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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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裡。
隻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後的東西我都恨。
我的腦筋并不太複雜，我又缺乏判斷力。
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
後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隻是從劉師複、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
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
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可是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就漸漸地丢開了它。
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
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着貧窮、悲慘的生活。
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
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
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
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離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
我也時常打算離開家庭。
我的初衷是：離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于離開了我在那裡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
但是我并沒有去到人民中間。
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産而自殺。
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産階級的圈子裡，不能夠突圍出去。
我不斷地嚷着要突圍，我不斷地嚷着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
其實小資産階級的圈子并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氣。
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
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
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
他就是《激流》三部曲裡面的方繼舜。
在我離開成都以後，他不能滿足于空談革命，漸漸地抛棄了無政府主義，終于參加了共産黨
隻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後的東西我都恨。
我的腦筋并不太複雜，我又缺乏判斷力。
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
後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隻是從劉師複、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
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
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可是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就漸漸地丢開了它。
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
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着貧窮、悲慘的生活。
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
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
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
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離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
我也時常打算離開家庭。
我的初衷是：離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我終于離開了我在那裡面生活了十九年的家。
但是我并沒有去到人民中間。
我從一個小圈子出來，又鑽進了另一個小圈子。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到上海，再過兩年半，成都的那個封建的家庭垮了，我的大哥因破産而自殺。
可是我在上海一直讓自己關在小資産階級的圈子裡，不能夠突圍出去。
我不斷地嚷着要突圍，我不斷地嚷着要改變生活方式，要革命。
其實小資産階級的圈子并非銅牆鐵壁，主要的是我自己沒有決心，沒有勇氣。
革命的道路是寬廣的。
而我自己卻視而不見，找不到路，或者甚至不肯艱苦地追求。
從前我們在成都辦刊物《半月》的時候，有一個年紀比我大的朋友比我先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我有時還把他當作導師一般尊敬。
他就是《激流》三部曲裡面的方繼舜。
在我離開成都以後，他不能滿足于空談革命，漸漸地抛棄了無政府主義，終于參加了共産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