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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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寫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
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隻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編的雜志《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于《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
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３〕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
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号“中國人是善于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别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
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争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于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着一種同仇敵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Ａ君告訴我在兩廣戰争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翺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争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争也作如是觀。
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着香槟相視而笑。
什麼“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争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争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随着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着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
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會月報》。
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
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衆語特輯”的八月号。
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于大衆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
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争執罷。
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隻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衆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衆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
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衆許多話“發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确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衆語去的作品”。
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衆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産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
”還是“歸”到都會裡“來”揚起小資産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于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
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
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于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衆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于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裡，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５〕投稿的，每天登一節。
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删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６〕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
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
凡是對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
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隻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編的雜志《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于《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
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會月報》〔３〕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
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号“中國人是善于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别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
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争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于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着一種同仇敵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Ａ君告訴我在兩廣戰争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翺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争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争也作如是觀。
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着香槟相視而笑。
什麼“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争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争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随着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着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
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會月報》。
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
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衆語特輯”的八月号。
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于大衆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
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争執罷。
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隻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衆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衆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
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衆許多話“發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确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衆語去的作品”。
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衆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産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
”還是“歸”到都會裡“來”揚起小資産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于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
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
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于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衆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于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周刊編者信》裡，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５〕投稿的，每天登一節。
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删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６〕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
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并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
凡是對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