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娘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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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
我不知道我大娘是如何嫁給我大伯的。
我幾乎沒有聽說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妹妹們，逢年過節說要去我大娘的娘家——他們的外公、外婆家裡去。
像他們自小就沒有外公、外婆樣。
倘若如此，我大娘的人生該是多麼悲苦哦，也許她的童年黑暗得就像一團王羲之習作書法的洗筆池，無論後來多麼地好，最初無疑是一團糟中的糟。
可自打我明洞記事那一日，似乎記得我大娘臉上總是挂着笑，總是不停地哼唱着豫劇、曲劇和河南鄉村的小調兒。
大娘就像一個舞台演員樣，不知何故從舞台上幕謝下來後，為了證明她和所有村人、女性不一樣，于是除了熟睡後的那段時間裡，就永遠要哼着小曲唱着戲，如她是公主嫁王子，不日日間地唱，就無法證明這婚姻、家庭的好。
然我大伯經常會笑着對村人和我們調侃大娘說，有時睡着她還在夢裡唱戲哪。
沒有人知道我大娘為什麼年年歲歲、月月日日都那麼開心和快樂，生活的苦難和艱辛，在我大娘似乎從來沒有過。
在《我與父輩》裡，我詳盡地描述了大伯一家在中國那個年代的困苦和境遇，日子切真如辣椒、陳醋和黃連、苦膽熬制的一鍋不得不喝的粥，八個孩子、兩個大人十口人，冬天大雪孩子們沒有鞋襪穿，必須光腳踏雪是很正常的事。
一大鍋菜葉煮炖燒好後，才想起應該往鍋裡撒把面或一碗玉米生楂兒，這時慌忙去打開面罐、生罐兒，又發現昨天或前天，罐兒都已潔淨空蕩了。
在中國久長的家庭秩序中，男主外、女主内，這天老地荒的分工在我大娘那兒是沒有的。
孩子們沒有鞋穿她會在門前大聲嚷着說：“那麼多孩子，靠我怎麼顧得過來呀！”火上燒開了鍋，想起家裡沒糧了，那就熄掉火，端個海碗或面瓢，唱着到鄰人或我家，借一碗一瓢的糧面再唱着端回去，重新生火燒飯開始一日三餐的又一餐。
苦難在我大娘是歡樂的。
她接受、迎對苦難的能力如海可容納百川般。
我大娘一年四季臉上的笑，像永遠的春天、草地和牛羊的美滿樣；春夏秋冬、日日時時地唱，仿佛一條河流穿過沙漠而它的水不少、潺不息，流淌的聲音走在沙地反而更響、更大、更為渾厚清脆着。
有一年，正忙的大夏人都下田收麥子，午時收工回來我大娘因為在院裡唱戲忘了燒飯了，為此大伯氣得把一打飯碗摔碎在院裡。
“你摔了碗，孩子們用啥盛飯啊？！”質問着我大伯，大娘絲毫沒有理虧窘迫相，也就哼着曲兒從我大伯身邊繞過去，開始生火燒飯了，且在竈房間，還在唱的間隙挪出時間質問我大伯：“晚吃一會兒天會塌下嗎？” 為了搶時下田割麥子，我大伯就那麼在院裡怒怒站一會兒，猛地一跺腳：“不過啦！不過啦！——我們今天都到街上吃飯吧！”喚着就召集他的一片孩子們，要到街上揮霍吃一頓。
也許是每人一大碗的牛肉、羊肉湯，也許除了這湯雜，每人還有一個半個面馍和鍋盔餅——多麼誘人的香食啊，我的叔伯兄弟和妹妹們，就有些感謝母親中午因為唱戲沒有燒飯吃，倘若燒了哪還有我大伯破釜沉舟地帶着他們上街去美食午餐呢。
也就都提着鐮刀、麥繩跟着我伯朝着街上走，就聽見大娘從家裡追岀來對着他們喚：“别忘了給我捎回一碗啊一一我要羊肉湯一一” 之後我大娘就又在門外村口大聲地笑着唱了豫劇《花木蘭》中的“誰說女子不如男”。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大娘終日唱着、哼着的戲聲曲兒聲，都還萦繞不絕地響在我的耳邊和我們村口上，一如曆史必須寫在史冊上，功業必須刻在石闆、石碑上，而我大伯家的苦難和辛酸，也必須伴在我大娘的戲聲、曲聲裡。
就在這終日不絕的戲聲、曲聲中，他們的八個孩子長大了，個個都成家立業了。
時間的針，伴奏着歲月的艱辛和煩惱，不屈不撓地穿過四季，來到一個新世紀，來到一個新的時代節點上，當我們回首過往，再次聆聽記憶中一個鄉村女性面對苦難的唱腔時，我們終于意識到，那從年輕開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從她的嗓音發将出來的，而是源自她的生命對生活和命運的抵抗與堅韌。
倘若不是她不息的哼唱和反抗，在那多年幾個孩子必須擠在一張床上、隻蓋一床被子的寒冷裡，人又怎麼能熬過寒冬之冷呢？ 一個時代過去了，另一個時代到來時，我在我大娘家新起的樓屋問我大娘說；“你一輩子怎麼那麼愛唱呀？” 大娘回答我：“不唱日子咋過啊！” 回答完了這話兒，那時已經七十歲的我大娘，問我和我的姐們道：“你們現在想聽我唱戲嗎？”我們沒有回答想聽不想聽，大家隻是笑着逗鬧着，一屋子都是生活和女性的笑，把一個院落、村鎮和世界汪洋了，也重新凸顯塑造了。
現在想，如果要評選一位我家族中最英雄、偉大女性來，我想我應該把這一票投給我大娘。
許多時候裡，從女性的角度去索檢我家族中女人們的生活時，就
我幾乎沒有聽說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妹妹們，逢年過節說要去我大娘的娘家——他們的外公、外婆家裡去。
像他們自小就沒有外公、外婆樣。
倘若如此，我大娘的人生該是多麼悲苦哦，也許她的童年黑暗得就像一團王羲之習作書法的洗筆池，無論後來多麼地好，最初無疑是一團糟中的糟。
可自打我明洞記事那一日，似乎記得我大娘臉上總是挂着笑，總是不停地哼唱着豫劇、曲劇和河南鄉村的小調兒。
大娘就像一個舞台演員樣，不知何故從舞台上幕謝下來後，為了證明她和所有村人、女性不一樣，于是除了熟睡後的那段時間裡，就永遠要哼着小曲唱着戲，如她是公主嫁王子，不日日間地唱，就無法證明這婚姻、家庭的好。
然我大伯經常會笑着對村人和我們調侃大娘說，有時睡着她還在夢裡唱戲哪。
沒有人知道我大娘為什麼年年歲歲、月月日日都那麼開心和快樂，生活的苦難和艱辛，在我大娘似乎從來沒有過。
在《我與父輩》裡，我詳盡地描述了大伯一家在中國那個年代的困苦和境遇，日子切真如辣椒、陳醋和黃連、苦膽熬制的一鍋不得不喝的粥，八個孩子、兩個大人十口人，冬天大雪孩子們沒有鞋襪穿，必須光腳踏雪是很正常的事。
一大鍋菜葉煮炖燒好後，才想起應該往鍋裡撒把面或一碗玉米生楂兒，這時慌忙去打開面罐、生罐兒，又發現昨天或前天，罐兒都已潔淨空蕩了。
在中國久長的家庭秩序中，男主外、女主内，這天老地荒的分工在我大娘那兒是沒有的。
孩子們沒有鞋穿她會在門前大聲嚷着說：“那麼多孩子，靠我怎麼顧得過來呀！”火上燒開了鍋，想起家裡沒糧了，那就熄掉火，端個海碗或面瓢，唱着到鄰人或我家，借一碗一瓢的糧面再唱着端回去，重新生火燒飯開始一日三餐的又一餐。
苦難在我大娘是歡樂的。
她接受、迎對苦難的能力如海可容納百川般。
我大娘一年四季臉上的笑，像永遠的春天、草地和牛羊的美滿樣；春夏秋冬、日日時時地唱，仿佛一條河流穿過沙漠而它的水不少、潺不息，流淌的聲音走在沙地反而更響、更大、更為渾厚清脆着。
有一年，正忙的大夏人都下田收麥子，午時收工回來我大娘因為在院裡唱戲忘了燒飯了，為此大伯氣得把一打飯碗摔碎在院裡。
“你摔了碗，孩子們用啥盛飯啊？！”質問着我大伯，大娘絲毫沒有理虧窘迫相，也就哼着曲兒從我大伯身邊繞過去，開始生火燒飯了，且在竈房間，還在唱的間隙挪出時間質問我大伯：“晚吃一會兒天會塌下嗎？” 為了搶時下田割麥子，我大伯就那麼在院裡怒怒站一會兒，猛地一跺腳：“不過啦！不過啦！——我們今天都到街上吃飯吧！”喚着就召集他的一片孩子們，要到街上揮霍吃一頓。
也許是每人一大碗的牛肉、羊肉湯，也許除了這湯雜，每人還有一個半個面馍和鍋盔餅——多麼誘人的香食啊，我的叔伯兄弟和妹妹們，就有些感謝母親中午因為唱戲沒有燒飯吃，倘若燒了哪還有我大伯破釜沉舟地帶着他們上街去美食午餐呢。
也就都提着鐮刀、麥繩跟着我伯朝着街上走，就聽見大娘從家裡追岀來對着他們喚：“别忘了給我捎回一碗啊一一我要羊肉湯一一” 之後我大娘就又在門外村口大聲地笑着唱了豫劇《花木蘭》中的“誰說女子不如男”。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大娘終日唱着、哼着的戲聲曲兒聲，都還萦繞不絕地響在我的耳邊和我們村口上，一如曆史必須寫在史冊上，功業必須刻在石闆、石碑上，而我大伯家的苦難和辛酸，也必須伴在我大娘的戲聲、曲聲裡。
就在這終日不絕的戲聲、曲聲中，他們的八個孩子長大了，個個都成家立業了。
時間的針，伴奏着歲月的艱辛和煩惱，不屈不撓地穿過四季，來到一個新世紀，來到一個新的時代節點上，當我們回首過往，再次聆聽記憶中一個鄉村女性面對苦難的唱腔時，我們終于意識到，那從年輕開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從她的嗓音發将出來的，而是源自她的生命對生活和命運的抵抗與堅韌。
倘若不是她不息的哼唱和反抗，在那多年幾個孩子必須擠在一張床上、隻蓋一床被子的寒冷裡，人又怎麼能熬過寒冬之冷呢？ 一個時代過去了，另一個時代到來時，我在我大娘家新起的樓屋問我大娘說；“你一輩子怎麼那麼愛唱呀？” 大娘回答我：“不唱日子咋過啊！” 回答完了這話兒，那時已經七十歲的我大娘，問我和我的姐們道：“你們現在想聽我唱戲嗎？”我們沒有回答想聽不想聽，大家隻是笑着逗鬧着，一屋子都是生活和女性的笑，把一個院落、村鎮和世界汪洋了，也重新凸顯塑造了。
現在想，如果要評選一位我家族中最英雄、偉大女性來，我想我應該把這一票投給我大娘。
許多時候裡，從女性的角度去索檢我家族中女人們的生活時，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