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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關于新出版社有兩件事從一開始就很明确：首先它将被命名為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其次是安德烈将是這家出版社的絕對老闆。

    還會有其他股東，包括尼克·本特利和我在内的八名股東，将擔任執行董事，但每個人持有的股份有限，因此即使其中一人買斷了其餘所有股份，也無法獲得控制權。

    安德烈借了一筆需要很快償還的貸款以确保這個令人滿意的計劃得以實現，而馮·巴本的連載交易則讓我們立即進入了盈利狀态。

     我用教母給我的350英鎊投資，這是獲得董事席位所需的最低投資額。

    和尼克一樣，我是為了這份工作而參與投資的，其他股東參與其中則是為了對安德烈表示友好，并非為了商業投機，不過最後大家都将獲得盡管微薄但還算得體的收益。

    這是一個明智而愉快的安排，也是繼艾倫·溫蓋特出版社事件之後的一種深刻解脫，令人欣慰的是，安德烈離開大約五年後，那個出版社就無疾而終了。

     五年的溫蓋特出版社經曆，給我們帶來了圖書制作和零售方面的朋友，我們在經紀人中聲譽良好，還積累了許多有用的經驗。

    因此，這幾乎不像開一家新出版社，更像是在改善條件下繼續經營舊公司，我們現在相當于擁有了伯弟和羅傑的錢，又不需要他們出現，夢想成真。

    真是太令人愉快了，這種情況可能會放松某些人的道德準繩，但肯定不會是我們。

    也許我們從溫蓋特出版社獲得的最大收獲是貧窮塑造出來的性格吧。

    安德烈總是小心翼翼，而那些在溫蓋特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看到他的态度是生存必需，自然也進入這種狀态，即便像我這樣天生就傾向于揮霍的人也是如此。

    從那時起，我就經常覺得，人們用足夠的、更别說太過充裕的錢來創業其實并不好，要是從來沒有被迫锱铢必較過，就很難學會正确周密地安排金錢。

     即使我們一直渴望放松，卻從不會被允許，因為安德烈覺得這是一種危險信号。

    他的應對之道是，對我們描繪未來四十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悲觀前景。

    無論我們做得多好，隻要有某項支出流露出略受歡迎的絲毫迹象，比如重新裝修了接待區、某本書中用了32頁而不是16頁插圖、給某人漲了工資（上帝保佑這樣的事沒發生），就會立刻引發一陣令人震驚的質疑，就好像這種輕率的疏忽會給我們帶來迫在眉睫的災難。

    盡管我們常常抱怨這種節儉，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