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人士(2):羅伯特·魯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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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額翻了一番,金融業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也翻了一番。

    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三倍多,與此同時,中産階級的收入僅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而底層收入則保持不變。

    到2007年,占總人口百分之一的富人階級坐擁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财富,而最底層的五分之四人口隻擁有百分之七的财富。

    魯賓站在華爾街和華盛頓頂端的時代,是不平等的時代——從19世紀以來,世代傳遞的不平等在美國達到了前所未見的程度。

     作為一名内部智者,他敦促花旗集團以巨大的資産負債表來承擔更多的交易風險,就像他一度敦促高盛那麼做一樣。

    他還建議應當謹慎管理風險。

    之後他沒太注意,在2003年至2005年間,花旗集團将其發行的擔保債務憑證和抵押貸款證券增加到三倍,其中充斥着來自坦帕等地的不良貸款;那裡的人們多年來收入不曾增長,他們所有的财富都在房産中,并将房産用作提款機。

    到2007年底,花旗銀行的賬面上有四百三十億美元的債務擔保證券。

     這其中大部分最後都一文不值。

    2008年,當金融危機爆發,花旗集團實際上成了國家援助的對象。

    它的損失達到六百五十億美元,需要兩筆巨額救助資金,成了唯一一家讓美國政府認真考慮國有化的銀行。

     魯賓在整個職業生涯裡一直試圖把自己和華爾街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相協調,當這在2008年變得不可能時,他人間蒸發了。

    他幾乎拒絕了所有的采訪要求,并在為數不多的幾次公開發言中無視所有指責。

    “考慮到我在自己的職位上所了解到的事實,我并不認為我該對此負責。

    ”他說,“顯然,有些事情是錯的。

    但我不知道有誰曾預見過一場完美的風暴。

    ”甚至艾倫·格林斯潘也承認自己錯了,但一直被謙卑掩蓋的驕傲不允許魯賓認錯。

     2009年1月,魯賓辭去花旗集團的職位;在十年的顧問生涯中,他賺了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淨資産翻了一番。

    2010年4月,他被要求在華盛頓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上作證。

    委員會成員包括布魯克斯利·博恩,當她問到關于規範金融衍生工具的問題時,魯賓忙不疊地同意她的每一句話。

    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冷靜沉穩。

    他坐在證人桌前,穿着皺巴巴的西裝,看上去焦躁不安、滿眼血絲,仿佛沒睡好。

    他向委員會解釋說:“你剛才提到的我擔任主席的董事會執行委員會是一個行政機構。

    它沒有決定權。

    它隻是在董事會會議之間召集會議。

    這些會議并不頻繁。

    它不是該機構決策過程中的實質性一環。

    ” 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安吉利德斯說:“我不覺得你可以兩件事都做。

    你要麼就是拉下了控制杆,要麼就是在開關那裡睡着了。

    ” 魯賓說,作為董事會成員,他不可能對這家世界上最大的銀行的所有方針都一清二楚。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董事會成員,”安吉利德斯回答道,“對大多數人來說,董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意味着領導權。

    毫無疑問,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年薪意味着領導權和責任。

    ” 魯賓提到,他在2007年拒絕了一筆獎金(不是出于任何負罪感,而是無私地拒絕了這筆錢,好讓銀行可以将錢用于其他目的)。

     安吉利德斯說:“到頭來,隻有你能扪心自問,你自己該負多少責任。

    ” 三小時的聽證會結束後,羅伯特·魯賓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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