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之于教育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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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育學來說，我是業外人士。
聽了各位的發言，我感到很慶幸，慶幸我來了。
也感謝《教育參考》的主編給了我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來思考一直萦繞在我心頭的一個問題。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問題，驅動我來參加今天的會議。
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我一直在想，我是作為一個民族的一員，生活在這樣一個考試的時代。
我孩子在讀大學，去年參加了高考。
作為過來人，我對高考有一種特别的體會，就是我們處在“教育失語症”當中。
這個“教育失語症”不僅僅屬于學校，也屬于廣大的家庭、為人父母者，而這個“教育失語症”，其實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失語症。
所以，剛才一位中學校長的發言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他是實踐家，校長都是實踐家。
我研究哲學，坐而論道，一向被輕視了。
所以那位校長也講，我們現在應該是坐而論道的時候了。
在這裡，我既聽到了領導的發言，也聽到了學者的發言，對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來幫助我思考這個問題。
坐而論道是當務之急 《紅樓夢》裡的賈母愛賈寶玉，愛到什麼程度呢？賈寶玉是賈母的“命根子”。
賈母在教育賈寶玉上是失敗的，因為她寵愛過分，所以賈寶玉不能“補天”，這塊玉是假的。
但是，有一件事賈母是很清楚的——婚姻大事，賈母堅決不讓賈寶玉娶林黛玉。
在這件事情上，賈母的寵愛為什麼消失了呢？因為這是“命根子”的問題，即使再寵愛孩子的父母，碰到“命根子”的問題，都要改變态度，因為這是性命攸關的。
我不是在這裡說賈母好，我對她有批評的态度，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向來對教育的重視，并且是在這種意義上重視的：我們的下一代是“命根子”。
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是有“命”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命”，那也就無所謂“命根子”了。
這個民族的“命”是什麼？是文化生命。
一個沒有文化生命的民族，是不會把教育看成“命根子”的——我們的下一代要有生存的能力，今天的家長往往隻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教育。
今天中國基礎教育的根本缺陷是什麼？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讀中學，當時“文革”還未結束。
“文革”十年是浩劫，但是有一點我不得不承認，我現在還在懷念中學時代。
我們曾經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這個精神家園是錯誤的，裡面有虛假的理念在引領着我們，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們有過精神家園，于是我們懷念我們的中學老師。
我的班主任現在垂垂老矣，我們要慶祝74屆畢業三十周年，相約聚會。
大家和班主任親密交流，我們關心着他，他也關心着我們。
我們同學之間的友誼是如此深切，我們有不同的人生際遇，有下崗的，有當官的，有做學者的，但是我們在交流的時候互相之間沒有等級的問題，而是說我們生活的意義，我們對未來的籌劃，我們對過去的懷念，以及我們的精神力量和對社會的基本的判斷。
我們考慮的那些東西，就是我們永遠揮之不去的精神家園。
它讓我能夠抵擋現代性，抵擋目前的那種“無家可歸”的狀态，這些是誰給我的？我的中學生涯。
這些是從哪裡獲得的？我的母校培明中學。
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基礎教育的。
假如這個意義上的基礎教育消失了，那麼我們是自斷“命根子”，這是一個基礎的問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現在主張各種各樣的制度建設，我們的中學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新的時代條件，這些都是真實的，是客觀事實。
我們要與時俱進，一輪又一輪地制度創新。
能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對推進制度創新所要處理的那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探讨過沒有？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坐而論道”恐怕是中國基礎教育的一個當務之急，我們不能繼續迷失在“論器”之中。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如果見器失道的話，那就非常危險，創新的制度就毫無意義，并且會導緻另外一種災難。
現在基礎教育的根本問題出在哪裡？我們這個民族現在有沒有能力在應對現代條件的情況下讓傳統存活？我們那樣輕而易舉地把教育投入産業化浪潮，一種巨大的危險是什麼？當一所學校成為一個企業的時候，我們還有沒有基礎教育？一種基本的危機是什麼？當我們的小學校長、中學校長都變成了企
聽了各位的發言，我感到很慶幸，慶幸我來了。
也感謝《教育參考》的主編給了我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來思考一直萦繞在我心頭的一個問題。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問題，驅動我來參加今天的會議。
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我一直在想，我是作為一個民族的一員，生活在這樣一個考試的時代。
我孩子在讀大學，去年參加了高考。
作為過來人，我對高考有一種特别的體會，就是我們處在“教育失語症”當中。
這個“教育失語症”不僅僅屬于學校，也屬于廣大的家庭、為人父母者，而這個“教育失語症”，其實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失語症。
所以，剛才一位中學校長的發言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他是實踐家，校長都是實踐家。
我研究哲學，坐而論道，一向被輕視了。
所以那位校長也講，我們現在應該是坐而論道的時候了。
在這裡，我既聽到了領導的發言，也聽到了學者的發言，對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來幫助我思考這個問題。
坐而論道是當務之急 《紅樓夢》裡的賈母愛賈寶玉，愛到什麼程度呢？賈寶玉是賈母的“命根子”。
賈母在教育賈寶玉上是失敗的，因為她寵愛過分，所以賈寶玉不能“補天”，這塊玉是假的。
但是，有一件事賈母是很清楚的——婚姻大事，賈母堅決不讓賈寶玉娶林黛玉。
在這件事情上，賈母的寵愛為什麼消失了呢？因為這是“命根子”的問題，即使再寵愛孩子的父母，碰到“命根子”的問題，都要改變态度，因為這是性命攸關的。
我不是在這裡說賈母好，我對她有批評的态度，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向來對教育的重視，并且是在這種意義上重視的：我們的下一代是“命根子”。
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是有“命”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命”，那也就無所謂“命根子”了。
這個民族的“命”是什麼？是文化生命。
一個沒有文化生命的民族，是不會把教育看成“命根子”的——我們的下一代要有生存的能力，今天的家長往往隻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教育。
今天中國基礎教育的根本缺陷是什麼？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我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讀中學，當時“文革”還未結束。
“文革”十年是浩劫，但是有一點我不得不承認，我現在還在懷念中學時代。
我們曾經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這個精神家園是錯誤的，裡面有虛假的理念在引領着我們，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們有過精神家園，于是我們懷念我們的中學老師。
我的班主任現在垂垂老矣，我們要慶祝74屆畢業三十周年，相約聚會。
大家和班主任親密交流，我們關心着他，他也關心着我們。
我們同學之間的友誼是如此深切，我們有不同的人生際遇，有下崗的，有當官的，有做學者的，但是我們在交流的時候互相之間沒有等級的問題，而是說我們生活的意義，我們對未來的籌劃，我們對過去的懷念，以及我們的精神力量和對社會的基本的判斷。
我們考慮的那些東西，就是我們永遠揮之不去的精神家園。
它讓我能夠抵擋現代性，抵擋目前的那種“無家可歸”的狀态，這些是誰給我的？我的中學生涯。
這些是從哪裡獲得的？我的母校培明中學。
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基礎教育的。
假如這個意義上的基礎教育消失了，那麼我們是自斷“命根子”，這是一個基礎的問題，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們現在主張各種各樣的制度建設，我們的中學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新的時代條件，這些都是真實的，是客觀事實。
我們要與時俱進，一輪又一輪地制度創新。
能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對推進制度創新所要處理的那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探讨過沒有？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坐而論道”恐怕是中國基礎教育的一個當務之急，我們不能繼續迷失在“論器”之中。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如果見器失道的話，那就非常危險，創新的制度就毫無意義，并且會導緻另外一種災難。
現在基礎教育的根本問題出在哪裡？我們這個民族現在有沒有能力在應對現代條件的情況下讓傳統存活？我們那樣輕而易舉地把教育投入産業化浪潮，一種巨大的危險是什麼？當一所學校成為一個企業的時候，我們還有沒有基礎教育？一種基本的危機是什麼？當我們的小學校長、中學校長都變成了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