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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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遺山〔２〕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
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将崔立〔３〕頌德者，是否确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于元。
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于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４〕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
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
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
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
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
雖然，我姑以理谕之。
’……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
’祁等固辭而别。
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
好問意未惬，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５〕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６〕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
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内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
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緻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于《元史》《張德輝》〔７〕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
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
……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觐，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從之。
”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并無訾議。
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既沾，雖已将“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
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卻也日甚了。
餘阙〔８〕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師，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
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并不冷落。
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
……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将校，累功多至節制。
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
……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
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笾豆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
……雖天道
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将崔立〔３〕頌德者，是否确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于元。
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于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４〕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
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
翟奕以
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
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
雖然，我姑以理谕之。
’……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
’祁等固辭而别。
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
好問意未惬，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５〕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６〕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
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内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
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緻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于《
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
……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觐，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從之。
”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并無訾議。
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既沾，雖已将“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
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卻也日甚了。
餘阙〔８〕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雲——“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
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師，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
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并不冷落。
同書《送範立中赴襄陽詩序》雲——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
……故民之豪傑者，皆去而為将校，累功多至節制。
郡中衣冠之族，惟範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
……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
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笾豆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
……雖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