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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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籌集多少錢;他一直沒能适應總統競選中的财務壓力。

    他痛恨那些幫他籌款和為他寫下支票的人對他提出要求,仿佛他無法忍受自己欠他們什麼。

    在華盛頓,他從不跟固化的上層階級打交道,而是每天晚上都會離開國會山的辦公室,穿過馬薩諸塞大道走向聯合車站,然後搭火車回到威爾明頓的家人身旁。

    他一直是“普通人喬”[普通人喬(OrdinaryJoe)是一個美國常見用語,用于形容各方面達到平均水平的典型美國普通人,被拜登團隊挪用于塑造拜登出身普通、關心民生的親民形象。

    ],這成了一種挑釁般的驕傲。

    他無法被收買,因為他不知感恩。

     在華盛頓,民選代表認為自己更高等。

    他們是“負責人”,他們曾展現出勇氣,忍受站在大衆面前的羞辱;在他們眼裡,幕僚是低等人類——依附于台前人士搭便車的寄生蟲。

    康諾頓知道,他沒有什麼能教給喬·拜登的;拜登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已在政界摸爬滾打近二十年,對美國人想要的東西了如指掌。

    康諾頓是完全可以被抛棄的,除非他能用埋頭苦幹來證明自己。

     “他在我眼睛裡看到了不确定。

    ”康諾頓後來說,“我對這一切如此陌生。

    我曾在華爾街接受訓練,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對我們的關系有一種不切實際的觀念,因為我為了加入他的團隊已經等待太久。

    而在他看來,我隻不過是競選團隊中普普通通的一分子。

    我受到權力的吸引。

    我的頭腦中并沒有太多想法。

    我想要打入一個小團體,好在總統就職那天搬入白宮西翼,操控整個國家。

    這就是華盛頓的終極遊戲。

    他的競選失敗之後,我迷失了方向。

    ” 9月初,康諾頓從競選活動中短暫抽離,觀看了亞拉巴馬州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橄榄球對抗賽。

    他正開車穿過賓州鄉村,收音機裡傳來了一則新消息:拜登在艾奧瓦州的一次辯論中抄襲了英國工黨政治家尼爾·基諾克的演講,甚至還照抄了基諾克作為煤礦工人後代的身份。

     如果隻是個例,這個故事不會流傳太遠。

    但媒體已經搞垮了哈特——包括《紐約時報》的陶曼玲和E.J.迪翁,以及《新聞周刊》的埃莉諾·克利夫特[陶曼玲、E.J.迪翁和埃莉諾·克利夫特均為著名記者和媒體人。

    ]——他們嗅到了另一樁醜聞,比賽着要挖出拜登的其他過錯:從休伯特·漢弗萊和羅伯特·肯尼迪那裡剽竊的語句;一篇有着糟糕腳注的法學院論文導緻的成績不及格;關于拜登過去的誇張描述等等。

    然後,美國有線頻道在新罕布什爾一戶居民家廚房裡錄下的片段浮出水面。

    拜登當時同意在一次不加剪輯的競選活動中全程佩戴麥克風——這在政治史上是第一次。

    在這九十分鐘的八十九分鐘裡,他都表現得十分出色;但他在整個職業生涯裡都話太多,就在活動即将結束之時,一名選民問起他的法學院成績,拜登嗤之以鼻:“我覺得我的智商可能比你要高得多。

    ”接下來,他氣勢洶洶地就自己的教育背景做出了至少三個不實陳述。

     康諾頓并沒有聽過基諾克的演講,也不知道拜登是如何運用的。

    說實話,他并不關心拜登的巡回演講;他總能用一句話引發滿堂喝彩:“不能僅僅因為我們的政治英雄被謀殺了,就說我們的夢想已經破滅,它深深埋在我們破碎的心底。

    ”康諾頓比任何人都更敬重肯尼迪,但這句台詞讓他顯得平平無奇——它太文绉绉了,更适合十年前或更久之前的美國人。

    為什麼拜登不能讓演講更務實,談談議題、事實和解決方案,就像在塔斯卡盧薩談及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時那樣呢?他似乎在用自己觸動人心的能力來競選總統,年輕時的傑夫·康諾頓正是因為他的這種能力才花六年時間來加入他的團隊。

    觸動人心之後,又要讓他們做什麼呢?他試圖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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