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關燈
小
中
大
2009年和2010年的每一個早晨，當康諾頓開着那輛破破爛爛的美國汽車沿着馬薩諸塞大道前往國會山上班，他都是一肚子火氣。
他對華爾街憤怒的原因數不過來：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尤其是因為華爾街抛棄了他在商學院和法學院學習過并且天真地相信過的法律、規範、制度性檢查和行為準則。
他對華盛頓兩黨都感到憤怒，因為它們任由這一切發生。
他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儲備機構管理局（OTS）、貨币監理署（OCC）等監管機構、評級機構以及其他沒能恪盡職守的推動者感到憤怒。
他代表美國人民而憤怒——說實話，并不代表那些一直存在的窮人，而是代表中産階級，他們（用克林頓的話來說）兢兢業業、奉公守法，卻在年近花甲、以為自己已經存夠退休金之時，眼睜睜看着一半的401（k）儲蓄[401（k）是美國于1981年創立的退休金賬戶計劃，适用于私人公司雇員，因相關規定在美國稅法第401（k）條中而得名。
該計劃允許雇員将部分工資存入退休賬戶，存入資金可享受延後交稅的優惠。
賬戶中的資金可用于投資，增值部分可免除資本增值稅，但因此也受市場波動影響。
]化為烏有。
他代表他的老同學而憤怒，那些五十來歲的男人生活在坦帕、奧斯汀和麥迪遜，一夜之間不知能否保住自家房子。
最後，他為自己而憤怒。
沒有人會為他哭泣，可是他失去了很多——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那麼多。
“也許我感受深刻，是因為我個人受影響太大，”他說，“當整個系統崩潰時，我才剛有錢沒多久。
如果你不能依靠共和黨來保護财富，他們還能幹什麼？”令他感到驚訝的是，更多的人并不像他一樣生氣。
康諾頓，一個溫和的民主黨人，正在變得“激進，因為突然意識到我們的政府已被金融精英接管，他們在為大财閥管理政府”。
當拜登在2008年夏天獲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康諾頓突然發現自己身處美國最大規模遊戲内圈的外圍。
這場遊戲如此盛大，他毫不猶豫地重新打開拜登這冊賬本。
賽馬再度舉行，仍舊是那令人眩暈的上下起伏，但這次速度更快，更令人目不暇接。
在丹佛舉辦的黨内大會上，他原本待在城外十五英裡的賓館，是個毫無作用的流放者，如今卻搖身一變，開始審查拜登酒店套房周四晚上貴賓派對的客人名單——他讓其他前工作人員知道，他既能放他們進去，也能将假裝忠于拜登的人拒之門外。
在派對上，他等着輪到自己，最終等到一隻胳膊鈎上他的肩膀。
“咱們做到了，夥計。
”拜登說。
秋季的競選動員中，遊戲繼續進行。
他原本無處可去，卻突然開始協助考夫曼，後者在換屆前擔任副總統聯合主席（康諾頓花了兩個月時間編寫一本副總統版《聖經》，涵蓋了這份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連辦公空間都寫進去了）；然而大選結束之後，他不在過渡班子裡，因為全體說客在兩年内被禁止參與新政府工作（除了那些沒被禁止的人），哪怕他從未要求拜登為他做什麼。
奧巴馬單單挑出華盛頓永久階級中康諾頓所屬的這個子階級，這未免有些太過虛僞——畢竟，幾乎他自己雇用的每個人都以各種方式從大企業那裡賺得盆滿缽滿。
康諾頓最後隻獲得了一張位置糟糕的總統就職典禮藍色入場券，進入距離舞台數百碼的站立觀禮區，即使在那兒也根本看不見什麼，因為人太多了。
結果，他跟另一個拜登前幕僚一起，在鷹與鴿酒吧的電視上觀看了奧巴馬總統和拜登副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過去的歲月裡，當他還是“拜登的人”，這家酒吧是他在國會山常去的地方。
每當康諾頓開始滑向外界的黑暗，他的手機總會響起，将他拖回來；那個電話總是來自特德·考夫曼，他在華盛頓不可放棄的盟友。
考夫曼接續拜登的下一屆參議院任期的前兩年，他邀請康諾頓擔任自己的幕僚長——更确切地說，他請另一位拜登圈内人詢問康諾頓，如果這份工作擺在眼前，他是否願意接受；因為到了華盛頓的這個層級，沒人願意被人拒絕。
康諾頓更想要一份白宮的工作，比如總統常務副法律顧問，但他身上有着注冊說客的烙印，拜登也很少利用影響力來為自己的人争取高層職位。
所以他花了一個周末考慮，然後告訴傑克·奎恩，他要離開公司了；他在這裡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也交到了許多親密的朋友。
年屆五十的康諾頓接受了工資的大幅削減，回到參議院。
金融危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康諾頓和考夫曼對此觀點相近。
首先，它代表了法律制度的崩潰。
除非是不受監管的欺詐，否則這些銀行怎麼可能“技術上無力償債”，卻僅有幾個内部人士知情？然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保持銀行業穩定的規則不複存在。
康諾頓眼中的考夫曼——古稀之年，有一個沃頓商學院頒發的發黴的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就像瑞普·凡·溫克爾[瑞普·凡·溫克爾，小說家華盛頓·歐文筆下的角色，該角色飲酒後陷入長眠，二十年後醒來時發現一切已物是人非。
]一樣，在“合成債務抵押債券”和“赤裸裸的信用違約互換”時代如夢初醒。
曾維持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壁壘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究竟他媽的發生了什麼？（1933年被國會通過，1999年被國會廢除，兩黨共同投票，克林頓簽字通過。
）那個要求投資者必須等到股票價格上漲才能賣空的“提價交易規則”（uptickrule）又發生了什麼？（1938年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設立，2007年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廢除。
）在漫長的繁榮時期，人們很容易忽視這一剝蝕的自由市場景觀——康諾頓就是如此——但是當風暴吹來，沒有牆壁能擋住風勢，也沒有樹木來保護被侵蝕的水土，所有人都發出悲鳴。
考夫曼隻會做兩年參議員。
沒有選舉像鍘刀一樣懸在頭上，緊盯着他的一舉一動，所以他不必把一半的晨間時光花費在K街的籌款早餐會上。
康諾頓也感到自由：他已經兌現了一次支票，如今已不必一邊接聽說客的電話，一邊盤算自己的未來職業前景。
他們都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查華爾街，而不必擔憂後果。
“就算我需要競選連任，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考夫曼告訴記者。
可是康諾頓在華盛頓待了太久，已經不相信這種言論。
這是屬于他們的時刻，也正是奧巴馬總統任期的第一年；經濟衰退中，數十萬個工作崗位正在蒸發。
前一年10月，也就是競選宣傳活動的最後一個月，康諾特從考夫曼那裡得到消息，說奧巴馬團隊希望羅伯特·魯賓擔任财政部長。
“難道你不知道大半個國家都想吊死羅伯特·魯賓嗎？”當考夫曼對這一前景流露出熱情時，康諾頓問道。
考夫曼後來說：“這就像汽車壞了，我們需要一個機械師。
”奧巴馬沒有政府經驗，也是個金融新手，他似乎相信，隻有魯賓和他的追随者能修好這輛車。
無需更多證明，整個體制（那晚克林頓曾在他的私人書房中提到的體制）必定會從一地廢墟中涅槃重生。
體制可能會一敗再敗，卻依然能夠存活，甚至日益繁茂。
它就像賭場一樣注定會赢；你一旦打入内部，除非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例如寫一篇尖銳的時評，否則不可能失去地位。
（就算真的發生了那種事，你也可以辯稱那隻是在表達符合公共道德的觀點；隻要沒有真的指名道姓，就能僥幸過關。
）魯賓不再适合财政部，但奧巴馬所考慮的候選人基本全是他的人；畢竟，奧巴馬是從比他們任何人都更低的起點一路奮鬥打入體制的。
邁克爾·弗羅曼是克林頓政府中魯賓的幕僚長，後來曾擔任花旗
他對華爾街憤怒的原因數不過來：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尤其是因為華爾街抛棄了他在商學院和法學院學習過并且天真地相信過的法律、規範、制度性檢查和行為準則。
他對華盛頓兩黨都感到憤怒，因為它們任由這一切發生。
他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儲備機構管理局（OTS）、貨币監理署（OCC）等監管機構、評級機構以及其他沒能恪盡職守的推動者感到憤怒。
他代表美國人民而憤怒——說實話，并不代表那些一直存在的窮人，而是代表中産階級，他們（用克林頓的話來說）兢兢業業、奉公守法，卻在年近花甲、以為自己已經存夠退休金之時，眼睜睜看着一半的401（k）儲蓄[401（k）是美國于1981年創立的退休金賬戶計劃，适用于私人公司雇員，因相關規定在美國稅法第401（k）條中而得名。
該計劃允許雇員将部分工資存入退休賬戶，存入資金可享受延後交稅的優惠。
賬戶中的資金可用于投資，增值部分可免除資本增值稅，但因此也受市場波動影響。
]化為烏有。
他代表他的老同學而憤怒，那些五十來歲的男人生活在坦帕、奧斯汀和麥迪遜，一夜之間不知能否保住自家房子。
最後，他為自己而憤怒。
沒有人會為他哭泣，可是他失去了很多——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那麼多。
“也許我感受深刻，是因為我個人受影響太大，”他說，“當整個系統崩潰時，我才剛有錢沒多久。
如果你不能依靠共和黨來保護财富，他們還能幹什麼？”令他感到驚訝的是，更多的人并不像他一樣生氣。
康諾頓，一個溫和的民主黨人，正在變得“激進，因為突然意識到我們的政府已被金融精英接管，他們在為大财閥管理政府”。
當拜登在2008年夏天獲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康諾頓突然發現自己身處美國最大規模遊戲内圈的外圍。
這場遊戲如此盛大，他毫不猶豫地重新打開拜登這冊賬本。
賽馬再度舉行，仍舊是那令人眩暈的上下起伏，但這次速度更快，更令人目不暇接。
在丹佛舉辦的黨内大會上，他原本待在城外十五英裡的賓館，是個毫無作用的流放者，如今卻搖身一變，開始審查拜登酒店套房周四晚上貴賓派對的客人名單——他讓其他前工作人員知道，他既能放他們進去，也能将假裝忠于拜登的人拒之門外。
在派對上，他等着輪到自己，最終等到一隻胳膊鈎上他的肩膀。
“咱們做到了，夥計。
”拜登說。
秋季的競選動員中，遊戲繼續進行。
他原本無處可去，卻突然開始協助考夫曼，後者在換屆前擔任副總統聯合主席（康諾頓花了兩個月時間編寫一本副總統版《聖經》，涵蓋了這份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連辦公空間都寫進去了）；然而大選結束之後，他不在過渡班子裡，因為全體說客在兩年内被禁止參與新政府工作（除了那些沒被禁止的人），哪怕他從未要求拜登為他做什麼。
奧巴馬單單挑出華盛頓永久階級中康諾頓所屬的這個子階級，這未免有些太過虛僞——畢竟，幾乎他自己雇用的每個人都以各種方式從大企業那裡賺得盆滿缽滿。
康諾頓最後隻獲得了一張位置糟糕的總統就職典禮藍色入場券，進入距離舞台數百碼的站立觀禮區，即使在那兒也根本看不見什麼，因為人太多了。
結果，他跟另一個拜登前幕僚一起，在鷹與鴿酒吧的電視上觀看了奧巴馬總統和拜登副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過去的歲月裡，當他還是“拜登的人”，這家酒吧是他在國會山常去的地方。
每當康諾頓開始滑向外界的黑暗，他的手機總會響起，将他拖回來；那個電話總是來自特德·考夫曼，他在華盛頓不可放棄的盟友。
考夫曼接續拜登的下一屆參議院任期的前兩年，他邀請康諾頓擔任自己的幕僚長——更确切地說，他請另一位拜登圈内人詢問康諾頓，如果這份工作擺在眼前，他是否願意接受；因為到了華盛頓的這個層級，沒人願意被人拒絕。
康諾頓更想要一份白宮的工作，比如總統常務副法律顧問，但他身上有着注冊說客的烙印，拜登也很少利用影響力來為自己的人争取高層職位。
所以他花了一個周末考慮，然後告訴傑克·奎恩，他要離開公司了；他在這裡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也交到了許多親密的朋友。
年屆五十的康諾頓接受了工資的大幅削減，回到參議院。
金融危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康諾頓和考夫曼對此觀點相近。
首先，它代表了法律制度的崩潰。
除非是不受監管的欺詐，否則這些銀行怎麼可能“技術上無力償債”，卻僅有幾個内部人士知情？然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半個世紀以來一直保持銀行業穩定的規則不複存在。
康諾頓眼中的考夫曼——古稀之年，有一個沃頓商學院頒發的發黴的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就像瑞普·凡·溫克爾[瑞普·凡·溫克爾，小說家華盛頓·歐文筆下的角色，該角色飲酒後陷入長眠，二十年後醒來時發現一切已物是人非。
]一樣，在“合成債務抵押債券”和“赤裸裸的信用違約互換”時代如夢初醒。
曾維持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壁壘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究竟他媽的發生了什麼？（1933年被國會通過，1999年被國會廢除，兩黨共同投票，克林頓簽字通過。
）那個要求投資者必須等到股票價格上漲才能賣空的“提價交易規則”（uptickrule）又發生了什麼？（1938年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設立，2007年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廢除。
）在漫長的繁榮時期，人們很容易忽視這一剝蝕的自由市場景觀——康諾頓就是如此——但是當風暴吹來，沒有牆壁能擋住風勢，也沒有樹木來保護被侵蝕的水土，所有人都發出悲鳴。
考夫曼隻會做兩年參議員。
沒有選舉像鍘刀一樣懸在頭上，緊盯着他的一舉一動，所以他不必把一半的晨間時光花費在K街的籌款早餐會上。
康諾頓也感到自由：他已經兌現了一次支票，如今已不必一邊接聽說客的電話，一邊盤算自己的未來職業前景。
他們都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查華爾街，而不必擔憂後果。
“就算我需要競選連任，我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考夫曼告訴記者。
可是康諾頓在華盛頓待了太久，已經不相信這種言論。
這是屬于他們的時刻，也正是奧巴馬總統任期的第一年；經濟衰退中，數十萬個工作崗位正在蒸發。
前一年10月，也就是競選宣傳活動的最後一個月，康諾特從考夫曼那裡得到消息，說奧巴馬團隊希望羅伯特·魯賓擔任财政部長。
“難道你不知道大半個國家都想吊死羅伯特·魯賓嗎？”當考夫曼對這一前景流露出熱情時，康諾頓問道。
考夫曼後來說：“這就像汽車壞了，我們需要一個機械師。
”奧巴馬沒有政府經驗，也是個金融新手，他似乎相信，隻有魯賓和他的追随者能修好這輛車。
無需更多證明，整個體制（那晚克林頓曾在他的私人書房中提到的體制）必定會從一地廢墟中涅槃重生。
體制可能會一敗再敗，卻依然能夠存活，甚至日益繁茂。
它就像賭場一樣注定會赢；你一旦打入内部，除非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例如寫一篇尖銳的時評，否則不可能失去地位。
（就算真的發生了那種事，你也可以辯稱那隻是在表達符合公共道德的觀點；隻要沒有真的指名道姓，就能僥幸過關。
）魯賓不再适合财政部，但奧巴馬所考慮的候選人基本全是他的人；畢竟，奧巴馬是從比他們任何人都更低的起點一路奮鬥打入體制的。
邁克爾·弗羅曼是克林頓政府中魯賓的幕僚長，後來曾擔任花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