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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還誰關心西夏文。
除了西夏文，我還記得隔壁李先生那間房子老是煙霧彌漫，李先生的臉色老是那麼黃，好像得了黃疸病；李先生對我很兇。
後來我才知道，過去李先生最煩有人不打招呼就到他那裡串門。
但是後來我專到他那裡去串門，因為他反正沒膽子把我吃了。
所謂串門，就是沒有事，跑到别人家裡去坐着。
但是那一天我去找李先生可不是沒事，而是要告訴他，有人請他翻譯些文件。
沒有稿，隻有千字三毛錢的煙茶錢。
李先生聽了很高興，馬上就跑去了。
在大天白日下騎着他那輛古怪車子，身穿着一件再生毛料的古怪衣服（那種料子和麻袋片是一樣的），闖到那個原來是大學，當時叫留守處，而且人人認識他的地方去，并不是李先生的一慣作風。
這是因為那個院子裡現在沒有幾個人。
人多時，李先生總是天黑後才去的。
這說明李先生雖然窮困潦倒，依然很面嫩。
我和李先生熟，除了過去在一個院裡住過幾年鄰居，還因為不住鄰居後，他還是老找我給他修收音機。
李先生有一台裡加牌的收音機，那收音機有小櫃那麼大，非常氣派。
這說明李先生并不是一慣窮困潦倒，還有過有能買起收音機的時候。
這家夥晚上睡不着覺，想聽聽俄語台，但是聽不清，就鼓搗他的收音機，胡亂修改線路。
直到那收音機慘叫幾聲再也不響了，他才安心睡覺。
李先生會那一點三腳貓的無線電，正好能把響的收音機修到不響。
我去給他修收音機時，先要把他自己加上的放大全拆掉。
同時還告誡他說，别隻想着加放大，這不解決問題。
還要想到有幹擾：國家留着你的收音機，可不是讓你聽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
李先生說，是，是。
我不聽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我隻聽外語。
但是國家不相信李先生隻聽外語，還以為他要聽烏七八糟的東西，所以還是要給他幹擾掉。
李先生又不相信收音機聽不清是因為有幹擾，老以為是靈敏度不夠，就老往裡面加放大。
他的手還沒有我的腳靈巧，一加就把收音機加死了。
然後他就找我來修。
這件事循環往複，周而複始。
直到鄰居揭發李先生偷聽敵台，居委會把他的收音機拿走了方才告結束。
我去找他那回，他剛剛失去了收音機。
李先生見了我就說這件事，同時愁眉苦臉。
我就安慰他說：這也好，省得再找我修。
我這樣安慰過以後，他好像更傷心了。
這件事證明了一個道理：薩特先生說得很對，他人是你的地獄。
我是李先生的地獄。
李先生也是我的地獄：被他捅過的收音機就像個馬蜂窩，焊過的線頭就像些包錫紙的巧克力球。
修完了他那個鬼東西，感覺就像吃了憶苦飯，不單腸胃受，而且拉不出屎。
李先生走了以後，我在他那間小房子裡還呆了好久，把他那一罐狗屁煙倒到了桌面上，把裡面的死蒼蠅、掃帚苗都挑了出來，然後又裝了回去。
我看了半天李先生的西夏文抄本，挨個數那些字的筆劃。
後來我從上面撕了一條紙，卷了一根煙，就替他鎖上門，回來了。
時隔二十年，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幹了哪些事。
但是我再也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要幹那些事。
大概這就叫手賤。
除了西夏文，我還記得隔壁李先生那間房子老是煙霧彌漫，李先生的臉色老是那麼黃，好像得了黃疸病；李先生對我很兇。
後來我才知道，過去李先生最煩有人不打招呼就到他那裡串門。
但是後來我專到他那裡去串門，因為他反正沒膽子把我吃了。
所謂串門，就是沒有事，跑到别人家裡去坐着。
但是那一天我去找李先生可不是沒事，而是要告訴他，有人請他翻譯些文件。
沒有稿，隻有千字三毛錢的煙茶錢。
李先生聽了很高興，馬上就跑去了。
在大天白日下騎着他那輛古怪車子，身穿着一件再生毛料的古怪衣服（那種料子和麻袋片是一樣的），闖到那個原來是大學，當時叫留守處，而且人人認識他的地方去，并不是李先生的一慣作風。
這是因為那個院子裡現在沒有幾個人。
人多時，李先生總是天黑後才去的。
這說明李先生雖然窮困潦倒，依然很面嫩。
我和李先生熟，除了過去在一個院裡住過幾年鄰居，還因為不住鄰居後，他還是老找我給他修收音機。
李先生有一台裡加牌的收音機，那收音機有小櫃那麼大，非常氣派。
這說明李先生并不是一慣窮困潦倒，還有過有能買起收音機的時候。
這家夥晚上睡不着覺，想聽聽俄語台，但是聽不清，就鼓搗他的收音機，胡亂修改線路。
直到那收音機慘叫幾聲再也不響了，他才安心睡覺。
李先生會那一點三腳貓的無線電，正好能把響的收音機修到不響。
我去給他修收音機時，先要把他自己加上的放大全拆掉。
同時還告誡他說，别隻想着加放大，這不解決問題。
還要想到有幹擾：國家留着你的收音機，可不是讓你聽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
李先生說，是，是。
我不聽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我隻聽外語。
但是國家不相信李先生隻聽外語，還以為他要聽烏七八糟的東西，所以還是要給他幹擾掉。
李先生又不相信收音機聽不清是因為有幹擾，老以為是靈敏度不夠，就老往裡面加放大。
他的手還沒有我的腳靈巧，一加就把收音機加死了。
然後他就找我來修。
這件事循環往複，周而複始。
直到鄰居揭發李先生偷聽敵台，居委會把他的收音機拿走了方才告結束。
我去找他那回，他剛剛失去了收音機。
李先生見了我就說這件事，同時愁眉苦臉。
我就安慰他說：這也好，省得再找我修。
我這樣安慰過以後，他好像更傷心了。
這件事證明了一個道理：薩特先生說得很對，他人是你的地獄。
我是李先生的地獄。
李先生也是我的地獄：被他捅過的收音機就像個馬蜂窩，焊過的線頭就像些包錫紙的巧克力球。
修完了他那個鬼東西，感覺就像吃了憶苦飯，不單腸胃受，而且拉不出屎。
李先生走了以後，我在他那間小房子裡還呆了好久，把他那一罐狗屁煙倒到了桌面上，把裡面的死蒼蠅、掃帚苗都挑了出來，然後又裝了回去。
我看了半天李先生的西夏文抄本，挨個數那些字的筆劃。
後來我從上面撕了一條紙，卷了一根煙，就替他鎖上門，回來了。
時隔二十年，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幹了哪些事。
但是我再也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要幹那些事。
大概這就叫手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