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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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相親 一個孩子從不吃飯而長大是樁奇怪的事;一個人不經男女而成熟,也是一樁奇怪的事。

     一九八二年底,我轟的一聲提幹了。

    一九八三年春,二十五歲的我,竊喜驕傲着回家去相對象了。

    因為提幹再也不是士兵着,再也不打算回到那個村莊與父老風雨同舟、共赴春秋了,于是有一種逆子感。

    有一種自己是土地的不肖子孫那感覺。

    因此不願對人說我在軍隊已是軍官了。

    不願在村街上公然穿着四個兜的幹部服。

    就那麼懷揣着撿了命運錢包那隐秘,回到家一一那個父母親用他們畢生之心血,為我們兄弟姐妹蓋起的瓦房小院内,興奮并愉悅,卻又故意在飯時訴說一些在部隊的不易和辛勞。

    到飯後,在十五瓦燈泡的光耀下,一家人商量了明天就要如期而至的相親與鄭重,分工了姐姐明天一早要把屋裡屋外掃一遍,母親一早要買菜和打肉,中午給我的對象做肉絲撈面條。

    而父親——母親分給他的任務是,太陽出來村莊暖和了,他就躲到我家房後小院的日光下,勿動彈,曬暖兒,甭讓我的對象看見他是一個病瘠人,一動身子就咳咳咳,吐痰常常會一連不絕大半天。

     父親欣然應允了這分配,興奮地說這顧慮他早就思想了。

    早就準備連科相對象時他就躲起來,不讓人家姑娘發現他是常年有病的人。

     如同一場必要赢下的戰争樣,雖然覺得為了自己的婚姻讓父親躲避有不安,但也隻是想想便敷衍過去了。

    扭頭看看父親臉上少有的喜悅和紅潤,并沒有真要阻止父親躲避那想法。

    時間一滑就到了第二天,太陽一如往日地起将和照耀。

    地球也依舊勻速和平穩,就連門口和村頭的樹,也都是今天和昨天一樣兒,昨天又和前天一樣兒。

    時間成于時間又敗于時間着。

    不過我們家,到底是不再一樣了。

    我在幾個月前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官了。

    從豫東到豫西,火車汽車地朝夕兼程着,回村至家我要相看對象了。

    戀愛一爐火樣暖着一隅人世、一個家庭和一個人的我。

    青春的孤寒與冷涼,也許會因為這次相親而豁然春暖着。

    春暖花開着。

     委實是我人生史中的一個好日子。

     姐姐把屋裡屋外、桌上桌下打掃得能照出天阙和人影,使人間的倫理、道德和利害,變得清晰透亮、黑白分明了。

     母親買完肉、菜在竈房忙得手腳不夠用,把我四嬸的手腳也給借了來。

     而父親,早飯一過就躲到後院去。

    日光和收音機,是他生命的禮物和血脈,日日月月伴着他。

     到了上午十點多,也許十一點,總之不到正午對象就來了。

    媒人是同村一個我應叫他叔的人,在另外一個鄉裡當幹部,穿了一身灰色制式幹部服。

    女的是我們鎮上商業門市批發部的批發員,是父親退休接班而成為“吃商品糧”的人——“有工作”這三個字不是指她有人生事情做。

    “工作”的要義是她是”國家的人”,而非田野上的耕種者,戶籍屬于城鎮戶口那一種,吃飯供給為國有“商品糧”。

    我們是基于這樣“門當戶對”的。

    彼此在人生的前程上,中途都站在了同一平台或者同一命運中轉站。

    不僅這一點,更重要的是,我這同村叔叔是文學愛好者,讀了很多書,在我家鄉洛陽的《牡丹》雜志上發過詩。

    而他介紹給我的對象也是文學愛好者,也在《牡丹》上發過詩。

     我們三個都是鄉村文學家。

     “志同道合,有共同語言。

    ”同村叔叔這樣告慰我。

    記得他們到來時,有孩子跑進我們家,大叫着“來了!來了!”後,被母親和姐姐把他們趕走了。

    趕走後果真就來了。

    叔叔行前,姑娘走後,在母親和姐姐的盛迎下,毫無拘謹地跨過我家大門檻,還邊走邊和叔叔讨論着一樁鎮上的事。

    然後是進屋、坐下,端着母親很快煮好的荷包蛋,用筷子攪着沉在碗底的白砂糖,還把她的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晃動着。

    這一連串的悠閑和動作,很像我家接待過的下鄉駐隊幹部到農民家裡吃“派飯”,當時讓一直伴在邊旁的我,有些啞然和不解,覺得人家不是來相親,不是準備揭開一場神秘、溫馨而又轟轟烈烈的戀愛史,而是臨幸我家視察或調研,至于相親戀愛那樁兒事,文件上沒有寫,她的上級也沒有交代她領辦,于是就和她沒有關系了。

     事情就這樣,我客人、仆人樣站在屋子裡,直到叔叔發現我一直是站着,才“你坐呀”一聲讓我坐下來。

    一場人生的戀愛也就這麼開始了,宛若大幕拉開後,出場的我是一段木頭人。

    而對方,不是唱戲的演員而是指揮木偶的牽線人。

    太陽是種金黃色。

    我内心是種淡水色。

    門外的泡桐、榆樹都已開了花,郁香味在我家院裡無度地揮霍和飄灑。

    雞和鴨并不妨礙我的相親與戀愛,可它們還是被母親和姐姐趕到哪兒了。

    且在這個節點上,姐姐和母親,也都出門了,把偌大的院子、時間、房屋、寂靜一整兒地都給了叔叔和我和對象。

    能聽到院落外村街上走動着的腳步聲。

    能聽到被蟲蛀的泡桐花,淩空飄落摔在地上的砰啪聲。

     母親給姑娘和叔叔的碗裡各盛了四個荷包蛋,給我盛了兩個荷包蛋。

    十個雞蛋祭品一樣祭奠着我的相親戀愛史。

    記不得叔叔是否吃完了那一碗荷包蛋,但我把那兩個吃完後,對象吃了一個就把碗推在桌子上,說她不太愛聞土雞蛋裡的土腥味。

    然後我和叔叔就端着半空的碗,出屋朝大門口的竈房送。

    到竈房叔叔對我說:“你看人家多大方,你是軍官你也大方些。

    ”之後我們重又返回屋子裡,叔叔推說有事出去了,就把我和她留在了一場命運的遭際裡。

     戀愛開始了。

     我的心跳得像錘子敲在石闆上;像雷鳴擊在田野上。

     她那雙深藏在濃密睫毛下閃閃發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關注地盯着他的臉,仿佛在辨認他似的,接着又立刻轉向走近來的人群,仿佛在找尋什麼人。

    在這短促的一瞥中,伏倫斯基發現她臉上有一股被壓抑着的生氣,從她那雙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櫻唇中掠過,仿佛她身上洋溢着過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從眼睛的閃光裡,忽而從微笑中透露出來。

    她故意收起眼睛裡的光輝,但它違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約約的笑意中閃爍着。

     這是安娜第一次在見到伏倫斯基時,托爾斯泰寫出來的話。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氣味總是讓他想起愛情受阻後的命運。

     這是《霍亂時期的愛情》的開篇和一場久遠愛情的開門聲。

    一切就這樣原初着。

     一切也就這樣結束了。

     陽光在院裡如綢子落在水裡樣。

    雞鴨不在了,麻雀替代了它們的寵愛從院裡跳到屋子裡,公然在我們面前覓食吃。

    牆上幾十年如一日地貼着毛主席的像。

    像下幾十年如一日地擺着我奶奶的遺像和爺爺褪了色的黃牌位。

    家具無聲,麻雀卻有言。

    牆壁和牆壁上糊的舊報紙,還有頭頂用木闆架在空中放糧食的雜物棚,都在昭示着鄉村的曆史、現實和對人生的浪漫之想象。

    她總是跷着二郎腿。

    可我不喜她第一次見面就跷二郎腿。

     我們那時在沉默中說了這樣幾句話: “你家的麻雀真膽大。

    ”她有感而發道。

     我笑笑:“你在《牡丹》上發過詩?” 她很驕傲地瞟了我一眼。

     “我發過幾個短篇和一個獨幕劇。

    ”我貌似随意地對她說,“都在省刊和武漢軍區的刊物上。

    ” “那有什麼了不起!”她大聲說了這句後,再次看看我,又開始在半空晃着她的腳尖兒。

    我覺得她的跷腿和晃腳,把所有的時間占滿T,把空間占滿了,沒有留給我任何可說話的閑空和餘地。

    時間和空間,如是她的私産一樣和我沒關系。

    就這麼默默沉沉到最後,是無言說了提醒她的話,她見我總看她的二郎腿,才悄然止了晃着的腿,把這條腿從另外一條腿上取下來,用盯視的目光看着我。

     “我家窮得很。

    ”我這樣對她說。

     她把目光收回去:“我知道。

    ” “我父親有病你沒聽說吧?” “聽說了。

    ”她又莊嚴正經地瞟瞟我,突然問了别的事,“部隊還會打仗嗎?” “不知道。

    ”我把目光掃到另外某個地方去。

     然後無話了。

    母親、姐姐和媒人都從門外走回來,要給一對戀人燒飯吃。

    中午吃了肉撈面。

    第一、第二碗,端給我的對象和媒人叔。

    第三碗,端給一直在後院躲避着的我父親。

    父親在春暖中披着老棉襖,腳邊放着收音機。

    收音機裡正在播放豫劇《朝陽溝》。

    他在聽着戲,吃着對象沒有吃完的荷包蛋,見了我笑着問我道:“咋樣兒?”我朝着父親搖了頭。

    “為啥呢?”父親驚着問。

    我猶豫一會兒:“她一到家坐下就不停地跷着她的二郎腿。

    ” 父親想了一會兒:“那是大方一一公家的人。

    ” “是瞧不起咱們家。

    ”我很直白地肯定道。

     父親又想了一會兒:“結了婚咱們分開過,你對她說我不連累你們過日子。

    ” 我想了一會兒如想了一年樣:“再說吧。

    ”這是我對父親說的話,也是對我人生愛情的猶豫和規劃。

    幾天後,我離家又回部隊了。

    那時部隊一般請假都是包含路途不超一星期。

    回部隊後我給她寫了一封信,半月後她回我一封信。

    之後我又給她寫了第二封,二十來天後,她又回我第二封。

    接着我又給她寫了第三封,說如果你覺得我們的關系不合适,我們就到此打住吧。

    人生總是有很多不得不在中途打住的事。

    她接到信後便緊趕緊地給我回信說:“我沒說不行是你先說的,這兒我要謝謝你!” 一場戀愛也就這樣轟然開始、淡淡結束了。

    來得快,去得快,頗像田野上偶然吹來的一股風。

    最後要說的兩件事情是,我一直說不上來她長得好不好,一米六幾的個,似乎皮膚有些黑,可那更為油黑的頭發反讓她的皮膚潤黑而動人,深藏着一股田野的力量和田野的美。

    另外的一件事情是,那時的綠皮老火車,從我服役的河南商丘到豫西洛陽城,很奇怪去時需要六個多小時,返回也是六個多小時。

     人生來回的時間原來是相等的。

     戀愛如盛開在那個季節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場尴尬而壯觀的笑。

     又一次相親 當曆史溯回至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南線的戰熱,曾經在全國掀起了青年男女對軍人、英雄的崇拜潮,其讓人後味的景況是,當戰溫被時間風涼後,軍隊的軍官和士兵,找對象成了人道的困惑和疑難。

    軍營成了大齡青年的集中營,因此軍官和士兵,父母生病并不一定能請準假,但大齡者說要回家相對象,組織上十有八九會應準。

    我是以相對象的名義請假回家幫助父母收麥子,可也确實在收麥的時候又相了對象了。

    農曆六月的驕陽烤在頭頂上,人能嗅到頭發燒焦了的苦潮味,且你在頭上抓一把,隐約有一手窩的頭發灰。

    打麥場、将午時,遠遠近近都是烈日的毒辣和模糊。

    這一天,我和父親在麥場上揚麥時,麥場不遠處的大堤上,突然開來了一輛吉普車,有個人下車站在大堤上,大喚着我的名字朝我招着手,切急如他或我的生命裡生發了一件大事情。

     我和父親都,驚愕地呆在麥場上。

     —“快點呀!快點呀!” 看清了,那喚的是我家親戚吉伯伯。

    吉伯伯甚至喚着還在天空下面跺着腳,這樣我就慌忙丢下手中的揚場鍬,快步朝百米外的大堤跑過去。

    見了吉伯伯,他隻對我說了一句話:“快上車!”就推着我把我塞到了吉普車的後座上。

     車便喘着粗氣揚長而去了。

     丢掉父親、麥場、村莊和街道,我裹帶着炎熱、沉悶和臭汗,窩在陳舊老車裡猜測着命運裡的新事情。

    而坐在前排那個為我命運開路的人,當年是我們縣商業局局長的吉伯伯,用局長的沉默把氛圍凝塑為仿佛我們要趕赴刑場樣。

    在車上,他始終不說一句話,我也始終不敢多問一句啥,直到吉普車開出幾裡後,一直坐在前排的他,才扭頭說我父親為我的婚姻操碎了心,托人傳話告訴他,擔心我這輩子找不到對象打光棍。

    說現在一切問題都天好地好了。

    說在洛陽百貨樓上班的一個姑娘非常願意嫁給我,眼下隻看我同意不同意。

    并在車上很神秘地交代道,我們今天去洛陽相對象,姑娘并不知道我們去,到百貨樓門口他會把正上班的姑娘指給我,如果我相中看上了,他再去告訴姑娘說我同意,然後我再和姑娘真正見面、聊天、談戀愛。

    說若我公然見了姑娘又不同意,那會傷了人家姑娘的心。

     原來有姑娘沒有見我就同意嫁我了。

     且這姑娘不僅不是鄉村的,不是鎮上、縣城的,還是我心中的首都洛陽的。

    那時我的第一反應是,慌忙低頭看了一下我的腳一我的腳上是在打麥場上穿脫兩便的舊拖鞋。

    人怎麼能穿一雙又髒又舊的拖鞋去相對象、去談戀愛呢。

    我本能地用我的腳趾和拖鞋在車廂地上拱着和摳着,羞愧得仿佛姑娘正在盯着我的腳趾看。

    而我那身為一局之長的吉伯伯,這時發現我的頭上還頂着很多麥稭花,臉上有一層麥場上的灰:“你這樣多不尊重人家呀,得去哪兒找水洗把臉。

    ”他說着,又一直讓吉普車在鄉村通往城市的路上奔馳着。

    這就又走了幾十裡,到龍門山下邊,發現路邊有機井抽水在澆地,便停車讓我在路邊洗了臉,洗了鄉村的塵土與疲憊,也洗了脖頸、頭發和狀态,然後我們爽爽朗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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