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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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自己的文風——辭藻華麗、審慎、調侃、憤怒——于是，他成了止贖辯護運動的一名領導者。
這場運動由傑克遜維爾的一群律師發起，一位名為艾普爾·查尼的法律援助律師領導，她将韋德納介紹給了西爾維娅·蘭迪斯。
他的博客口号是“為美國人民而戰，隻要政治言論受到保護，就要大聲說出來”。
他每天都在清晨或深夜寫博客，經常是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
在馬丁·路德·金生日的那一周，他發布了一篇文章，寫給“我親愛的律師同僚們”。
文章細緻模仿了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監獄來信”[伯明翰監獄來信（LetterfromaBirminghamjail）是馬丁·路德·金寫于1963年的公開信，信中為非暴力抵抗策略進行辯護，是美國民權運動的重要文本。
]： 我在止贖法庭的囹圄之中，讀到了你們最近的聲明，你們稱我最近的活動“不明智且不合時宜”……或許那些從未被止贖飛镖刺痛的人，會很容易說出一句“等一等”。
然而，當你看到好端端的家庭被扔到街頭，當你看到銀行沒有拿到法院命令就踢開房門、更換門鎖，當你看到執法人員漠不關心地站在一旁，說“這是個民事問題”，當你看到法院做出違背基本法條的判決，當你看到銀行和企業高管收割昧良心的利潤，當你看到客戶因為止贖和經濟狀況帶來的壓力和痛苦而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當你看到單身女性生活在緻命的恐懼之中，生怕自家前門會被第三次踢倒，當你看到那些隻知道自己的父母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孩童——到那時，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覺得難以繼續等待下去。
他提出幫助一位在止贖案件中自我代理的老婦人，卻遭到第六巡回區的訓誡，說他擾亂法庭秩序。
法院說他在招攬客戶，而他說那是高級法官試圖懲罰他，因為他号召聯邦政府接管佛羅裡達的“火箭發射時刻表”。
他還被棕榈港的一家公司起訴诽謗，因為他指控這家公司用機器人簽名抵押貸款文件。
一些記者甚至認為是他推廣了“機器人簽名”這個詞。
他開始接到《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電話，也經常出現在《聖彼得斯堡時報》上。
他喜歡和記者交談——為了實現他的目标，媒體是他最後的希望，也是他唯一還信任的機構；他對媒體的信任超過了大部分媒體從業者。
然而，韋德納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師，在一間破舊的辦公室裡執業，開着他的白色凱迪拉克，來到六個街區外的縣法院。
“我很希望能像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美國媒體人、活動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和發言人，終生為女性議題發聲和行動。
]一樣，”他說，“因為我有一個大嘴巴，而且不知怎的，我能讓人們聽我說話。
但我必須謀生。
”隻有一個念頭能阻止他的腦袋立刻爆炸，那就是他的律所和博客——他在那裡發布了他提交的動議，好讓其他人參考——能讓哥譚的大銀行支付數百萬美元的法律費用。
有一天，韋德納接到一通電話，來自一位名叫烏莎·帕特爾的印度女人。
一家商業貸款方——“商業特快貸款公司”——試圖收走她在帕斯科縣擁有的舒适旅館。
烏莎通過電子郵件給韋德納發送了一大堆文件，他讀了文件，聽了她的說法，但拒絕代理她，因為他隻代理房主，而她的案子是個非常複雜的商業案例。
後來，當案件進入法庭，他擦邊參與其中。
他很高興自己這麼做了，因為他從沒見過像烏莎·帕特爾這樣的客戶，她如此努力地鬥争，對美國夢有如此強烈的信念，幾乎足以讓他恢複自己的信念。
烏莎知道她該對貸款負責，畢竟，是她簽了票據。
2010年初，當她和家人前往倫敦參加一場婚禮時，她曾試圖與商業特快貸款公司協商一份新的還款時間表。
當他們回到坦帕機場，她的兒子看着手機，說：“媽，我們有一個緊急聽證會要參加。
” 從烏莎的緊急聽證會，可以一窺新千年伊始充斥着欺詐與失敗的奇景。
商業特快貸款公司——後來改名為塞耶納——已經破産，正因欺詐性貸款行為被司法部起訴。
由于塞耶納要想辦法償還它的債權人，結果這起華爾街上的破産案威脅到了烏莎遠在帕斯科縣的經營不善的汽車旅館。
韋德納說：“當金融巨頭們在哥譚為塞耶納的殘骸大打出手，塞耶納的觸手卻在這裡纏上烏莎的脖子。
”放貸方欺騙了烏莎——它無意協商新的還款時間表——在3月19日的緊急聽證會上，帕斯科縣巡回法院下令将烏莎·帕特爾傾注一生精力的汽車旅館投入破産管理，這意味着法院要代表破産的塞耶納及其債權人沒收她的收入，讓她失去生意。
在法庭上，她哭了。
她的兒子告訴她：“這樣不行——我有錢，在法官簽署命令之前，我會雇一個律師。
”同一天，在市中心的聯邦破産法庭，烏莎根據《破産法》第十一章為她的“奧姆·什裡坦帕公司”申請了破産保護[在美國《破産法》第十一章規定的破産程序下，欠款人仍然能控制自己的日常運作，同時欠款人和債權人會在破産法庭合作談判，達成重組方案，讓欠債人能夠繼續運作以償還債務。
]。
汽車旅館獲準保留。
然後，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在第一次破産聽證會上，烏莎發現原告不再是塞耶納，不再是商業特快貸款，也不再是自從貸款以來她聽說過的任何一個名字。
她的新對手是彙豐銀行，全球第二大銀行——房屋抵押貸款債券的“契約受托人”，其中也包括烏莎的貸款。
突然之間，提交的文件上顯示，抵押貸款已經轉移給彙豐銀行，這些文件沒有公證過的印章，沒有見證人，也沒有日期；有的隻是本該來自銀行副總裁們的可疑簽名。
烏莎的案子被卷入了席卷全國的止贖巨浪。
由于無法逼迫銀行與她和解，烏莎隻能将文件作為她拯救自家汽車旅館的唯一武器。
近兩年的時間裡，烏莎與彙豐銀行及其律師軍團作戰。
她閱讀了每一份出入她的律師辦公室的文件，盡可能學習有關破産法和财産法的一切。
随着案卷越來越長，文件裝滿了一個又一個文件盒，然後她會把它們裝進豐田RAV4的後備廂保存，帶着它們往返于汽車旅館、家和兒子的電腦店之間。
當第一個律師不得不放棄案件，她雇用了另一個；當第二個律師辭職，她雇用了第三個，然後又雇用了第四個；作為顧問，馬特·韋德納代表奧姆·什裡的一個股東參與進來。
但烏莎比任何一個律師都更了解案情；是烏莎推動她的律師們繼續戰鬥，而不是相反。
最終，她的法律賬單達到了二十萬美元。
在那之前很久，她就已經沒錢了，是她的兒子和其他家人——在美國、英國和印度古吉拉特邦——支持着烏莎的戰鬥，因為不像邁克·羅斯、西爾維娅·蘭迪斯和傑克·哈默斯瑪，烏莎·帕特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也就是說，她不是孤身一人。
“這是我的面包和黃油，”她說，“我的心和我的錢。
如果我不鬥争，那麼在二十年埋頭苦幹之後，我會流落街頭。
” 庭審前的幾個星期裡，烏莎、韋德納和她最新雇用的律師每天都在她兒子的電腦店裡待到午夜之後，夜複一夜地研究着案卷中的每一個字眼。
庭審前兩天，面對敗訴的可能性，彙豐銀行突然同意和解。
烏莎接受了新的還款時間表，首付十五萬美元，每月還款一萬美元，利息為百分之六。
這很難說是一場勝利，但她花了幾千美元，在坦帕曆史最久的餐廳跟她的多位律師和其他支持者們一同慶祝。
與一家全球金融服務公司作對，獲得令人精疲力竭的平局，這讓烏莎改變了對她移民到的國家的看法。
她斷言，正義屬于有錢人，而不屬于她。
在她走向破産時，銀行家和律師卻從中受益。
銀行通過霸淩小人物來賺錢，先是試圖恐吓她投降，然後當她反擊時，又将她埋在文件堆裡，雇用評估員和檢查員來針對她的汽車旅館狀況提交虛假報告，向她潑髒水。
談及彙豐銀行，她皺起鼻子，撇了撇嘴，眯起眼睛，露出厭惡的神色，就像談論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的工作習慣時一樣。
盡管如此，烏莎并沒有得出與韋德納相同的結論。
她不相信美國在衰退。
她仍然能看到一個光明的未來，就算她自己無法抵達，她的孩子也可以。
“現在，”當案子結束後，她說，“上帝保佑美國。
我相信這一點。
”
這場運動由傑克遜維爾的一群律師發起，一位名為艾普爾·查尼的法律援助律師領導，她将韋德納介紹給了西爾維娅·蘭迪斯。
他的博客口号是“為美國人民而戰，隻要政治言論受到保護，就要大聲說出來”。
他每天都在清晨或深夜寫博客，經常是洋洋灑灑的長篇大論。
在馬丁·路德·金生日的那一周，他發布了一篇文章，寫給“我親愛的律師同僚們”。
文章細緻模仿了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監獄來信”[伯明翰監獄來信（LetterfromaBirminghamjail）是馬丁·路德·金寫于1963年的公開信，信中為非暴力抵抗策略進行辯護，是美國民權運動的重要文本。
]： 我在止贖法庭的囹圄之中，讀到了你們最近的聲明，你們稱我最近的活動“不明智且不合時宜”……或許那些從未被止贖飛镖刺痛的人，會很容易說出一句“等一等”。
然而，當你看到好端端的家庭被扔到街頭，當你看到銀行沒有拿到法院命令就踢開房門、更換門鎖，當你看到執法人員漠不關心地站在一旁，說“這是個民事問題”，當你看到法院做出違背基本法條的判決，當你看到銀行和企業高管收割昧良心的利潤，當你看到客戶因為止贖和經濟狀況帶來的壓力和痛苦而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當你看到單身女性生活在緻命的恐懼之中，生怕自家前門會被第三次踢倒，當你看到那些隻知道自己的父母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孩童——到那時，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覺得難以繼續等待下去。
他提出幫助一位在止贖案件中自我代理的老婦人，卻遭到第六巡回區的訓誡，說他擾亂法庭秩序。
法院說他在招攬客戶，而他說那是高級法官試圖懲罰他，因為他号召聯邦政府接管佛羅裡達的“火箭發射時刻表”。
他還被棕榈港的一家公司起訴诽謗，因為他指控這家公司用機器人簽名抵押貸款文件。
一些記者甚至認為是他推廣了“機器人簽名”這個詞。
他開始接到《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電話，也經常出現在《聖彼得斯堡時報》上。
他喜歡和記者交談——為了實現他的目标，媒體是他最後的希望，也是他唯一還信任的機構；他對媒體的信任超過了大部分媒體從業者。
然而，韋德納仍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師，在一間破舊的辦公室裡執業，開着他的白色凱迪拉克，來到六個街區外的縣法院。
“我很希望能像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格洛麗亞·斯泰納姆，美國媒體人、活動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和發言人，終生為女性議題發聲和行動。
]一樣，”他說，“因為我有一個大嘴巴，而且不知怎的，我能讓人們聽我說話。
但我必須謀生。
”隻有一個念頭能阻止他的腦袋立刻爆炸，那就是他的律所和博客——他在那裡發布了他提交的動議，好讓其他人參考——能讓哥譚的大銀行支付數百萬美元的法律費用。
有一天，韋德納接到一通電話，來自一位名叫烏莎·帕特爾的印度女人。
一家商業貸款方——“商業特快貸款公司”——試圖收走她在帕斯科縣擁有的舒适旅館。
烏莎通過電子郵件給韋德納發送了一大堆文件，他讀了文件，聽了她的說法，但拒絕代理她，因為他隻代理房主，而她的案子是個非常複雜的商業案例。
後來，當案件進入法庭，他擦邊參與其中。
他很高興自己這麼做了，因為他從沒見過像烏莎·帕特爾這樣的客戶，她如此努力地鬥争，對美國夢有如此強烈的信念，幾乎足以讓他恢複自己的信念。
烏莎知道她該對貸款負責，畢竟，是她簽了票據。
2010年初，當她和家人前往倫敦參加一場婚禮時，她曾試圖與商業特快貸款公司協商一份新的還款時間表。
當他們回到坦帕機場，她的兒子看着手機，說：“媽，我們有一個緊急聽證會要參加。
” 從烏莎的緊急聽證會，可以一窺新千年伊始充斥着欺詐與失敗的奇景。
商業特快貸款公司——後來改名為塞耶納——已經破産，正因欺詐性貸款行為被司法部起訴。
由于塞耶納要想辦法償還它的債權人，結果這起華爾街上的破産案威脅到了烏莎遠在帕斯科縣的經營不善的汽車旅館。
韋德納說：“當金融巨頭們在哥譚為塞耶納的殘骸大打出手，塞耶納的觸手卻在這裡纏上烏莎的脖子。
”放貸方欺騙了烏莎——它無意協商新的還款時間表——在3月19日的緊急聽證會上，帕斯科縣巡回法院下令将烏莎·帕特爾傾注一生精力的汽車旅館投入破産管理，這意味着法院要代表破産的塞耶納及其債權人沒收她的收入，讓她失去生意。
在法庭上，她哭了。
她的兒子告訴她：“這樣不行——我有錢，在法官簽署命令之前，我會雇一個律師。
”同一天，在市中心的聯邦破産法庭，烏莎根據《破産法》第十一章為她的“奧姆·什裡坦帕公司”申請了破産保護[在美國《破産法》第十一章規定的破産程序下，欠款人仍然能控制自己的日常運作，同時欠款人和債權人會在破産法庭合作談判，達成重組方案，讓欠債人能夠繼續運作以償還債務。
]。
汽車旅館獲準保留。
然後，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在第一次破産聽證會上，烏莎發現原告不再是塞耶納，不再是商業特快貸款，也不再是自從貸款以來她聽說過的任何一個名字。
她的新對手是彙豐銀行，全球第二大銀行——房屋抵押貸款債券的“契約受托人”，其中也包括烏莎的貸款。
突然之間，提交的文件上顯示，抵押貸款已經轉移給彙豐銀行，這些文件沒有公證過的印章，沒有見證人，也沒有日期；有的隻是本該來自銀行副總裁們的可疑簽名。
烏莎的案子被卷入了席卷全國的止贖巨浪。
由于無法逼迫銀行與她和解，烏莎隻能将文件作為她拯救自家汽車旅館的唯一武器。
近兩年的時間裡，烏莎與彙豐銀行及其律師軍團作戰。
她閱讀了每一份出入她的律師辦公室的文件，盡可能學習有關破産法和财産法的一切。
随着案卷越來越長，文件裝滿了一個又一個文件盒，然後她會把它們裝進豐田RAV4的後備廂保存，帶着它們往返于汽車旅館、家和兒子的電腦店之間。
當第一個律師不得不放棄案件，她雇用了另一個；當第二個律師辭職，她雇用了第三個，然後又雇用了第四個；作為顧問，馬特·韋德納代表奧姆·什裡的一個股東參與進來。
但烏莎比任何一個律師都更了解案情；是烏莎推動她的律師們繼續戰鬥，而不是相反。
最終，她的法律賬單達到了二十萬美元。
在那之前很久，她就已經沒錢了，是她的兒子和其他家人——在美國、英國和印度古吉拉特邦——支持着烏莎的戰鬥，因為不像邁克·羅斯、西爾維娅·蘭迪斯和傑克·哈默斯瑪，烏莎·帕特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也就是說，她不是孤身一人。
“這是我的面包和黃油，”她說，“我的心和我的錢。
如果我不鬥争，那麼在二十年埋頭苦幹之後，我會流落街頭。
” 庭審前的幾個星期裡，烏莎、韋德納和她最新雇用的律師每天都在她兒子的電腦店裡待到午夜之後，夜複一夜地研究着案卷中的每一個字眼。
庭審前兩天，面對敗訴的可能性，彙豐銀行突然同意和解。
烏莎接受了新的還款時間表，首付十五萬美元，每月還款一萬美元，利息為百分之六。
這很難說是一場勝利，但她花了幾千美元，在坦帕曆史最久的餐廳跟她的多位律師和其他支持者們一同慶祝。
與一家全球金融服務公司作對，獲得令人精疲力竭的平局，這讓烏莎改變了對她移民到的國家的看法。
她斷言，正義屬于有錢人，而不屬于她。
在她走向破産時，銀行家和律師卻從中受益。
銀行通過霸淩小人物來賺錢，先是試圖恐吓她投降，然後當她反擊時，又将她埋在文件堆裡，雇用評估員和檢查員來針對她的汽車旅館狀況提交虛假報告，向她潑髒水。
談及彙豐銀行，她皺起鼻子，撇了撇嘴，眯起眼睛，露出厭惡的神色，就像談論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的工作習慣時一樣。
盡管如此，烏莎并沒有得出與韋德納相同的結論。
她不相信美國在衰退。
她仍然能看到一個光明的未來，就算她自己無法抵達，她的孩子也可以。
“現在，”當案子結束後，她說，“上帝保佑美國。
我相信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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