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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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連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是，在内心深處，這個想法竟讓我感到一絲愉悅。
畢竟，父親不就是要保護女兒嗎？這意味着我對他來說還是重要的……但為什麼他要用匿名信這種迂回的方式，而不是自己去一趟未成年人偵訊所呢？荒唐。
不，這不是他的作風。
算了，誰知道呢，他總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 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們把所有認識的人都猜了個遍，連最不可能的情況都想到了。
在這首屆備戰會議接近尾聲時，我周圍親近的人都變得可疑了起來。
而與G不合的人裡卻沒有一個被懷疑是這封匿名信的作者。
裡面有太多關于我的細節了。
“隻可能是熟悉你們的人。
”G一邊下結論，一邊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母親。
G後來還被未成年人偵訊所傳喚了四次。
因為警察們後來又收到一連串類似的舉報信。
這些信件愈發陰險，愈發侵擾，且一連持續好幾個月。
G也讀到了其中的絕大部分。
對于我母親的朋友們來說，我和G的關系是人盡皆知的秘密，但在這個小圈子之外，我們還是需要非常小心謹慎。
出門要盡量不引人注目。
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頭被圍捕的野獸。
始終被監視着的感覺讓我産生了某種偏執，與此同時還有持續不斷的負罪感。
在街上，我緊緊地貼着牆走，去G家繞的路也越來越複雜。
我們再也不同時到達，他先到，我則等半個小時再去。
我們再也不牽手走路。
我們再也不一起在盧森堡公園裡散步。
第三次被傳喚到熱斯夫雷堤岸後，當然，用警察的話來說，一直都是走個過場，G終于開始感到不安了。
某天，在他家床上待了一個下午後，我們匆忙地往樓下走，我走得急，差點撞上一對正在上樓的年輕男女。
我一邊向他們禮貌地問好，一邊繼續下樓。
當他們碰到G的時候，我聽見他們對他說：“M先生嗎？我們是未成年人偵訊所的。
”想必，就連警察也會收看電視上的文學節目，因為這兩個人盡管從未與G謀面，也立即認出了他。
“是我，”他用一種溫柔和放松的聲音回答道，“你們找我有什麼事情嗎？”他的鎮靜讓我吃了一驚，因為此時的我正像一片風中的葉子那樣瑟瑟發抖。
我是應該拔腿就跑，還是藏在樓梯的某個角落，或者大叫着替他辯護并大聲宣稱我愛他，以此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讓他逃跑？我很快意識到這些都沒有必要。
對話進行得很愉快。
“我們想和您談談，M先生。
”“沒問題，隻是我現在要去一家書店參加簽售會，你們能不能換個時間再來呢？”“當然可以，M先生。
” G看向我，繼續說道：“請允許我先和這位來向我請教功課的年輕女同學告别。
”然後他握了下我的手，慢慢地對我眨了眨眼。
“隻是例行公事地拜訪您一下。
”那位女士說道。
“啊，你們不是來逮捕我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話（笑）。
”“當然不是，M先生。
如果您方便的話，我們可以明天再來。
” G毫不擔心自己會被拘捕。
他的公寓裡已經沒有任何我存在過的痕迹了。
但是，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我們差點就被抓了個現行。
為什麼兩位警官都沒有注意到我這個小女孩呢？舉報信中提到的是一位“十三歲的小女孩V”。
沒錯，我已經十四歲了，甚至看上去可能更年長一些。
不過，他們對我的懷疑居然如此之少，還是讓人難以置信。
G在旅館裡年租了一間房來躲避未成年人偵訊所的審查（他稱之為“迫害”）。
他之所以會選擇這家不起眼的旅館，是因為它的位置很理想。
旅館就在我學校正對面的街上，同時背靠一家G常去的餐廳。
某位無條件地支持他工作的慷慨的資助者，贊助了這筆價值不菲的投資。
如果不這樣做，警察一直追着不放的話，G還怎麼寫作呢？藝術才是最重要的！ 和他距離盧森堡公園不遠的小公寓一樣，這裡一進門也是一張床，很大，占據了房間的中心。
比起坐着或站着，G更多時候是躺着，他的生活以及我的生活，都将和這張床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我愈加頻繁地在這間房裡過夜，不再回家，除非母親強制。
有一天，G得知他的眼睛受到了嚴重的真菌感染。
艾滋病毒是第一個被懷疑的對象。
漫長的一周裡，我們都焦急地等待着化驗結果。
我并不害怕，内心已視自己為悲劇中的女主角，為愛而死，何等殊榮！我溫柔地抱着G，輕聲地對他這麼說。
不過，他看上去遠沒有那麼鎮定。
他的一位朋友得了這種病，已病入膏肓，疾病讓他的皮膚上布滿了深色的斑痕。
因此G知道這種病毒的厲害，先是身體的衰弱，然後是不可避免的死亡。
沒有什麼比肉體的衰敗更讓他害怕的了，他的一舉一動中都充滿了恐慌。
G住進了醫院，等待進行所有必要的檢查，并随之接受了相應的治療。
關于艾滋病的可能被排除了。
某一天，電話鈴響了，我正好在他病房裡，坐在他床邊，便接起了電話。
一位聽上去很尊貴的女士想要和G說話。
我問她是誰，她用鄭重的語氣回答道：共和國總統在等着聽電話。
我後來才知道，G一直在他的錢包裡放着一封總統給他的信，信中對他的文筆和廣博學識贊不絕口。
這封信對G來說就是一個護身符。
萬一被捕，他覺得這封信可以救他。
最終G并沒有在醫院待多久。
他先是散出消息說自己得了艾滋病（一旦确信自己沒得這病，做起來就簡單多了），然後戴上了新墨鏡，将臉遮住更多，一直戴着，并拄上了一根手杖。
我開始有點明白他的把戲了。
他喜歡把自己的處境戲劇化，以博取同情。
他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成為他的談資。
随着新書的出版，G受邀參加知名度最高的一檔文學節目，它可以稱得上是作家心中的麥加。
他讓我和他一起去。
坐在載我們去電視台錄影棚的出租車裡，我将鼻子緊緊地貼在車窗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昏暗的街燈下，擁有百年曆史的房子飛快掠過，建築，樹木，行人，情侶。
夜幕降臨。
G還是戴着他始終不變的黑色墨鏡。
但透過塑料墨鏡片，我能感覺到他對我不滿的目光。
“誰讓你化妝的？”他終于沒忍住。
“我……我不知道，今晚，是個特别的場合，我想要漂漂亮亮的，為了你，為了讓你高興……” “你又為什麼會覺得
畢竟，父親不就是要保護女兒嗎？這意味着我對他來說還是重要的……但為什麼他要用匿名信這種迂回的方式，而不是自己去一趟未成年人偵訊所呢？荒唐。
不，這不是他的作風。
算了，誰知道呢，他總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 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們把所有認識的人都猜了個遍，連最不可能的情況都想到了。
在這首屆備戰會議接近尾聲時，我周圍親近的人都變得可疑了起來。
而與G不合的人裡卻沒有一個被懷疑是這封匿名信的作者。
裡面有太多關于我的細節了。
“隻可能是熟悉你們的人。
”G一邊下結論，一邊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母親。
G後來還被未成年人偵訊所傳喚了四次。
因為警察們後來又收到一連串類似的舉報信。
這些信件愈發陰險，愈發侵擾，且一連持續好幾個月。
G也讀到了其中的絕大部分。
對于我母親的朋友們來說，我和G的關系是人盡皆知的秘密，但在這個小圈子之外，我們還是需要非常小心謹慎。
出門要盡量不引人注目。
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頭被圍捕的野獸。
始終被監視着的感覺讓我産生了某種偏執，與此同時還有持續不斷的負罪感。
在街上，我緊緊地貼着牆走，去G家繞的路也越來越複雜。
我們再也不同時到達，他先到，我則等半個小時再去。
我們再也不牽手走路。
我們再也不一起在盧森堡公園裡散步。
第三次被傳喚到熱斯夫雷堤岸後，當然，用警察的話來說，一直都是走個過場，G終于開始感到不安了。
某天，在他家床上待了一個下午後，我們匆忙地往樓下走，我走得急，差點撞上一對正在上樓的年輕男女。
我一邊向他們禮貌地問好，一邊繼續下樓。
當他們碰到G的時候，我聽見他們對他說：“M先生嗎？我們是未成年人偵訊所的。
”想必，就連警察也會收看電視上的文學節目，因為這兩個人盡管從未與G謀面，也立即認出了他。
“是我，”他用一種溫柔和放松的聲音回答道，“你們找我有什麼事情嗎？”他的鎮靜讓我吃了一驚，因為此時的我正像一片風中的葉子那樣瑟瑟發抖。
我是應該拔腿就跑，還是藏在樓梯的某個角落，或者大叫着替他辯護并大聲宣稱我愛他，以此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讓他逃跑？我很快意識到這些都沒有必要。
對話進行得很愉快。
“我們想和您談談，M先生。
”“沒問題，隻是我現在要去一家書店參加簽售會，你們能不能換個時間再來呢？”“當然可以，M先生。
” G看向我，繼續說道：“請允許我先和這位來向我請教功課的年輕女同學告别。
”然後他握了下我的手，慢慢地對我眨了眨眼。
“隻是例行公事地拜訪您一下。
”那位女士說道。
“啊，你們不是來逮捕我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話（笑）。
”“當然不是，M先生。
如果您方便的話，我們可以明天再來。
” G毫不擔心自己會被拘捕。
他的公寓裡已經沒有任何我存在過的痕迹了。
但是，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我們差點就被抓了個現行。
為什麼兩位警官都沒有注意到我這個小女孩呢？舉報信中提到的是一位“十三歲的小女孩V”。
沒錯，我已經十四歲了，甚至看上去可能更年長一些。
不過，他們對我的懷疑居然如此之少，還是讓人難以置信。
G在旅館裡年租了一間房來躲避未成年人偵訊所的審查（他稱之為“迫害”）。
他之所以會選擇這家不起眼的旅館，是因為它的位置很理想。
旅館就在我學校正對面的街上，同時背靠一家G常去的餐廳。
某位無條件地支持他工作的慷慨的資助者，贊助了這筆價值不菲的投資。
如果不這樣做，警察一直追着不放的話，G還怎麼寫作呢？藝術才是最重要的！ 和他距離盧森堡公園不遠的小公寓一樣，這裡一進門也是一張床，很大，占據了房間的中心。
比起坐着或站着，G更多時候是躺着，他的生活以及我的生活，都将和這張床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我愈加頻繁地在這間房裡過夜，不再回家，除非母親強制。
有一天，G得知他的眼睛受到了嚴重的真菌感染。
艾滋病毒是第一個被懷疑的對象。
漫長的一周裡，我們都焦急地等待着化驗結果。
我并不害怕，内心已視自己為悲劇中的女主角，為愛而死，何等殊榮！我溫柔地抱着G，輕聲地對他這麼說。
不過，他看上去遠沒有那麼鎮定。
他的一位朋友得了這種病，已病入膏肓，疾病讓他的皮膚上布滿了深色的斑痕。
因此G知道這種病毒的厲害，先是身體的衰弱，然後是不可避免的死亡。
沒有什麼比肉體的衰敗更讓他害怕的了，他的一舉一動中都充滿了恐慌。
G住進了醫院，等待進行所有必要的檢查，并随之接受了相應的治療。
關于艾滋病的可能被排除了。
某一天，電話鈴響了，我正好在他病房裡，坐在他床邊，便接起了電話。
一位聽上去很尊貴的女士想要和G說話。
我問她是誰，她用鄭重的語氣回答道：共和國總統在等着聽電話。
我後來才知道，G一直在他的錢包裡放着一封總統給他的信，信中對他的文筆和廣博學識贊不絕口。
這封信對G來說就是一個護身符。
萬一被捕，他覺得這封信可以救他。
最終G并沒有在醫院待多久。
他先是散出消息說自己得了艾滋病（一旦确信自己沒得這病，做起來就簡單多了），然後戴上了新墨鏡，将臉遮住更多，一直戴着，并拄上了一根手杖。
我開始有點明白他的把戲了。
他喜歡把自己的處境戲劇化，以博取同情。
他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成為他的談資。
随着新書的出版，G受邀參加知名度最高的一檔文學節目，它可以稱得上是作家心中的麥加。
他讓我和他一起去。
坐在載我們去電視台錄影棚的出租車裡，我将鼻子緊緊地貼在車窗上，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昏暗的街燈下，擁有百年曆史的房子飛快掠過，建築，樹木，行人，情侶。
夜幕降臨。
G還是戴着他始終不變的黑色墨鏡。
但透過塑料墨鏡片，我能感覺到他對我不滿的目光。
“誰讓你化妝的？”他終于沒忍住。
“我……我不知道，今晚，是個特别的場合，我想要漂漂亮亮的，為了你，為了讓你高興……” “你又為什麼會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