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康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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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曼哈頓的呂特斯餐廳舉辦耗費三萬美元的奢華晚宴，提供豪華轎車，并向顧客保證不需要他們的州政府出一分錢：他們可以把在免稅市場上籌到的資金拿來投資，利息比他們花在公共債券上的錢還要高百分之三，如此一來，他們就能把承銷費用（包括晚宴花銷在内）全部賺回來。
康諾頓會告訴官員們：“我能給你們搞到音樂劇《貓》的前排座位，隻要說一聲就好，不需要你們的納稅人付一毛錢。
”他們會猶豫，但幾乎每一次，康諾頓都會在第二天收到一條電話留言：“我們改變主意了——我們想去看《貓》。
”有一回，另一個銀行家來到田納西州傑克森縣，對該縣委員會解釋說，銀行收取的費用越高，縣政府最後省下的錢就越多。
房間後排有人拉長了聲音說：“胡——說八道……”作為一個南方人，康諾頓相信，每當紐約的投資銀行家來到南方說什麼“我們能為你們省錢”，房間裡就一定會有人回應“胡——說八道”。
康諾頓在上東區跟人合住一間公寓（公司出錢租的）。
他每天早上9點半走進美邦在中城的總部，工作一整天，跟同事一起吃晚飯，然後回到辦公室，加班直至深夜。
跟身邊那些在電腦上計算債券走勢的極客相比，他并沒有那麼聰明，但作為一個南方人，他更風趣，還能跟曼哈頓的亞拉巴馬女人打得火熱。
他從來沒碰過毒品，一次也沒有。
（多年之後，當他受雇去白宮為克林頓政府工作時，将會在安全調查中被問到是否使用過毒品，康諾頓答道：“我等了一輩子，就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但他喝了不少波本，還有一次在“54工作室”酒吧跳了一整晚舞。
從11月起，他的同事之間唯一的話題就隻剩下年末獎金能發多少錢。
一年後，他轉任去了芝加哥。
他讨厭寒冷，想念南方，因此在1985年初放棄兩萬美元的獎金，跳槽去E.F.赫頓公司在亞特蘭大的辦公室。
幾個月後，在一場規模浩大的空頭支票詐騙醜聞中，公司承認曾實行兩千多樁電報和信件詐騙。
整個80年代，E.F.赫頓一直在開出它無法負擔的支票總額，并把錢在賬戶間挪來挪去，把資金當作無息貸款短期挪用，在流動中賺取了數百萬美元。
在華盛頓，歸屬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喬·拜登負責此案。
他開始在電視上談論華爾街如瘟疫般流行的白領犯罪，以及裡根政府的司法部在監管這些罪行上如何失敗。
在紐約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說：“人們相信，我們的司法系統及其管理者已經失效了，他們甚至可能從來沒有嘗試過如何有效地處理上層社會那些不合倫理、涉嫌違法的不端行為。
”裡根正處于低迷的第二任期，他的政府腐敗泛濫，拜登則決定要去追逐大獎。
E.F.赫頓公司認罪後流失了客戶，公司開始被掏空，但康諾頓幸存了下來。
随着他對這門生意愈發娴熟，他會獨自飛到佛羅裡達會見各市财務官。
他甚至想出一個有銷路的主意：各縣市都有巨額養老金負債，為什麼不拿去套利呢？發行一億美元的免稅養老金債券，利率百分之四，然後把這筆錢拿去投資，幾年内就能獲利百分之六到七。
這是在欺騙美國納稅人。
但一家債券公司給出了有利的意見（如果你能讓一家法律事務所來告訴你這麼做是合法的，那麼這就是合法的——随着這些行為帶來的利潤呈指數級增長，律師們也變得愈發有創造力），他的老闆——曾經也是一名債券律師——也對此十分滿意。
80年代，康諾頓搞懂了投資銀行。
玩弄稅法隻不過是一種鑽空子的把戲罷了。
他二十七歲，當上了助理副總裁，年薪超過十萬美元，然而每天晚上回到家裡，他總會懷疑這并不是自己畢生想做的事。
1986年底，拜登将要競選總統已經顯而易見。
康諾頓永遠無法忘記他。
他拜托E.F.赫頓的一名跟競選活動有關系的說客幫他牽線。
這次奏效了。
“拜登對我來說像是一個邪教崇拜對象。
”很久之後，康諾頓說，“他是我要追随的人，因為他就是我的馬。
我會騎着這匹馬進入白宮。
那将是我人生中的下一站。
我已經通關了華爾街，接下來我要通關白宮。
”
康諾頓會告訴官員們：“我能給你們搞到音樂劇《貓》的前排座位，隻要說一聲就好，不需要你們的納稅人付一毛錢。
”他們會猶豫，但幾乎每一次，康諾頓都會在第二天收到一條電話留言：“我們改變主意了——我們想去看《貓》。
”有一回，另一個銀行家來到田納西州傑克森縣，對該縣委員會解釋說，銀行收取的費用越高，縣政府最後省下的錢就越多。
房間後排有人拉長了聲音說：“胡——說八道……”作為一個南方人，康諾頓相信，每當紐約的投資銀行家來到南方說什麼“我們能為你們省錢”，房間裡就一定會有人回應“胡——說八道”。
康諾頓在上東區跟人合住一間公寓（公司出錢租的）。
他每天早上9點半走進美邦在中城的總部，工作一整天，跟同事一起吃晚飯，然後回到辦公室，加班直至深夜。
跟身邊那些在電腦上計算債券走勢的極客相比，他并沒有那麼聰明，但作為一個南方人，他更風趣，還能跟曼哈頓的亞拉巴馬女人打得火熱。
他從來沒碰過毒品，一次也沒有。
（多年之後，當他受雇去白宮為克林頓政府工作時，将會在安全調查中被問到是否使用過毒品，康諾頓答道：“我等了一輩子，就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但他喝了不少波本，還有一次在“54工作室”酒吧跳了一整晚舞。
從11月起，他的同事之間唯一的話題就隻剩下年末獎金能發多少錢。
一年後，他轉任去了芝加哥。
他讨厭寒冷，想念南方，因此在1985年初放棄兩萬美元的獎金，跳槽去E.F.赫頓公司在亞特蘭大的辦公室。
幾個月後，在一場規模浩大的空頭支票詐騙醜聞中，公司承認曾實行兩千多樁電報和信件詐騙。
整個80年代，E.F.赫頓一直在開出它無法負擔的支票總額，并把錢在賬戶間挪來挪去，把資金當作無息貸款短期挪用，在流動中賺取了數百萬美元。
在華盛頓，歸屬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喬·拜登負責此案。
他開始在電視上談論華爾街如瘟疫般流行的白領犯罪，以及裡根政府的司法部在監管這些罪行上如何失敗。
在紐約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說：“人們相信，我們的司法系統及其管理者已經失效了，他們甚至可能從來沒有嘗試過如何有效地處理上層社會那些不合倫理、涉嫌違法的不端行為。
”裡根正處于低迷的第二任期，他的政府腐敗泛濫，拜登則決定要去追逐大獎。
E.F.赫頓公司認罪後流失了客戶，公司開始被掏空，但康諾頓幸存了下來。
随着他對這門生意愈發娴熟，他會獨自飛到佛羅裡達會見各市财務官。
他甚至想出一個有銷路的主意：各縣市都有巨額養老金負債，為什麼不拿去套利呢？發行一億美元的免稅養老金債券，利率百分之四，然後把這筆錢拿去投資，幾年内就能獲利百分之六到七。
這是在欺騙美國納稅人。
但一家債券公司給出了有利的意見（如果你能讓一家法律事務所來告訴你這麼做是合法的，那麼這就是合法的——随着這些行為帶來的利潤呈指數級增長，律師們也變得愈發有創造力），他的老闆——曾經也是一名債券律師——也對此十分滿意。
80年代，康諾頓搞懂了投資銀行。
玩弄稅法隻不過是一種鑽空子的把戲罷了。
他二十七歲，當上了助理副總裁，年薪超過十萬美元，然而每天晚上回到家裡，他總會懷疑這并不是自己畢生想做的事。
1986年底，拜登将要競選總統已經顯而易見。
康諾頓永遠無法忘記他。
他拜托E.F.赫頓的一名跟競選活動有關系的說客幫他牽線。
這次奏效了。
“拜登對我來說像是一個邪教崇拜對象。
”很久之後，康諾頓說，“他是我要追随的人，因為他就是我的馬。
我會騎着這匹馬進入白宮。
那将是我人生中的下一站。
我已經通關了華爾街，接下來我要通關白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