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姐、二姐和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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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閑書
在《我與父輩》裡，我寫過大姐自小可能為股骨頭壞死的難纏症，不青不紅，疼起來她恨不得拿頭去撞牆。
可要好着時，她溫和而甯靜，總拿一本書，坐在屋裡或者院裡看閑書。
太陽明暖，光也溫美。
那時候，陽光落在大姐的臉上和書上，自十幾歲就長至腰間的長辮子，有時垂在她背後，有時繞前搭在她的膝上和書紙上。
世界是嬌好的，小鳥在樹上唱着歌。
我家的小院子，忠實地陪着日出和日落，伴着月亮升起又伴它降下去。
在不冷不熱的時段裡，大姐從她的小屋走出來，捧着書，坐在小院的嬌好間，背後是挂在牆上的鋤鐮或者紅辣椒、大蒜辮，再或是一冬都未及取下脫粒的最後一挂金黃色的玉米穗。
她就那麼看着書，坐在屋門口。
這時天下就為她看書的這一瞬甯靜了。
凝着不動了。
像一尊神為世界留下的可命名為《靜》《讀》或抽象一些就叫《時間》《幸福的人類》，再或《人類最後的追求》之類的油畫或雕塑。
二00九年，我和同仁一行到了西班牙畢加索的家鄉馬拉加，在那兒不僅參觀了新起的畢加索的美術館，還和他年老的兒子一起吃了飯。
那個美術館，最不同凡俗的驚豔處，不是有很多畢加索的畫，而是擁有他平生畫下的第一張畫——十二歲時畫的站在田野上的一個小姑娘。
世人都說他果真是天才，十二歲就畫得那麼好，寫實的功夫怎樣了不得。
可我看了那畫時，喃喃叨叨在心裡說：“什麼呀，比我頭腦中姐姐給我留下的那張’少女讀書’的油畫差得太遠了。
”無論是筆力、光線或意境，都無法和我頭腦中的畫面相論說。
及至在那天的晚宴上，畢家的兒子問我感受時，我差點說出“沒有什麼了不得！” 二0—四年，到巴黎以西吉維尼小鎮上的莫奈花園去，看那流水、睡蓮、垂柳和日本橋，人人都在拍照和感歎畫家的畫和那好景緻，我卻依然覺得莫奈的畫，沒有我頭腦中的《時間》或《人類最後的追求》的自然彩畫好。
那景緻也沒有凝存在我頭腦中我家鄉的房屋、院落、街道、田野、河流和山脈好。
不是記憶戰勝了歲月，而是每個人的記憶都比現實殘酷或壯美。
沒有任何的現實能比人的記憶更豐富。
當時間變為記憶時，它就被創造超越實在了。
我不能忘記大姐靜而又靜讀書的美。
我相信大姐從書中找到另外一個世界了。
那個世界要比她所處的現實更為新奇、罕見和理想。
我也想找到并走進那個世界去。
我跟着大姐讀起閑書了。
她的床頭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圖書館，雖然不大卻也似乎應有盡有着。
我跟着她讀的第一本書是《西遊記》。
《西遊記》最為讓我驚奇的地方是石頭會懷孕生孩子，而不是九九八十一難到西天去取經。
之後的《三家巷》，《紅日》《紅岩》《紅旗譜》，《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青春之歌》和《大刀記》，大凡那時代所擁抱的革命小說我都讀過。
我最初對文學的認知和理解，都來自大姐的床頭和小說主人翁們不求愛、不怕死的紅色經典裡。
我不知道那時我到底讀了多少書，也不知道文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是姓張好還是姓李好。
但從那時起，我開始愛好文學了，開始和大姐夜以繼日地閱讀了。
我常說，我讀到的第一部外國小說是二十周歲後讀的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平生讀到的第一部外國小說沒有封面沒有名，是用牛皮紙包将起來的。
大姐很小心地把那本小說送給我，囑我千萬不要弄爛弄丢它。
說丢了爛了就再也别想從她那兒得到書。
先前大姐給我書，從來沒有這麼鄭重交代過。
這次交代了，就一定是那書的分量、來源非同小可了。
因為非同小可着，我愈發饑渴地想要去讀它。
于是那天午飯時，接過那本厚厚的書，就坐在我家小院大姐常坐的凳子上，端着飯碗讀着那本書。
那本書令我驚異的，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外國人沒有中國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那樣的姓。
我僚異他們的名字都那麼長，什麼”斯基”“安娜”的，完全讓人記不得。
我非常想給書裡人物換姓起名字，叫他們“張革命”或者“李紅旗”，這樣好記又清晰。
實實在在說，那本書沒有讓我真正讀進去。
或者說我真正沒有讀。
因為剛打開第一頁，就被人物的名字擋在書外了。
我在對着書頁吃着飯，思忖應該給那叫”斯基”的人物換個什麼名，給叫“安娜”的改個什麼姓。
在那天的春暖陽光裡，像父親愁思竭慮要給自己的孩子起名樣，我一邊吃着飯，一邊挖空心思地想着“李紅旗”“張解放”“趙春枝”“孫紅梅”這樣的名字有多好，然後一碗湯飯流進肚子裡，第一頁書還沒掀過去。
也許看了好幾頁，隻是遺落忘卻了。
總之一碗飯後我把書放在小凳上，端着空碗去竈房盛飯出來時，凳子上的那本外國小說不見了。
院裡一個别人都沒有。
家人吃飯都端到門外村頭飯場上，那時沒有誰回到家裡來盛飯。
且父親、母親、姐姐們，就是回家盛飯也不會動我放在那裡的書。
陽光明透，内心璀璨，它決不會偷走我的書。
院裡樹上的枝葉被困在枝丫上，應該也沒有能力彎腰拿走我的書。
風很小，連掀開書紙的力氣都沒有，不要說能把磚似的一本厚書吹到、搬到哪兒。
我盯着我坐過、放過書的凳子看，它宛若飄忽、靜若虛空，連給我一句暗示都沒有。
凳上、凳下、凳周圍，院子裡，屋門口，通往一邊的豬圈過道裡，通往另一邊我父親後來常去的那個後院過道間，還有屋裡、屋外、天上和地下，哪兒哪兒都找了，就是沒有那本我生平第一次讀到的外國的書。
姐姐回來氣得把飯碗頓在桌子上，眼睛瞪得天下最大最大的葡萄般——真是美極了。
父母、二姐都幫着上天入地地找，桌上桌下、門前屋後，還有雞窩和豬窩，可那書就是不翼而飛了。
有誰能說不奇怪？世界上總在發生着不該發生的事。
人類所有的陷阱都是被荒謬填滿的，由此不得不讓人相信鬼是存在的。
我們全家都為這次莫名的丢書陷入震驚了。
母親對此的思考是：“這是老天不讓你們讀閑書，白天費眼睛，晩間熬煤油。
”那時我們家、我們村，好像整個世界都是晚間燃點煤油燈。
父親對此和母親的看法不一樣，相比要更為悲觀和深刻，“怕是老天不想讓我們家出個讀書人，就把那書收走了”。
姐姐被父親這樣的認知驚得眼睛大起來，仿佛是神在她面前告知一模樣。
“沒事的,”父親說，“老天收走了書，隻要把人留着就好了。
” 如同父親擔心老天收走了書，有一天也會收走讀書的人。
我不擔心老天收走書，有一天還會收走讀書的人。
隻是想着大姐怎麼去向她借書的那人釋解和還債，因為那書是她的一個同學從幾十裡外專門作為重金重禮借送的。
就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夜。
第二天的傍晚間，我們家的母豬生崽了。
一窩生了十一個，個個健康并紅潤，像每個豬崽都是暗紅發光的金條般。
往年它生崽從來沒有這麼多，且還常有早夭的崽子讓人惋惜和痛心。
這一窩豬崽讓我們全家看到生活的希望之光了，人人興奮得甯可自己不吃飯，也要母豬吃多吃好些。
且更為神奇重要的，是母豬起身離窩去豬槽吃它的熟糠大餐時，母親發現豬為生娃鬧窩而四處喘草和銜枝，在它為自己鋪排的那個柔暖産床上，在樹葉稻草的一堆裡，正有我丢的那本牛皮紙包着的外國書。
那本書上除了有被母豬銜走留下的牙痕外，還有它生崽留下的産液紀念物。
這多多或少少，是不是正揭示着讀書、寫作與生存的關系和密碼？ 大姐的辮子 大姐的頭發和辮子的美，在我們村的世界是名聞遐迩的，黑亮、粗壯而且長。
她長得好，加上那一頭烏發和烏發編起來的辮，整齊扁平，從頭垂到腰，或從肩頭繞下到胸前，把她襯得如鄉村天使般。
她走到大街上，很多村人都會驚得尖叫道：“——哇！你看她的頭發呀！” 我為姐姐的頭發而驕傲。
因此常常望着大姐的頭發想：“賣了能賣好多錢的吧。
” 那時候，我對女孩子的認識主要是看她的頭發美不美。
那時候，因為我們村每月逢五為集日，等到一年谷雨後和立夏前，趕廟會的日子款款到來了，四鄰八村的鄉下人，會踩着春暖到我們村北的河灘來趕會。
會上有戲唱，京劇或豫劇。
劇目多是《紅燈記》或者《沙家浜》。
戲沒什麼看，但人多并熱鬧，如蜂多便有花香樣。
那年三月十八的廟會上，我看到了從洛陽來的劇團演出京劇《紅燈記》，劇中的人物李鐵梅，辮子粗長得讓台下的觀衆有片驚叫聲。
我是為了去看那辮子才去看戲的。
從台下的後場擠到前場去，又從前場擠到台下邊，然後就發現，她的辮子并沒有我姐的辮子長。
且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辮子是假的，脖間的真發和假發連接處，粗得和人的手腕一模樣，用紅的頭繩把那銜接的辮子一圈圈地裹起來。
我有些放心了。
我要回去告訴大姐說，李鐵梅的辮子沒有那麼好，而且還是假辮子。
就在午時從廟會回家了。
然而一進門，看見全家人都在喝汽水。
汽水瓶是今天“青島啤酒”般的小瓶子，隻是瓶色是種醬紅色。
瓶上都挂着淋漓漓的水。
大家一人一瓶兒，每個人的臉上都是輕快惬意的笑。
父親、母親還有哥哥和二姐，都仰頭咕嘟嘟地喝着還不時地拿着瓶兒對着日光看。
我很驚奇家裡竟有汽水喝。
這時大姐從上房屋裡出來了，她一手舉着瓶子喝汽水，一手提着一個小水桶。
那桶裡盛有半桶井冷水。
井冷水裡冰鎮着一瓶搖頭晃腦的汽水瓶。
大姐到我面前後，放下桶，從桶裡撈出那最後一瓶汽水遞給我。
這時我看見她的長辮沒有了，齊耳發落在她的半脖間，讓她變得比她十四五歲的年齡大許多，和村裡該要出嫁的姑娘樣。
而且似乎也沒有先前漂亮了。
然她喝着汽水臉上的笑，和全家人的笑樣輕松而滿足，且還有一種漫溢出來的幸福感。
因為大家喝的汽水是她剪掉的頭發換來的。
因為她去街上看見有人賣汽水，像人類第一次發現樹上的果子是甜的樣，便把她的頭發剪掉賣給了街上的廢品收購站——頭發賣了三毛二分錢，汽水是五分錢一瓶，剛好買了六瓶還剩二分錢。
一家六口人，一人一瓶汽水喝了後，大姐就沒有她的長發了。
但我們全家第一次喝到汽水了，像嘗了瓊漿玉液的味道樣。
而且我，不光有了一瓶汽水喝，大姐還給了我二分錢。
二分錢那時能買一個小的雞蛋或兩顆小糖吃。
轉正 1 雲卷雲舒，日出日落。
大姐初中畢業後，有幸做了小學教師去。
她教書的時候我還在讀着書，後來我高中辍學去打工，她還繼續在教書。
後來我當兵，她還在教着書。
再後來，我提幹有人稱我為“作家”了，她還在村裡的小學教着書。
時間遠比河水結實并耐流，如雲從來沒有被風吹散過。
許多河都幹涸了，可時間從來沒有斷流過。
我一清二楚地知道我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可我不知道大姐、二姐、哥嫂和母親是怎麼走到今天的。
他們的人生在我的記憶裡，不是鍊條的一環扣一環，而是跳躍的一樁事情接着一樁事。
如果不是那些事情在，我就覺得他們的人生裡，完全沒有時間存在了。
在我當兵的那些年月裡，大姐擇着日子結婚了，姐夫是我們同村人。
我從部隊回來探親時，母親說我的大姐出嫁了，吓得我呆在那兒，仿佛誰把我家房子扒了樣。
心裡空得很，總覺得眼前多出一道深暗無比的淵壑來。
大姐嫁走了，如同姐夫也把我的心給挖走了。
我問母親大姐結婚為什麼沒有寫信告訴我，母親說，沒必要，你又從部隊回不來。
然後我看着母親一邊洗菜一邊平靜的臉，第一次從母親的平靜中，讀到了這樣一句話：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車輪流水的這樣呀！ 中午吃飯隻有父母、二姐和我在，總以為家裡的什麼被人拿走了，又不能不讓人家拿，于是就缺失、遺憾地沉默着。
晚上大姐回到娘家來看我，我看見她已經懷孕了，挺着肚子走路不方便，坐下時還不停地摸着她腫了的腿，就不知道該問她什麼、說些什麼了。
忽然間，我和大姐陌生了，親情寸距也如鄰居樣。
為了縮減這距離，我很想去替大姐教教書，讓她在家休息生孩子。
這時就見大姐和二姐商量道，她生孩子了請二姐替她去教書。
在二姐點頭應允後，她們議論着在小學教書應該注意的事項和規則。
屋子裡滿是她們的商議和争論聲。
父母隻是坐在那兒聽着和看着。
那些年，文明的燈火終于照進了我家和村落，高壓電線就架在我家門口的路邊上。
四方并帶有弧管的綠色變壓器，也架在我家房西飯場的空曠裡。
因為我回來，母親特意把屋裡十五瓦的燈泡換成了四十瓦。
光明普照着，如美無處不在樣。
可我沐浴在那光裡，卻又覺得是個局外人，緣由是我當兵在外，不能為這個家裡帶來任何益利做出任何事。
就那麼在那光裡木呆着。
木呆一些日子又回部隊了。
下一年，我又探親回到家，不僅哥哥結婚了，而且二姐也出嫁To家裡忽然隻剩下父親和母親。
沒有如别人一樣覺得父母一下老了許多歲，因為從未覺得他們年輕過。
他們從來都是蒼老不息的勞作者，哪怕坐下閑緩也是不歇不息地勞作着——母親總是坐在那兒做着針線活，父親不是剝着玉米，就是收拾着農具和破了邊的竹籃柳筐子。
坐在那兒純粹之歇息，在他們就是一種罪。
不停地勞作才是農民最正當、莊嚴的人生和意義。
這時候，大姐和姐夫回來了，還抱着他們已經一歲的大女兒。
當我從姐夫懷裡接過他們的女兒抱着時，大姐讓她女兒向我叫“舅”後，那略嫌瘦黃的女兒
可要好着時，她溫和而甯靜，總拿一本書，坐在屋裡或者院裡看閑書。
太陽明暖，光也溫美。
那時候，陽光落在大姐的臉上和書上，自十幾歲就長至腰間的長辮子，有時垂在她背後，有時繞前搭在她的膝上和書紙上。
世界是嬌好的，小鳥在樹上唱着歌。
我家的小院子，忠實地陪着日出和日落，伴着月亮升起又伴它降下去。
在不冷不熱的時段裡，大姐從她的小屋走出來，捧着書，坐在小院的嬌好間，背後是挂在牆上的鋤鐮或者紅辣椒、大蒜辮，再或是一冬都未及取下脫粒的最後一挂金黃色的玉米穗。
她就那麼看着書，坐在屋門口。
這時天下就為她看書的這一瞬甯靜了。
凝着不動了。
像一尊神為世界留下的可命名為《靜》《讀》或抽象一些就叫《時間》《幸福的人類》，再或《人類最後的追求》之類的油畫或雕塑。
二00九年，我和同仁一行到了西班牙畢加索的家鄉馬拉加，在那兒不僅參觀了新起的畢加索的美術館，還和他年老的兒子一起吃了飯。
那個美術館，最不同凡俗的驚豔處，不是有很多畢加索的畫，而是擁有他平生畫下的第一張畫——十二歲時畫的站在田野上的一個小姑娘。
世人都說他果真是天才，十二歲就畫得那麼好，寫實的功夫怎樣了不得。
可我看了那畫時，喃喃叨叨在心裡說：“什麼呀，比我頭腦中姐姐給我留下的那張’少女讀書’的油畫差得太遠了。
”無論是筆力、光線或意境，都無法和我頭腦中的畫面相論說。
及至在那天的晚宴上，畢家的兒子問我感受時，我差點說出“沒有什麼了不得！” 二0—四年，到巴黎以西吉維尼小鎮上的莫奈花園去，看那流水、睡蓮、垂柳和日本橋，人人都在拍照和感歎畫家的畫和那好景緻，我卻依然覺得莫奈的畫，沒有我頭腦中的《時間》或《人類最後的追求》的自然彩畫好。
那景緻也沒有凝存在我頭腦中我家鄉的房屋、院落、街道、田野、河流和山脈好。
不是記憶戰勝了歲月，而是每個人的記憶都比現實殘酷或壯美。
沒有任何的現實能比人的記憶更豐富。
當時間變為記憶時，它就被創造超越實在了。
我不能忘記大姐靜而又靜讀書的美。
我相信大姐從書中找到另外一個世界了。
那個世界要比她所處的現實更為新奇、罕見和理想。
我也想找到并走進那個世界去。
我跟着大姐讀起閑書了。
她的床頭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圖書館，雖然不大卻也似乎應有盡有着。
我跟着她讀的第一本書是《西遊記》。
《西遊記》最為讓我驚奇的地方是石頭會懷孕生孩子，而不是九九八十一難到西天去取經。
之後的《三家巷》，《紅日》《紅岩》《紅旗譜》，《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青春之歌》和《大刀記》，大凡那時代所擁抱的革命小說我都讀過。
我最初對文學的認知和理解，都來自大姐的床頭和小說主人翁們不求愛、不怕死的紅色經典裡。
我不知道那時我到底讀了多少書，也不知道文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是姓張好還是姓李好。
但從那時起，我開始愛好文學了，開始和大姐夜以繼日地閱讀了。
我常說，我讀到的第一部外國小說是二十周歲後讀的美國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平生讀到的第一部外國小說沒有封面沒有名，是用牛皮紙包将起來的。
大姐很小心地把那本小說送給我，囑我千萬不要弄爛弄丢它。
說丢了爛了就再也别想從她那兒得到書。
先前大姐給我書，從來沒有這麼鄭重交代過。
這次交代了，就一定是那書的分量、來源非同小可了。
因為非同小可着，我愈發饑渴地想要去讀它。
于是那天午飯時，接過那本厚厚的書，就坐在我家小院大姐常坐的凳子上，端着飯碗讀着那本書。
那本書令我驚異的，是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外國人沒有中國人“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那樣的姓。
我僚異他們的名字都那麼長，什麼”斯基”“安娜”的，完全讓人記不得。
我非常想給書裡人物換姓起名字，叫他們“張革命”或者“李紅旗”，這樣好記又清晰。
實實在在說，那本書沒有讓我真正讀進去。
或者說我真正沒有讀。
因為剛打開第一頁，就被人物的名字擋在書外了。
我在對着書頁吃着飯，思忖應該給那叫”斯基”的人物換個什麼名，給叫“安娜”的改個什麼姓。
在那天的春暖陽光裡，像父親愁思竭慮要給自己的孩子起名樣，我一邊吃着飯，一邊挖空心思地想着“李紅旗”“張解放”“趙春枝”“孫紅梅”這樣的名字有多好，然後一碗湯飯流進肚子裡，第一頁書還沒掀過去。
也許看了好幾頁，隻是遺落忘卻了。
總之一碗飯後我把書放在小凳上，端着空碗去竈房盛飯出來時，凳子上的那本外國小說不見了。
院裡一個别人都沒有。
家人吃飯都端到門外村頭飯場上，那時沒有誰回到家裡來盛飯。
且父親、母親、姐姐們，就是回家盛飯也不會動我放在那裡的書。
陽光明透，内心璀璨，它決不會偷走我的書。
院裡樹上的枝葉被困在枝丫上，應該也沒有能力彎腰拿走我的書。
風很小，連掀開書紙的力氣都沒有，不要說能把磚似的一本厚書吹到、搬到哪兒。
我盯着我坐過、放過書的凳子看，它宛若飄忽、靜若虛空，連給我一句暗示都沒有。
凳上、凳下、凳周圍，院子裡，屋門口，通往一邊的豬圈過道裡，通往另一邊我父親後來常去的那個後院過道間，還有屋裡、屋外、天上和地下，哪兒哪兒都找了，就是沒有那本我生平第一次讀到的外國的書。
姐姐回來氣得把飯碗頓在桌子上，眼睛瞪得天下最大最大的葡萄般——真是美極了。
父母、二姐都幫着上天入地地找，桌上桌下、門前屋後，還有雞窩和豬窩，可那書就是不翼而飛了。
有誰能說不奇怪？世界上總在發生着不該發生的事。
人類所有的陷阱都是被荒謬填滿的，由此不得不讓人相信鬼是存在的。
我們全家都為這次莫名的丢書陷入震驚了。
母親對此的思考是：“這是老天不讓你們讀閑書，白天費眼睛，晩間熬煤油。
”那時我們家、我們村，好像整個世界都是晚間燃點煤油燈。
父親對此和母親的看法不一樣，相比要更為悲觀和深刻，“怕是老天不想讓我們家出個讀書人，就把那書收走了”。
姐姐被父親這樣的認知驚得眼睛大起來，仿佛是神在她面前告知一模樣。
“沒事的,”父親說，“老天收走了書，隻要把人留着就好了。
” 如同父親擔心老天收走了書，有一天也會收走讀書的人。
我不擔心老天收走書，有一天還會收走讀書的人。
隻是想着大姐怎麼去向她借書的那人釋解和還債，因為那書是她的一個同學從幾十裡外專門作為重金重禮借送的。
就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夜。
第二天的傍晚間，我們家的母豬生崽了。
一窩生了十一個，個個健康并紅潤，像每個豬崽都是暗紅發光的金條般。
往年它生崽從來沒有這麼多，且還常有早夭的崽子讓人惋惜和痛心。
這一窩豬崽讓我們全家看到生活的希望之光了，人人興奮得甯可自己不吃飯，也要母豬吃多吃好些。
且更為神奇重要的，是母豬起身離窩去豬槽吃它的熟糠大餐時，母親發現豬為生娃鬧窩而四處喘草和銜枝，在它為自己鋪排的那個柔暖産床上，在樹葉稻草的一堆裡，正有我丢的那本牛皮紙包着的外國書。
那本書上除了有被母豬銜走留下的牙痕外，還有它生崽留下的産液紀念物。
這多多或少少，是不是正揭示着讀書、寫作與生存的關系和密碼？ 大姐的辮子 大姐的頭發和辮子的美，在我們村的世界是名聞遐迩的，黑亮、粗壯而且長。
她長得好，加上那一頭烏發和烏發編起來的辮，整齊扁平，從頭垂到腰，或從肩頭繞下到胸前，把她襯得如鄉村天使般。
她走到大街上，很多村人都會驚得尖叫道：“——哇！你看她的頭發呀！” 我為姐姐的頭發而驕傲。
因此常常望着大姐的頭發想：“賣了能賣好多錢的吧。
” 那時候，我對女孩子的認識主要是看她的頭發美不美。
那時候，因為我們村每月逢五為集日，等到一年谷雨後和立夏前，趕廟會的日子款款到來了，四鄰八村的鄉下人，會踩着春暖到我們村北的河灘來趕會。
會上有戲唱，京劇或豫劇。
劇目多是《紅燈記》或者《沙家浜》。
戲沒什麼看，但人多并熱鬧，如蜂多便有花香樣。
那年三月十八的廟會上，我看到了從洛陽來的劇團演出京劇《紅燈記》，劇中的人物李鐵梅，辮子粗長得讓台下的觀衆有片驚叫聲。
我是為了去看那辮子才去看戲的。
從台下的後場擠到前場去，又從前場擠到台下邊，然後就發現，她的辮子并沒有我姐的辮子長。
且更為重要的是，她的辮子是假的，脖間的真發和假發連接處，粗得和人的手腕一模樣，用紅的頭繩把那銜接的辮子一圈圈地裹起來。
我有些放心了。
我要回去告訴大姐說，李鐵梅的辮子沒有那麼好，而且還是假辮子。
就在午時從廟會回家了。
然而一進門，看見全家人都在喝汽水。
汽水瓶是今天“青島啤酒”般的小瓶子，隻是瓶色是種醬紅色。
瓶上都挂着淋漓漓的水。
大家一人一瓶兒，每個人的臉上都是輕快惬意的笑。
父親、母親還有哥哥和二姐，都仰頭咕嘟嘟地喝着還不時地拿着瓶兒對着日光看。
我很驚奇家裡竟有汽水喝。
這時大姐從上房屋裡出來了，她一手舉着瓶子喝汽水，一手提着一個小水桶。
那桶裡盛有半桶井冷水。
井冷水裡冰鎮着一瓶搖頭晃腦的汽水瓶。
大姐到我面前後，放下桶，從桶裡撈出那最後一瓶汽水遞給我。
這時我看見她的長辮沒有了，齊耳發落在她的半脖間，讓她變得比她十四五歲的年齡大許多，和村裡該要出嫁的姑娘樣。
而且似乎也沒有先前漂亮了。
然她喝着汽水臉上的笑，和全家人的笑樣輕松而滿足，且還有一種漫溢出來的幸福感。
因為大家喝的汽水是她剪掉的頭發換來的。
因為她去街上看見有人賣汽水，像人類第一次發現樹上的果子是甜的樣，便把她的頭發剪掉賣給了街上的廢品收購站——頭發賣了三毛二分錢，汽水是五分錢一瓶，剛好買了六瓶還剩二分錢。
一家六口人，一人一瓶汽水喝了後，大姐就沒有她的長發了。
但我們全家第一次喝到汽水了，像嘗了瓊漿玉液的味道樣。
而且我，不光有了一瓶汽水喝，大姐還給了我二分錢。
二分錢那時能買一個小的雞蛋或兩顆小糖吃。
轉正 1 雲卷雲舒，日出日落。
大姐初中畢業後，有幸做了小學教師去。
她教書的時候我還在讀着書，後來我高中辍學去打工，她還繼續在教書。
後來我當兵，她還在教着書。
再後來，我提幹有人稱我為“作家”了，她還在村裡的小學教着書。
時間遠比河水結實并耐流，如雲從來沒有被風吹散過。
許多河都幹涸了，可時間從來沒有斷流過。
我一清二楚地知道我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可我不知道大姐、二姐、哥嫂和母親是怎麼走到今天的。
他們的人生在我的記憶裡，不是鍊條的一環扣一環，而是跳躍的一樁事情接着一樁事。
如果不是那些事情在，我就覺得他們的人生裡，完全沒有時間存在了。
在我當兵的那些年月裡，大姐擇着日子結婚了，姐夫是我們同村人。
我從部隊回來探親時，母親說我的大姐出嫁了，吓得我呆在那兒，仿佛誰把我家房子扒了樣。
心裡空得很，總覺得眼前多出一道深暗無比的淵壑來。
大姐嫁走了，如同姐夫也把我的心給挖走了。
我問母親大姐結婚為什麼沒有寫信告訴我，母親說，沒必要，你又從部隊回不來。
然後我看着母親一邊洗菜一邊平靜的臉，第一次從母親的平靜中，讀到了這樣一句話：生活就是伸曲不可、又車輪流水的這樣呀！ 中午吃飯隻有父母、二姐和我在，總以為家裡的什麼被人拿走了，又不能不讓人家拿，于是就缺失、遺憾地沉默着。
晚上大姐回到娘家來看我，我看見她已經懷孕了，挺着肚子走路不方便，坐下時還不停地摸着她腫了的腿，就不知道該問她什麼、說些什麼了。
忽然間，我和大姐陌生了，親情寸距也如鄰居樣。
為了縮減這距離，我很想去替大姐教教書，讓她在家休息生孩子。
這時就見大姐和二姐商量道，她生孩子了請二姐替她去教書。
在二姐點頭應允後，她們議論着在小學教書應該注意的事項和規則。
屋子裡滿是她們的商議和争論聲。
父母隻是坐在那兒聽着和看着。
那些年，文明的燈火終于照進了我家和村落，高壓電線就架在我家門口的路邊上。
四方并帶有弧管的綠色變壓器，也架在我家房西飯場的空曠裡。
因為我回來，母親特意把屋裡十五瓦的燈泡換成了四十瓦。
光明普照着，如美無處不在樣。
可我沐浴在那光裡，卻又覺得是個局外人，緣由是我當兵在外，不能為這個家裡帶來任何益利做出任何事。
就那麼在那光裡木呆着。
木呆一些日子又回部隊了。
下一年，我又探親回到家，不僅哥哥結婚了，而且二姐也出嫁To家裡忽然隻剩下父親和母親。
沒有如别人一樣覺得父母一下老了許多歲，因為從未覺得他們年輕過。
他們從來都是蒼老不息的勞作者，哪怕坐下閑緩也是不歇不息地勞作着——母親總是坐在那兒做着針線活，父親不是剝着玉米，就是收拾着農具和破了邊的竹籃柳筐子。
坐在那兒純粹之歇息，在他們就是一種罪。
不停地勞作才是農民最正當、莊嚴的人生和意義。
這時候，大姐和姐夫回來了，還抱着他們已經一歲的大女兒。
當我從姐夫懷裡接過他們的女兒抱着時，大姐讓她女兒向我叫“舅”後，那略嫌瘦黃的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