格倫·貝克出現了；他告訴國會大道上聚集的一大群人，改變不是來自華盛頓，而是來自生活在全國各地真實地方的真實的人。
貝克是一個混蛋，但阿裡安娜·赫芬頓兩天後在專欄中寫了同樣的話。
他們是對的。
康諾頓對茶黨感到暗暗的同情。
他肯定可以回到奎恩-吉萊斯皮，但如果他再在那裡多待一天，它就會被寫入他的墓志銘。
相反，與考夫曼共度的歲月最讓他驕傲，那可能會成為他在華盛頓職業生涯的最後印記。
他快五十一歲，已經厭倦做其他人的二号人物。
如果他待在這裡，不管做什麼，他都必須維持這種假象——他是拜登的人；也許，他會再次被他二十五年來忠誠對待的人羞辱。
“實話說，這讓我痛苦，”康諾頓說，“拜登當副總統時，我厭倦了當一個騙子。
我不在乎這意味着多少錢，不在乎有多少人想給我買杯酒喝，我偏偏不想這麼做。
這就像是照鏡子一樣。
”他想得越多，就越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華盛頓。
9月，他用一天時間就賣掉了他在喬治城的聯排住房，并在11月1日完成交易。
第二天是選舉日。
共和黨人重新奪回了衆議院；無論曾有多大的機會讓銀行和銀行家為上一次金融危機負責，并借此阻止下一次危機，這些機會都不複存在了。
那天早上，康諾頓坐火車去了紐約。
他被邀請前往曼哈頓下城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一場座談中為另一位無法到場的參議院助理替補發言。
他的主題是“金融危機和金融犯罪”。
這個六樓禮堂裡有三百多人——華爾街高管、監管人員、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
他試圖将兩年的工作濃縮到十五分鐘。
“首先，金融危機的核心是否存在欺詐？”康諾頓開口了，“其次，到目前為止，執法部門的反應是否對金融欺詐造成有效的威懾？第三，聯邦執法機構是否足以檢測欺詐和操縱，特别是在日益複雜的市場中？最後，華爾街本身是否應該關心這一切？“ 他暫停片刻。
“簡而言之，我的回答是：是，否，否，是。
” 他回顧了司法部的失敗：盡管雷曼的破産審查員和參議院下屬的常務調查委員會提出了大量證據，他們仍然未能起訴任何高層人員。
他談到了證券交易委員會在面對高頻交易員操縱股市時的癱瘓。
觀衆席鴉雀無聲，人們在專注聽他講話。
“考夫曼參議員的任期，以及我作為參議院職員的時間，将在十二天後畫上句号。
”他總結道，“但這并不是一個參議員的鬥争。
這些問題涉及法治的基礎和美國未來的經濟成功。
為了大衆的利益，我希望你們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 出門後，他站在拿騷街和華爾街的拐角處，激動得無法自已。
他剛剛在美國金融的核心地帶自爆了。
他将再也無法成為永居階級的一員。
康諾頓的參議院工作于11月15日結束。
他飛往哥斯達黎加，立即進行了一場八個小時的徒步。
回到酒店房間，他打開淋浴，沒有脫衣服就走了進去。
他站在水流下，讓它浸潤身體，直到他覺得自己幹淨了。
”除了擔心監管的金融人士，沒有人會走進位于聯合車站旁F街上的委員會大門。
但是，随着華爾街積極争取小到不能再小的改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陷入了惰性，再一次，什麼也沒發生。
2010年5月6日是康諾頓在政府的第二次生命開始終結的那一天。
下午的早些時候，股市在八分鐘内突然暴跌七百點，然後逆轉翻盤；片刻之間，近一萬億美元灰飛煙滅。
閃電崩盤——人們後來如此稱呼它——正是由考夫曼警告過的那種自動交易引起的。
幾個小時後，當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向參議院解釋剛剛發生的事情時，考夫曼正坐在主席的椅子上。
“我現在相信了。
”華納說。
他邀請考夫曼走到發言台前，讓考夫曼對全世界說：“我早就告訴你們了。
”考夫曼照做了。
然後，考夫曼再次提出他的修正案，号召回歸格拉斯－斯蒂格爾時代的規限。
同一天下午，克裡斯·多德在拒絕讨論《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幾個星期後，突然掃清道路，安排在那天晚上突擊投票。
這個修正案已經在媒體和國會山上獲得反響，甚至一些共和黨參議員都宣布了他們的支持，其中包括銀行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亞拉巴馬州的理查德·謝爾比。
現在，是時候阻止布朗－考夫曼了。
在投票前不久，參議院最富有的成員之一，加利福尼亞州的黛安·範斯坦詢問伊利諾伊州的理查德·德賓，“這個修正案是關于什麼的？” “拆分銀行。
” 範斯坦吃了一驚：“這裡仍然是美國，不是嗎？” 晚9點剛過，修正案以六十一票對三十三票沒能通過。
結果公布後，多德發言并告訴參議員，這一天是參議員理查德·謝爾比的生日。
多德說，下午4點左右，銀行委員會已經分享了一塊蛋糕。
“所以，我們在辯論進行中慶祝了生日。
這很重要：美國人民知道，我們的觀點可以有天壤之别，但我們仍能共事。
雖然我們在實質性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但我們可以在個人層面、私人層面上享受彼此的陪伴。
”然後，多德參議員祝謝爾比生日快樂。
那天晚上，考夫曼回到拉塞爾的辦公室，康諾頓問他應該在新聞稿中加入什麼。
考夫曼隻能擠出四個字：“我很失望。
”他們知道法案注定要失敗，但沒想到會敗得那麼慘。
短短幾個小時裡，首先閃電崩盤證明了他們是正确的，但緊接着他們就被“太大而不能倒”狠抽了幾鞭。
康諾頓内心的南方人對注定要失敗的行動仍懷有浪漫的信念，他告訴職員：“有些東西值得我們為之奮鬥。
” 5月21日，多德法案通過參議院，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
沃爾克規則名存實亡，留給監管機構的隻有無關緊要的條款。
考夫曼一度認為這個法案太弱，不想支持它，但最終，他還是跟随他的政黨投了贊成票。
支持強力法案的主要遊說團體——美國金融改革聯盟——舉辦了一場派對，并邀請考夫曼的工作人員前來慶祝。
畢竟，新法建立了一個名為“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聯邦機構，将為美國公衆提供支持，康諾頓也喜歡《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這一部分。
這場派對是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破舊租賃劇院舉行的，食物包括白面包、熏腸和多力多滋玉米片。
康諾頓回想起他在豪華的市中心會議室參加過的所有公司活動，那裡有蝦和烤牛肉。
而他很高興身在此處。
考夫曼縮水的參議院任期還剩下四個月，但大戰已經結束。
他們輸了大部分戰役，有一些陷入晦暗不明的僵局，甚至還不如輸掉。
就他而言，康諾頓甯願抛棄整個《多德－弗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以及其他一切，隻要能簡簡單單地執行法律就夠了。
沖着華爾街的下巴投出快球，讓幾個高管入獄，其效果将超過所有新規的總和。
考夫曼将接替伊麗莎白·沃倫，擔任監督救助基金的國會小組負責人。
他問康諾頓接下來想做什麼。
在政府找一份工作？在華盛頓領導一個支持金融改革的非營利組織？ 康諾頓想象自己成了内政部的一名員工，每天在C街西南角吃午飯，走向一個熱狗小販：“今天有酸菜嗎，哈維？”加入非營利組織的想法同樣令人沮喪。
如果共和黨掌權，那是另一回事，但如今，白宮的人本該跟他站在同一邊。
如果他要跟建制作對，那麼在奧巴馬－拜登治理下的華盛頓，這麼做并沒有意義。
8月下旬的一天，康諾頓正在換頻道，格倫·貝克出現了；他告訴國會大道上聚集的一大群人，改變不是來自華盛頓，而是來自生活在全國各地真實地方的真實的人。
貝克是一個混蛋，但阿裡安娜·赫芬頓兩天後在專欄中寫了同樣的話。
他們是對的。
康諾頓對茶黨感到暗暗的同情。
他肯定可以回到奎恩-吉萊斯皮，但如果他再在那裡多待一天，它就會被寫入他的墓志銘。
相反，與考夫曼共度的歲月最讓他驕傲，那可能會成為他在華盛頓職業生涯的最後印記。
他快五十一歲，已經厭倦做其他人的二号人物。
如果他待在這裡，不管做什麼，他都必須維持這種假象——他是拜登的人；也許，他會再次被他二十五年來忠誠對待的人羞辱。
“實話說，這讓我痛苦，”康諾頓說，“拜登當副總統時，我厭倦了當一個騙子。
我不在乎這意味着多少錢，不在乎有多少人想給我買杯酒喝，我偏偏不想這麼做。
這就像是照鏡子一樣。
”他想得越多，就越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華盛頓。
9月，他用一天時間就賣掉了他在喬治城的聯排住房，并在11月1日完成交易。
第二天是選舉日。
共和黨人重新奪回了衆議院；無論曾有多大的機會讓銀行和銀行家為上一次金融危機負責，并借此阻止下一次危機，這些機會都不複存在了。
那天早上，康諾頓坐火車去了紐約。
他被邀請前往曼哈頓下城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一場座談中為另一位無法到場的參議院助理替補發言。
他的主題是“金融危機和金融犯罪”。
這個六樓禮堂裡有三百多人——華爾街高管、監管人員、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
他試圖将兩年的工作濃縮到十五分鐘。
“首先，金融危機的核心是否存在欺詐？”康諾頓開口了，“其次，到目前為止，執法部門的反應是否對金融欺詐造成有效的威懾？第三，聯邦執法機構是否足以檢測欺詐和操縱，特别是在日益複雜的市場中？最後，華爾街本身是否應該關心這一切？“ 他暫停片刻。
“簡而言之，我的回答是：是，否，否，是。
” 他回顧了司法部的失敗：盡管雷曼的破産審查員和參議院下屬的常務調查委員會提出了大量證據，他們仍然未能起訴任何高層人員。
他談到了證券交易委員會在面對高頻交易員操縱股市時的癱瘓。
觀衆席鴉雀無聲，人們在專注聽他講話。
“考夫曼參議員的任期，以及我作為參議院職員的時間，将在十二天後畫上句号。
”他總結道，“但這并不是一個參議員的鬥争。
這些問題涉及法治的基礎和美國未來的經濟成功。
為了大衆的利益，我希望你們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 出門後，他站在拿騷街和華爾街的拐角處，激動得無法自已。
他剛剛在美國金融的核心地帶自爆了。
他将再也無法成為永居階級的一員。
康諾頓的參議院工作于11月15日結束。
他飛往哥斯達黎加，立即進行了一場八個小時的徒步。
回到酒店房間，他打開淋浴，沒有脫衣服就走了進去。
他站在水流下，讓它浸潤身體，直到他覺得自己幹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