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誰能定格一座正在噴發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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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從氣質和靈魂的意義上，隻屬于馬化騰。
在騰訊這個案例上，我們看到了馬化騰團隊所形成的極具個性的核心能力，我将之概括為“馬化騰的七種武器”，它們包括： 第一種武器：産品極簡主義。
由于起始于一個體積極小的IM（InstantMessaging，即時通信）工具，騰訊從第一天起就天然地具備了“産品”的概念，并且認為“少就是最合适的”“Don'tmakemethink！（别讓我思考！）”“讓功能存在于無形之中”，馬化騰本人是“細節美學”和“白癡主義”的偏執實踐者，這在中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界都是早慧的。
在PC時代，它的優勢并不明顯，而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則成為最具殺傷力的公司哲學。
騰訊也是工程師文化與産品經理文化融合的标本。
第二種武器：用戶驅動戰略。
早在2004年，馬化騰就提出，互聯網公司具有三種驅動力，即技術驅動、應用驅動、用戶和服務驅動，騰訊将着力于第三種能力的培養。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騰訊團隊探索并發掘對中國用戶的虛拟消費心理的掌握，他們把“虛拟道具”重新定義為用戶的“情感寄托”。
在技術上，騰訊形成了大數據下的用戶反饋體制，在應用性工具創新方面，提供了諸多中國式的理解。
第三種武器：内部賽馬機制。
互聯網世界的幾乎所有創新，都具備颠覆式特征，它們往往突發于邊緣，從微不足道的市場上浮現出來。
身在主流并取得成功的大型公司對之往往難以察覺。
在騰訊的18年發展史上，決定其命運的幾次重大産品創新，如QQ秀、QQ空間及微信，都不是最高層調研決策的結果，而來自中基層的自主突破，這一景象得益于馬化騰在内部形成的賽馬機制。
第四種武器：試錯疊代策略。
與以标準化、精确化為特征的工業經濟相比，互聯網經濟最本質的差異是對一切完美主義的叛逆。
“小步、疊代、試錯、快跑”，是所有互聯網公司取得成功的八字秘訣。
它要求公司在研發、反饋及疊代上，形成完全不同于制造業的制度構建。
在這一方面，騰訊的表現可謂典範。
第五種武器：生态養成模式。
作為全球員工規模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騰訊提供了管理超大型企業的中國經驗。
馬化騰是進化論和失控理論的擁趸。
面對巨大的不确定性，他試圖讓騰訊成為一家邊界模糊的生态組織。
他在QQ時代就提出讓互聯網“像水和電一樣融入生活當中”；在2013年前後，他進而提出“連接一切”和“互聯網+”的理念。
在對内、向外的雙重延展中，騰訊形成了柔性化的組織及競争模式。
第六種武器：資本整合能力。
騰訊是最早獲得風險投資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之一，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後，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投資風格。
馬化騰和劉熾平将騰訊的開放能力定義為流量和資本，将前者的優勢和戰略設想，轉化并放大為後者的動力。
騰訊是中國互聯網企業中最大、最激進的戰略型投資者之一。
第七種武器：專注創業初心。
創業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馬化騰，是改革開放之後的知識型創業者。
在他的創業初心中，改善财富狀況的需求讓位于個人興趣和改造社會的熱情。
在18年中，馬化騰幾乎摒棄了所有的公共表演，而一直沉浸于産品本身，這構成了他最鮮明的職業特征。
馬化騰的七種武器 兩個互聯網世界：美國的，中國的 本書記錄了騰訊崛起的經曆，并試圖以互聯網的視角，重新诠釋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的曲折與獨特性。
如果把互聯網看成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那麼，他的靈魂萌芽于何處？關于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解釋，而其答案的迥異，便構成不同的互聯網世界。
在美國，《時代》周刊曾經刊登過的一篇文章認為：今天的個人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之所以成為這樣，乃是繼承了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緻。
1968年前後，“二戰”之後出生的一代美國青年占領了所有的大學，對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會的厭倦讓他們起而反抗，于是從西海岸開始，爆發了一場以性解放、搖滾樂為主題的嬉皮士運動。
“不要告訴我世界是怎樣的，告訴我如何創造世界”，康奈爾大學的這句反抗口号風靡一時。
這場嬉皮士運動随着石油危機的到來，很快畫上了句号。
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卻如幽靈一般難以散去，它長久地在音樂、電影及裝置藝術領域徘徊，而那些吸食過大麻的工程師們則将它帶進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們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術打碎亨利·福特們所鑄造的機器王國。
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響的喬布斯所說，“電腦是人類所創造的最非同凡響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們思想的自行車”，自行車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讓人自由地抵達沒有軌道的目的地。
在電腦的胚胎裡成長起來的互聯網，是一個四處飄揚着自由旗幟的混沌世界。
自互聯網誕生以來，網絡世界裡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網絡文化與精神，其内涵類似于嬉皮士文化。
從喬布斯、楊緻遠、貝佐斯，到布林、紮克伯格、馬斯克，在這些人的身上——他們并不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國人”，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東歐、俄羅斯或中國台灣的新移民——無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學、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惡”。
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是，當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被引入中國的時候，這個國家正在變成一個世俗的商業社會。
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躍的評論家洪
在騰訊這個案例上，我們看到了馬化騰團隊所形成的極具個性的核心能力，我将之概括為“馬化騰的七種武器”，它們包括： 第一種武器：産品極簡主義。
由于起始于一個體積極小的IM（InstantMessaging，即時通信）工具，騰訊從第一天起就天然地具備了“産品”的概念，并且認為“少就是最合适的”“Don'tmakemethink！（别讓我思考！）”“讓功能存在于無形之中”，馬化騰本人是“細節美學”和“白癡主義”的偏執實踐者，這在中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界都是早慧的。
在PC時代，它的優勢并不明顯，而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則成為最具殺傷力的公司哲學。
騰訊也是工程師文化與産品經理文化融合的标本。
第二種武器：用戶驅動戰略。
早在2004年，馬化騰就提出，互聯網公司具有三種驅動力，即技術驅動、應用驅動、用戶和服務驅動，騰訊将着力于第三種能力的培養。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騰訊團隊探索并發掘對中國用戶的虛拟消費心理的掌握，他們把“虛拟道具”重新定義為用戶的“情感寄托”。
在技術上，騰訊形成了大數據下的用戶反饋體制，在應用性工具創新方面，提供了諸多中國式的理解。
第三種武器：内部賽馬機制。
互聯網世界的幾乎所有創新，都具備颠覆式特征，它們往往突發于邊緣，從微不足道的市場上浮現出來。
身在主流并取得成功的大型公司對之往往難以察覺。
在騰訊的18年發展史上，決定其命運的幾次重大産品創新，如QQ秀、QQ空間及微信，都不是最高層調研決策的結果，而來自中基層的自主突破，這一景象得益于馬化騰在内部形成的賽馬機制。
第四種武器：試錯疊代策略。
與以标準化、精确化為特征的工業經濟相比，互聯網經濟最本質的差異是對一切完美主義的叛逆。
“小步、疊代、試錯、快跑”，是所有互聯網公司取得成功的八字秘訣。
它要求公司在研發、反饋及疊代上，形成完全不同于制造業的制度構建。
在這一方面，騰訊的表現可謂典範。
第五種武器：生态養成模式。
作為全球員工規模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騰訊提供了管理超大型企業的中國經驗。
馬化騰是進化論和失控理論的擁趸。
面對巨大的不确定性，他試圖讓騰訊成為一家邊界模糊的生态組織。
他在QQ時代就提出讓互聯網“像水和電一樣融入生活當中”；在2013年前後，他進而提出“連接一切”和“互聯網+”的理念。
在對内、向外的雙重延展中，騰訊形成了柔性化的組織及競争模式。
第六種武器：資本整合能力。
騰訊是最早獲得風險投資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之一，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後，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投資風格。
馬化騰和劉熾平将騰訊的開放能力定義為流量和資本，将前者的優勢和戰略設想，轉化并放大為後者的動力。
騰訊是中國互聯網企業中最大、最激進的戰略型投資者之一。
第七種武器：專注創業初心。
創業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馬化騰，是改革開放之後的知識型創業者。
在他的創業初心中，改善财富狀況的需求讓位于個人興趣和改造社會的熱情。
在18年中，馬化騰幾乎摒棄了所有的公共表演，而一直沉浸于産品本身，這構成了他最鮮明的職業特征。
馬化騰的七種武器 兩個互聯網世界：美國的，中國的 本書記錄了騰訊崛起的經曆，并試圖以互聯網的視角，重新诠釋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進程中的曲折與獨特性。
如果把互聯網看成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那麼，他的靈魂萌芽于何處？關于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解釋，而其答案的迥異，便構成不同的互聯網世界。
在美國，《時代》周刊曾經刊登過的一篇文章認為：今天的個人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之所以成為這樣，乃是繼承了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緻。
1968年前後，“二戰”之後出生的一代美國青年占領了所有的大學，對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會的厭倦讓他們起而反抗，于是從西海岸開始，爆發了一場以性解放、搖滾樂為主題的嬉皮士運動。
“不要告訴我世界是怎樣的，告訴我如何創造世界”，康奈爾大學的這句反抗口号風靡一時。
這場嬉皮士運動随着石油危機的到來，很快畫上了句号。
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卻如幽靈一般難以散去，它長久地在音樂、電影及裝置藝術領域徘徊，而那些吸食過大麻的工程師們則将它帶進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們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術打碎亨利·福特們所鑄造的機器王國。
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響的喬布斯所說，“電腦是人類所創造的最非同凡響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們思想的自行車”，自行車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讓人自由地抵達沒有軌道的目的地。
在電腦的胚胎裡成長起來的互聯網，是一個四處飄揚着自由旗幟的混沌世界。
自互聯網誕生以來，網絡世界裡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網絡文化與精神，其内涵類似于嬉皮士文化。
從喬布斯、楊緻遠、貝佐斯，到布林、紮克伯格、馬斯克，在這些人的身上——他們并不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美國人”，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東歐、俄羅斯或中國台灣的新移民——無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學、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惡”。
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是，當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被引入中國的時候，這個國家正在變成一個世俗的商業社會。
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躍的評論家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