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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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思維
把我母親單列出一章寫，是因為她是我母親。
小時候，覺得母親語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後，覺得她說話更少，重在木讷了。
到現在，我又覺得母親口才甚好，自立邏輯，并且表達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說風格和思維方式存在着。
原來所謂的人生，其實也是一種語言與過程。
我母親要形容什麼東西大，她用她的語言說；“大得和世界樣。
”要形容什麼小，她說：“小得和人心樣。
”要說人的個子長高了，她說：“頭發都紮到天上了。
”要說誰的脾氣壞，她說：“豬狗見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 十五年前，醫院診斷我母親肺上有陰影，我和妻子及嫂子，帶着她在北京的三家醫院輪流檢查和住院，最後有兩家醫院說那陰影也許不是瘤，而是年輕時有過自愈的結核症。
于是我們拿着那結果診斷書，沖進母親的病房告訴她，醫院先前的檢查是誤診。
現在一切都好皆大歡喜了 母親就接過她一字不識的診斷書，看了半天很慎重地問了一句話。
“真的是誤診？” “真的是誤診。
” “是誤診醫院就該把檢查的費用還我們。
是他們弄錯了，還讓我們擔驚受怕一個月。
照理說，他們錯了退錢還應該再給我們一筆精神賠償費。
” 母親的邏輯合理到宛若天空扣在大地上。
為了慶賀母親不是瘤，我們放棄了向醫院索還住院費和精神賠償費。
頭天辦理了出院手續後，第二天中午一點的飛機我們趕往三亞去旅遊。
這是母親平生第一次坐飛機，我讓她坐在窗邊上。
飛機升到天空後，她望着窗外的絮絮白雲說，有一年她種的棉花比這白雲還要白。
然後飛機遇到氣流猛烈颠蕩了，我吓得趕快去扶母親，母親卻很平靜地說：“沒事兒，坐汽車也經常遇到不好的路。
”談完白雲、棉花和道路，飛機上開始吃盒飯。
我對母親說：“這盒飯不要錢，是飛機上發的免費餐。
”母親就望着那盒飯，想了大半天；“世界上哪有不要錢的飯，會不會是人家把機票賣得貴一些，回頭又說坐了飛機能吃免費飯——其實到最後，還是自己花錢買飯讓人家掙了錢。
”母親說着看着我，像要從我臉上得到求證樣。
于是我認真想了一會兒，極其莊重地朝母親點頭道：“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 我們就這樣坐在飛機上，一路說着話，一路推算着人生和世界的各種陷阱與生存方程式。
然後三亞就到了，飛機降落了。
我們住在三亞海邊的一個武警招待所，一入住趁着天還不黑去看海。
母親是第一次見到海。
但她說她在幾歲時，聽說過世界上有個東西叫大海。
還說她知道，海比陸地大許多。
因為世界的劃分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海就一定比“三山”大多了。
那時落日的餘晖光亮着，招待所卧在海邊的沙灘上，我和戰友領着母親一出招待所的門，她就驚得站在那兒了，臉上挂滿驚愕和興奮，呆在那裡望着眼前的海，說了一句隻有她的才華才能說出來的話：“天……水也太多了！” 然後我們扶着母親穿過了一個花圃園，去坐到海邊沙地上。
她一把把抓着海岸上的沙，望着長長的海岸線：“這沙要是糧食，人就不愁沒有吃的了。
”盯着海面和天空中不知疲倦地飛着的海鷗道：“也夠傻的了。
沒事你不歇着總是飛來飛去幹啥呢？”到了晚飯時，戰友專門為我們接風包了房間點了一桌菜，母親望着滿桌的炒菜和海鮮，把我拉到一邊悄聲問：“我們在這裡住的吃的真的不要錢？” 我對母親說：“戰友能報銷。
” 之後母親就站在包間裡的一角上，簡簡單單說了一句讓我思考了半生的話：“你戰友比你混得好！” 接着黃昏走去夜來了。
三亞的夜和北方嫄梁上的夜完全不一樣。
在北方的村落山梁上，夜是一團一團的，靜月挂在天空間，每月一次圓得和神筆畫的樣，還能看見月亮上的墨暈和不慎浸染上去的洗筆水。
但若在南方，在距赤道三千公裡的三亞秋夜裡，月亮有時會是夏陽色，金黃金紅着，懸在天空像天空有團散發着寒氣的火。
從我們住的房間露台望出去，天空是剛從織機上卸下來的綢白色。
在那綢白中，若能找到一點污雜你會覺得你在天空有重大發現了。
若沒有一絲污雜色，你又會覺得這天空何等寡淡哦，連一絲污染都沒有。
好在有大海。
大海的夜響把天空的寡淡填補了。
在金色冷紅的月光下，海面上蕩漾着來自天邊、去自岸邊的波浪與海紋，水濤嘩嘩的聲響砸在窗玻上，像有人在窗外拍着玻璃呼喚你，又怕喚聲、拍聲把他人吵醒了，于是就壓着嗓子急急地喚，隐忍地一下一下拍在窗戶上。
我被月光和海聲吵醒了。
扭頭朝母親的床上看一眼，見月光中那床不僅是空的，而且毛毯也還原封疊在床頭上。
再把目光朝向廁所望過去，廁所裡的暗黑立在那，像一堵黑牆立在明亮裡。
母親去哪兒了？我這樣問着我，忽地有一個大浪撲在岸上卷走了人和房子的畫面朝我撞過來。
驚一下，從床上折起身，沒有穿戴就朝門口跑過去。
下樓過大廳，打開迎着海面的樓房門，急腳快步地從那片花圃飛過去，一到沙灘上，果不其然看到了母親坐在海面前，目視大水，背對夜陸，一動不動地望着海面上金黃粼粼的月光和卷來退去的潮，人像塑在了沙地或是溶在了月光裡。
我的腳步放緩了。
朝着母親過去後，悄悄靜靜坐在她身邊：“你不怕浪子上來把你卷走嗎？” 我輕聲問着，母親扭過頭看我一會兒，她又甚思甚慮着那句話:“這兒咋有這麼多的水。
”然後把目光回到海面上，盯着升至空中的紅月亮，盯着無邊無際、又茫茫迷迷粉藍色的海和卷來退去的銀白色的水，猶豫着深重、也慎重地對我說出了她的不解和思考。
“連科，你說世上真的有神嗎？沒有神世上怎麼會有白天和黑夜、日頭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說有神了，神咋會這麼不公呢？讓這兒的水多得用不完，讓我們那兒吃水、澆地都困難。
還有這兒的樹，葉子肥厚成黑顔色，花開得和假的一樣兒。
可北方——我去過陝西的西安、臨潼那地方，農民沒有房子都住窯洞。
莊稼草木盼着一點雨，像娃兒盼着親娘回家樣。
”母親說，“既然神總是對人好，那為啥不當初創世時，讓缺水的地方多點水，山高的地方多條路。
住在水邊天天泡在雨裡、水裡的人，也讓他們少些水災和大風。
何苦到現在，弄得天下哪兒缺的這兒又太多，哪兒多的這兒又太缺。
” 說完後，母親坐在那深邃靜亮的大海邊，望着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着我的解答如等着大海水幹樣。
可是我，怎麼能回答母親這關于人類起源與世界盈缺、公正的問題呢？母親她不僅懂得語言學，可能還是一位同蘇格拉底一樣敢于面對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而我隻是她的一個愚笨、懦弱而無知的學生和孩子呀！ 識字與遠行 誰說我母親目不識丁他就目不識丁了。
我母親有文化。
相當有文化。
即便我們總把文化的含義狹隘固定在了識字多少、讀書多少的基準上，母親認識的字數和識字的能力也還要用驚人一詞去形容。
她到底能認多少字？ 統計是件愚蠢的事。
而另外的說法在統計學的基礎上，卻又顯得科學而精準，如希臘神話中風神艾爾洛斯吹了一股風，讓風去丈量一下他即将下凡要走多遠的路。
風回了，他就知道天與地間的路道距離了。
應該這樣去描述我母親：生活需要她認識多少字，她就能認下多少字。
這個說法是我二姐對我母親的總結和概括，精确得如天旱需要下場雨，天就果然下了一場雨。
早年隊裡記工分，幾乎沒有人教過我母親，她就學會了阿拉伯數字從“1”到“10”的寫法和記法。
于是間，我家院裡的上屋門墩兒上，總是扔着半截白粉筆，泥牆的半壁都是我母親記的各種數字和畫的圓圈、三角和五角星。
那些數字多是我家一季一年記下來的工分數和分糧數，三角或五角星，代表的都是那年秋季或夏季糧食是豐年或者歉收年。
當然了，如果畫四角方框兒，那就是那年無所謂豐收還是歉收T,日子正常得和樹木一到三月發芽樣。
一九七八年底，我當兵走掉了，到一九七九年初，我母親就會寫“周靈仙”這三個古老而又寄寓着人類民間厚望的字了。
問她為什麼要學寫自己的名，她說我從一九七九年一月，開始從部隊往家寄錢。
她去郵局取錢就必須要在彙款單上簽自己的名，郵局的工作人員就把她的名字寫在一張白紙上，讓她照着那字描着畫在彙款單的簽字欄目裡，她描畫了兩次就會寫下自己的名字了。
不僅能認、會寫自己的名，而且還能認（不知她會不會寫）“嵩縣”“田湖”“閻連科”“闫發科”（我哥），和我大姐、二姐的名字“闫素景”“闫素粉”。
母親說，她每次去洛陽，從長途汽車站回我老家嵩縣田湖時，都要問人去嵩縣的長途汽車在哪兒。
有一次，她問了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沒有回答她，而是瞅了她一眼，朝天上看看就走了。
後來她知道，去嵩縣的汽車就在她的身邊上，而她問話那地方的正頭頂，汽車頂蓋半空裡，也正有篩大的“嵩縣”兩個紅字豎在天空間。
于是母親不再怨怪那中年的不理不言了，下決心要認識“嵩縣”“田湖”和她的四個兒女，及其他侄男甥女的名字了，就讓和她同住的我的外甥女圓圓每天教她一個字，也就很快認識了我們的名字和我家的地名、村名了。
除此外，母親還認識“男”“女”“洛陽”“河南”“中國”等。
認識“男”和“女”，是為了離開家和村莊時，去廁所不要走進男廁所，于是就努力認識了“男”字和“女”字，知道了男字的下面”有一條腿是拐着的”，女字的下面“有兩條腿是交叉分着的”。
至于她為什麼要認識“洛陽”“河南”“中國”這些更為悠久龐大的字，我想那其中一定有嶽母刺字寫下的“精忠報國”的意味在其中，于是又有一次問她為什麼要認識“河南”“中國”這樣的字，母親卻笑笑告訴我，說因為她到洛陽必須認識“嵩縣”“田湖”才能回到家，那麼有一天，我不僅帶她去北京、廣州和深圳，而且還帶她去香港、台灣、日本和别的地方和國家，那她不就應該早點認識“河南”“中國”這些字？ 原來母親還等着我帶她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
甚至出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再或更遠、更遠的美國、英國或法國。
可惜我孝道不夠，除了二年前把她和大姐、二姐帶到香港，用輪椅推着她在香港走遊了一周外，再沒有帶着她朝香港以外更遠的地方和國家去。
隻是我每次出國時，無論到哪個國家裡，都會依她所說拍很多照片帶回到那個叫田湖村的小院裡，搬個凳子和母親坐在一塊兒，給她看日本國的東京塔，蒙古國的大草原，法國的盧浮宮和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還有美國的自由女神像和直立在巴西裡約熱内盧國家森林公園中科科瓦多山頂上相當于十五六層樓高的耶稣像。
這時候，也許是春天，也許是夏天，天空上白雲片片，四周靜谧，我家院落的楊樹上，鳥語吟吟,現實溫潤，我的母親就會告訴我：“世界真大啊，我去過香港了，活得值了呢。
” 時至此，我的姐姐、哥嫂們回來了。
鄰居村人也來了。
他們總是會讓我帶回來一些有我簽名的書，自己看，也當作比煙酒好的禮品送給他們的同事和領導。
這時候，我把帶回去的書分給大家時，母親會接過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裡掂掂重量道：“我老了，不能識字了。
你寫那麼多書我認不下來一句話。
早知道你這輩子是幹寫書這事兒，我就該在年輕時候多認一
小時候，覺得母親語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後，覺得她說話更少，重在木讷了。
到現在，我又覺得母親口才甚好，自立邏輯，并且表達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說風格和思維方式存在着。
原來所謂的人生，其實也是一種語言與過程。
我母親要形容什麼東西大，她用她的語言說；“大得和世界樣。
”要形容什麼小，她說：“小得和人心樣。
”要說人的個子長高了，她說：“頭發都紮到天上了。
”要說誰的脾氣壞，她說：“豬狗見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 十五年前，醫院診斷我母親肺上有陰影，我和妻子及嫂子，帶着她在北京的三家醫院輪流檢查和住院，最後有兩家醫院說那陰影也許不是瘤，而是年輕時有過自愈的結核症。
于是我們拿着那結果診斷書，沖進母親的病房告訴她，醫院先前的檢查是誤診。
現在一切都好皆大歡喜了 母親就接過她一字不識的診斷書，看了半天很慎重地問了一句話。
“真的是誤診？” “真的是誤診。
” “是誤診醫院就該把檢查的費用還我們。
是他們弄錯了，還讓我們擔驚受怕一個月。
照理說，他們錯了退錢還應該再給我們一筆精神賠償費。
” 母親的邏輯合理到宛若天空扣在大地上。
為了慶賀母親不是瘤，我們放棄了向醫院索還住院費和精神賠償費。
頭天辦理了出院手續後，第二天中午一點的飛機我們趕往三亞去旅遊。
這是母親平生第一次坐飛機，我讓她坐在窗邊上。
飛機升到天空後，她望着窗外的絮絮白雲說，有一年她種的棉花比這白雲還要白。
然後飛機遇到氣流猛烈颠蕩了，我吓得趕快去扶母親，母親卻很平靜地說：“沒事兒，坐汽車也經常遇到不好的路。
”談完白雲、棉花和道路，飛機上開始吃盒飯。
我對母親說：“這盒飯不要錢，是飛機上發的免費餐。
”母親就望着那盒飯，想了大半天；“世界上哪有不要錢的飯，會不會是人家把機票賣得貴一些，回頭又說坐了飛機能吃免費飯——其實到最後，還是自己花錢買飯讓人家掙了錢。
”母親說着看着我，像要從我臉上得到求證樣。
于是我認真想了一會兒，極其莊重地朝母親點頭道：“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 我們就這樣坐在飛機上，一路說着話，一路推算着人生和世界的各種陷阱與生存方程式。
然後三亞就到了，飛機降落了。
我們住在三亞海邊的一個武警招待所，一入住趁着天還不黑去看海。
母親是第一次見到海。
但她說她在幾歲時，聽說過世界上有個東西叫大海。
還說她知道，海比陸地大許多。
因為世界的劃分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海就一定比“三山”大多了。
那時落日的餘晖光亮着，招待所卧在海邊的沙灘上，我和戰友領着母親一出招待所的門，她就驚得站在那兒了，臉上挂滿驚愕和興奮，呆在那裡望着眼前的海，說了一句隻有她的才華才能說出來的話：“天……水也太多了！” 然後我們扶着母親穿過了一個花圃園，去坐到海邊沙地上。
她一把把抓着海岸上的沙，望着長長的海岸線：“這沙要是糧食，人就不愁沒有吃的了。
”盯着海面和天空中不知疲倦地飛着的海鷗道：“也夠傻的了。
沒事你不歇着總是飛來飛去幹啥呢？”到了晚飯時，戰友專門為我們接風包了房間點了一桌菜，母親望着滿桌的炒菜和海鮮，把我拉到一邊悄聲問：“我們在這裡住的吃的真的不要錢？” 我對母親說：“戰友能報銷。
” 之後母親就站在包間裡的一角上，簡簡單單說了一句讓我思考了半生的話：“你戰友比你混得好！” 接着黃昏走去夜來了。
三亞的夜和北方嫄梁上的夜完全不一樣。
在北方的村落山梁上，夜是一團一團的，靜月挂在天空間，每月一次圓得和神筆畫的樣，還能看見月亮上的墨暈和不慎浸染上去的洗筆水。
但若在南方，在距赤道三千公裡的三亞秋夜裡，月亮有時會是夏陽色，金黃金紅着，懸在天空像天空有團散發着寒氣的火。
從我們住的房間露台望出去，天空是剛從織機上卸下來的綢白色。
在那綢白中，若能找到一點污雜你會覺得你在天空有重大發現了。
若沒有一絲污雜色，你又會覺得這天空何等寡淡哦，連一絲污染都沒有。
好在有大海。
大海的夜響把天空的寡淡填補了。
在金色冷紅的月光下，海面上蕩漾着來自天邊、去自岸邊的波浪與海紋，水濤嘩嘩的聲響砸在窗玻上，像有人在窗外拍着玻璃呼喚你，又怕喚聲、拍聲把他人吵醒了，于是就壓着嗓子急急地喚，隐忍地一下一下拍在窗戶上。
我被月光和海聲吵醒了。
扭頭朝母親的床上看一眼，見月光中那床不僅是空的，而且毛毯也還原封疊在床頭上。
再把目光朝向廁所望過去，廁所裡的暗黑立在那，像一堵黑牆立在明亮裡。
母親去哪兒了？我這樣問着我，忽地有一個大浪撲在岸上卷走了人和房子的畫面朝我撞過來。
驚一下，從床上折起身，沒有穿戴就朝門口跑過去。
下樓過大廳，打開迎着海面的樓房門，急腳快步地從那片花圃飛過去，一到沙灘上，果不其然看到了母親坐在海面前，目視大水，背對夜陸，一動不動地望着海面上金黃粼粼的月光和卷來退去的潮，人像塑在了沙地或是溶在了月光裡。
我的腳步放緩了。
朝着母親過去後，悄悄靜靜坐在她身邊：“你不怕浪子上來把你卷走嗎？” 我輕聲問着，母親扭過頭看我一會兒，她又甚思甚慮着那句話:“這兒咋有這麼多的水。
”然後把目光回到海面上，盯着升至空中的紅月亮，盯着無邊無際、又茫茫迷迷粉藍色的海和卷來退去的銀白色的水，猶豫着深重、也慎重地對我說出了她的不解和思考。
“連科，你說世上真的有神嗎？沒有神世上怎麼會有白天和黑夜、日頭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說有神了，神咋會這麼不公呢？讓這兒的水多得用不完，讓我們那兒吃水、澆地都困難。
還有這兒的樹，葉子肥厚成黑顔色，花開得和假的一樣兒。
可北方——我去過陝西的西安、臨潼那地方，農民沒有房子都住窯洞。
莊稼草木盼着一點雨，像娃兒盼着親娘回家樣。
”母親說，“既然神總是對人好，那為啥不當初創世時，讓缺水的地方多點水，山高的地方多條路。
住在水邊天天泡在雨裡、水裡的人，也讓他們少些水災和大風。
何苦到現在，弄得天下哪兒缺的這兒又太多，哪兒多的這兒又太缺。
” 說完後，母親坐在那深邃靜亮的大海邊，望着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着我的解答如等着大海水幹樣。
可是我，怎麼能回答母親這關于人類起源與世界盈缺、公正的問題呢？母親她不僅懂得語言學，可能還是一位同蘇格拉底一樣敢于面對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而我隻是她的一個愚笨、懦弱而無知的學生和孩子呀！ 識字與遠行 誰說我母親目不識丁他就目不識丁了。
我母親有文化。
相當有文化。
即便我們總把文化的含義狹隘固定在了識字多少、讀書多少的基準上，母親認識的字數和識字的能力也還要用驚人一詞去形容。
她到底能認多少字？ 統計是件愚蠢的事。
而另外的說法在統計學的基礎上，卻又顯得科學而精準，如希臘神話中風神艾爾洛斯吹了一股風，讓風去丈量一下他即将下凡要走多遠的路。
風回了，他就知道天與地間的路道距離了。
應該這樣去描述我母親：生活需要她認識多少字，她就能認下多少字。
這個說法是我二姐對我母親的總結和概括，精确得如天旱需要下場雨，天就果然下了一場雨。
早年隊裡記工分，幾乎沒有人教過我母親，她就學會了阿拉伯數字從“1”到“10”的寫法和記法。
于是間，我家院裡的上屋門墩兒上，總是扔着半截白粉筆，泥牆的半壁都是我母親記的各種數字和畫的圓圈、三角和五角星。
那些數字多是我家一季一年記下來的工分數和分糧數，三角或五角星，代表的都是那年秋季或夏季糧食是豐年或者歉收年。
當然了，如果畫四角方框兒，那就是那年無所謂豐收還是歉收T,日子正常得和樹木一到三月發芽樣。
一九七八年底，我當兵走掉了，到一九七九年初，我母親就會寫“周靈仙”這三個古老而又寄寓着人類民間厚望的字了。
問她為什麼要學寫自己的名，她說我從一九七九年一月，開始從部隊往家寄錢。
她去郵局取錢就必須要在彙款單上簽自己的名，郵局的工作人員就把她的名字寫在一張白紙上，讓她照着那字描着畫在彙款單的簽字欄目裡，她描畫了兩次就會寫下自己的名字了。
不僅能認、會寫自己的名，而且還能認（不知她會不會寫）“嵩縣”“田湖”“閻連科”“闫發科”（我哥），和我大姐、二姐的名字“闫素景”“闫素粉”。
母親說，她每次去洛陽，從長途汽車站回我老家嵩縣田湖時，都要問人去嵩縣的長途汽車在哪兒。
有一次，她問了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沒有回答她，而是瞅了她一眼，朝天上看看就走了。
後來她知道，去嵩縣的汽車就在她的身邊上，而她問話那地方的正頭頂，汽車頂蓋半空裡，也正有篩大的“嵩縣”兩個紅字豎在天空間。
于是母親不再怨怪那中年的不理不言了，下決心要認識“嵩縣”“田湖”和她的四個兒女，及其他侄男甥女的名字了，就讓和她同住的我的外甥女圓圓每天教她一個字，也就很快認識了我們的名字和我家的地名、村名了。
除此外，母親還認識“男”“女”“洛陽”“河南”“中國”等。
認識“男”和“女”，是為了離開家和村莊時，去廁所不要走進男廁所，于是就努力認識了“男”字和“女”字，知道了男字的下面”有一條腿是拐着的”，女字的下面“有兩條腿是交叉分着的”。
至于她為什麼要認識“洛陽”“河南”“中國”這些更為悠久龐大的字，我想那其中一定有嶽母刺字寫下的“精忠報國”的意味在其中，于是又有一次問她為什麼要認識“河南”“中國”這樣的字，母親卻笑笑告訴我，說因為她到洛陽必須認識“嵩縣”“田湖”才能回到家，那麼有一天，我不僅帶她去北京、廣州和深圳，而且還帶她去香港、台灣、日本和别的地方和國家，那她不就應該早點認識“河南”“中國”這些字？ 原來母親還等着我帶她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
甚至出國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再或更遠、更遠的美國、英國或法國。
可惜我孝道不夠，除了二年前把她和大姐、二姐帶到香港，用輪椅推着她在香港走遊了一周外，再沒有帶着她朝香港以外更遠的地方和國家去。
隻是我每次出國時，無論到哪個國家裡，都會依她所說拍很多照片帶回到那個叫田湖村的小院裡，搬個凳子和母親坐在一塊兒，給她看日本國的東京塔，蒙古國的大草原，法國的盧浮宮和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還有美國的自由女神像和直立在巴西裡約熱内盧國家森林公園中科科瓦多山頂上相當于十五六層樓高的耶稣像。
這時候，也許是春天，也許是夏天，天空上白雲片片，四周靜谧，我家院落的楊樹上，鳥語吟吟,現實溫潤，我的母親就會告訴我：“世界真大啊，我去過香港了，活得值了呢。
” 時至此，我的姐姐、哥嫂們回來了。
鄰居村人也來了。
他們總是會讓我帶回來一些有我簽名的書，自己看，也當作比煙酒好的禮品送給他們的同事和領導。
這時候，我把帶回去的書分給大家時，母親會接過其中最厚的一本在手裡掂掂重量道：“我老了，不能識字了。
你寫那麼多書我認不下來一句話。
早知道你這輩子是幹寫書這事兒，我就該在年輕時候多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