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大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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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旦大學今年入校的新生，相當多的人已經選修了哲學類的核心課程。
新生們跟我交流，希望我做一個講座，談談哲學的學習對于大學的學習生涯究竟有怎樣的意義，以及我們應當怎樣學習哲學。
這個話題非常好。
複旦大學在通識教育的改革道路上還在不斷探索。
我們知道，有六大模塊的核心課程，其中一個模塊就是哲學，占了六分之一。
有人就提出問題：第一，通識教育為什麼以人文的為主；第二，在人文類中，為什麼光一個哲學就占據了一個模塊，根據何在？ 剛剛過去的三十年當中，有一個階段，大學的文史哲老三系逐漸地被邊緣化，其中處境最糟糕的是哲學系，有人甚至提出，在本科階段停止哲學專業的招生，哲學系應該取消，改成哲學研究所。
但我認為，複旦大學不能沒有哲學專業，如果沒有哲學專業，還算複旦大學嗎？ 對此，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開講辭中講得很分明，他說柏林大學是德國的精神中心，而這精神中心當中的中心是哲學系，我們應當給哲學系以崇高的地位，因為它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一個聖所。
我是搞哲學的，很有一點嫌疑，所謂“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其實哲學是不需要去兜售的，它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
我們複旦大學上鈎的願者多不多？多，但最後還是不上鈎。
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象，就是複旦大學的學生非常聰明，都喜歡哲學的課，但是在轉專業的時候堅決不選哲學。
換句話說，大家都跟哲學談戀愛，但堅決不跟哲學結婚。
我說蠻好，因為大家都跟哲學結婚，哲學它累不累？ 人人都應該有哲學的修養，但不是人人都應當成為哲學家，如果大家都仰望星空，就沒有人去挖井了。
實幹家是需要的，空談家也是需要的。
人人都成為空談家不行，人人都是實幹家而沒有空談家，這個民族也不行。
有句話說“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這是我們民族的實踐的精神。
但是，我們經常不得不坐而論道。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的時候，我因為眷戀着複旦，眷戀着哲學，又從出版社回到複旦讀哲學研究生。
我一個本科同班同學邀請我到深圳去，因為他本科畢業之後下海在深圳開了一家公司，開得非常成功，他非常高興，希望我去參觀一下，看看他的成果，我也非常高興。
當時的深圳是舉國矚目的經濟特區，我們這輩人都知道的，在座的可能要回憶的，對大家來說這是一段曆史。
改革開放起步不久，八十年代中葉，深圳建國貿大廈的速度是每天上升一層樓，這在當時被譽為“深圳速度”。
有一個口号是深圳人提出來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我來到了深圳街頭，看到一個很大的标語牌，上書兩行字：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我心裡一驚，覺得是針對我的。
因為我正是在哲學的課堂裡和書齋裡研究空談的學問的人，空談也許要誤國。
所以從深圳回來之後，我就非常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
在全體中國人民已經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我還有什麼理由待在書齋裡面研究空談的學問呢，是人民養活了我是吧？我是不是也應該下海？結果是，人各有命，我的命就是我的性格，我終于一直沒有離開哲學的書齋，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
我的感受是，今天這個民族想要論道了。
哲學是一門最古老的學問，長久以來在中國是最孤獨的學問，但是我這個孤獨的哲學的研究者，最近幾年經常被從書齋裡面召喚出來，召喚到哪裡去呢？去給那些企業家、政府官員講講哲學，他們還很愛聽。
我覺得是件好事情。
改革開放三十年，有一句話支配了三十年：發展是硬道理。
不過，關于發展本身的道理，是要通過論道展開的。
科學發展觀實際上要有哲學發展觀做基礎。
一個民族，僅僅在兩種場所裡建立起它的精神中心。
一個場所是宗教的聖殿：基督教的殿堂，佛教的廟宇，這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中心。
另一個場所就是大學。
人類社會經曆了一個現代化進程。
資本在歐洲一誕生，現代化過程就展開了。
随着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的展開，前面一種場所即宗教的聖殿，它所營造的精神世界逐漸地下放到私人生活的領域，成為私人的事情，它和國家的意識形态開始分離。
于是，後一種場所就顯得愈益重要。
後一種場所，成了一個民族的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塑造者，這就是大學。
但是事情又發生變化了，随着現代化進程越來越全面的展開，所謂“現代性狀況”也就随
新生們跟我交流，希望我做一個講座，談談哲學的學習對于大學的學習生涯究竟有怎樣的意義，以及我們應當怎樣學習哲學。
這個話題非常好。
複旦大學在通識教育的改革道路上還在不斷探索。
我們知道，有六大模塊的核心課程，其中一個模塊就是哲學，占了六分之一。
有人就提出問題：第一，通識教育為什麼以人文的為主；第二，在人文類中，為什麼光一個哲學就占據了一個模塊，根據何在？ 剛剛過去的三十年當中，有一個階段，大學的文史哲老三系逐漸地被邊緣化，其中處境最糟糕的是哲學系，有人甚至提出，在本科階段停止哲學專業的招生，哲學系應該取消，改成哲學研究所。
但我認為，複旦大學不能沒有哲學專業，如果沒有哲學專業，還算複旦大學嗎？ 對此，黑格爾在柏林大學的開講辭中講得很分明，他說柏林大學是德國的精神中心，而這精神中心當中的中心是哲學系，我們應當給哲學系以崇高的地位，因為它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一個聖所。
我是搞哲學的，很有一點嫌疑，所謂“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其實哲學是不需要去兜售的，它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
我們複旦大學上鈎的願者多不多？多，但最後還是不上鈎。
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象，就是複旦大學的學生非常聰明，都喜歡哲學的課，但是在轉專業的時候堅決不選哲學。
換句話說，大家都跟哲學談戀愛，但堅決不跟哲學結婚。
我說蠻好，因為大家都跟哲學結婚，哲學它累不累？ 人人都應該有哲學的修養，但不是人人都應當成為哲學家，如果大家都仰望星空，就沒有人去挖井了。
實幹家是需要的，空談家也是需要的。
人人都成為空談家不行，人人都是實幹家而沒有空談家，這個民族也不行。
有句話說“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這是我們民族的實踐的精神。
但是，我們經常不得不坐而論道。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的時候，我因為眷戀着複旦，眷戀着哲學，又從出版社回到複旦讀哲學研究生。
我一個本科同班同學邀請我到深圳去，因為他本科畢業之後下海在深圳開了一家公司，開得非常成功，他非常高興，希望我去參觀一下，看看他的成果，我也非常高興。
當時的深圳是舉國矚目的經濟特區，我們這輩人都知道的，在座的可能要回憶的，對大家來說這是一段曆史。
改革開放起步不久，八十年代中葉，深圳建國貿大廈的速度是每天上升一層樓，這在當時被譽為“深圳速度”。
有一個口号是深圳人提出來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我來到了深圳街頭，看到一個很大的标語牌，上書兩行字：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我心裡一驚，覺得是針對我的。
因為我正是在哲學的課堂裡和書齋裡研究空談的學問的人，空談也許要誤國。
所以從深圳回來之後，我就非常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
在全體中國人民已經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我還有什麼理由待在書齋裡面研究空談的學問呢，是人民養活了我是吧？我是不是也應該下海？結果是，人各有命，我的命就是我的性格，我終于一直沒有離開哲學的書齋，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
我的感受是，今天這個民族想要論道了。
哲學是一門最古老的學問，長久以來在中國是最孤獨的學問，但是我這個孤獨的哲學的研究者，最近幾年經常被從書齋裡面召喚出來，召喚到哪裡去呢？去給那些企業家、政府官員講講哲學，他們還很愛聽。
我覺得是件好事情。
改革開放三十年，有一句話支配了三十年：發展是硬道理。
不過，關于發展本身的道理，是要通過論道展開的。
科學發展觀實際上要有哲學發展觀做基礎。
一個民族，僅僅在兩種場所裡建立起它的精神中心。
一個場所是宗教的聖殿：基督教的殿堂，佛教的廟宇，這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中心。
另一個場所就是大學。
人類社會經曆了一個現代化進程。
資本在歐洲一誕生，現代化過程就展開了。
随着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的展開，前面一種場所即宗教的聖殿，它所營造的精神世界逐漸地下放到私人生活的領域，成為私人的事情，它和國家的意識形态開始分離。
于是，後一種場所就顯得愈益重要。
後一種場所，成了一個民族的公共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塑造者，這就是大學。
但是事情又發生變化了，随着現代化進程越來越全面的展開，所謂“現代性狀況”也就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