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
關燈
小
中
大
問題。
對于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并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緻的；越古，就越一緻。
〔１７〕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緻，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将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１８〕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
至于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緻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并非周秦大衆語。
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将《書經》裡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１９〕，也不過在特别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裡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
我看也很難說。
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别人文章的脾氣的。
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２２〕記的就兩樣。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删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
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裡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删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緻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
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
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
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于是文章成為奇貨了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
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
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裡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
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于特權者。
至于平民，那是不識字的，并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于資格，他不配。
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
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２３〕，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着什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并且有了神秘性。
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挂着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于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
文字既然含着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
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于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
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
所以，對于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裡；克羅蒂亞（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于舊生活剛夠用。
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衆，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
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
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嚴，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
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
〔２５〕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别人點不斷〔２６〕，李賀的詩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為了這緣故。
還有一種方法是将字寫得别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裡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２９〕，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３０〕。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難，卻還想它和大衆有緣，怎麼辦得到。
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
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裡出發的；現在論大衆語，說大衆隻要教給“千字課”〔３１〕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裡。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３２〕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
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裡，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
然而作家卻有的。
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
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
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麼記号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
不要笑，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
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３４〕裡的頭一篇，所以吓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
“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裡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
王官〔３５〕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
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３６〕，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别人的記錄。
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３７〕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３８〕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
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
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着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
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
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
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将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麼交代？ 将文字交給大衆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衆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４０〕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
《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
倘要寫出心裡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
譬如牢監，的确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隻能在這圈子裡行立坐卧，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栅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４１〕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
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晖〔４２〕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
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制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
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
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
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
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
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
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拼法還太繁。
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
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裡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
對于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并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緻的；越古，就越一緻。
〔１７〕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緻，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将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１８〕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
至于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緻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并非周秦大衆語。
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将《書經》裡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１９〕，也不過在特别情況之下，采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裡采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
我看也很難說。
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别人文章的脾氣的。
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
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鬥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删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隻是一個提要。
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裡的科白，也都是提要，隻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删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緻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
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
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
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于是文章成為奇貨了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
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
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裡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
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于特權者。
至于平民，那是不識字的，并非缺少學費，隻因為限于資格，他不配。
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
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２３〕，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着什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并且有了神秘性。
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挂着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于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
文字既然含着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
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于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
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
所以，對于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
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裡；克羅蒂亞（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隻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于舊生活剛夠用。
他們革新的時候，就隻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衆，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
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
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嚴，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
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
〔２５〕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别人點不斷〔２６〕，李賀的詩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為了這緣故。
還有一種方法是将字寫得别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裡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２９〕，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３０〕。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難，卻還想它和大衆有緣，怎麼辦得到。
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
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裡出發的；現在論大衆語，說大衆隻要教給“千字課”〔３１〕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裡。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３２〕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譯名。
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裡，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
然而作家卻有的。
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
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
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麼記号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
不要笑，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
就是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３４〕裡的頭一篇，所以吓得我們隻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
“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裡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
王官〔３５〕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
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３６〕，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别人的記錄。
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３７〕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３８〕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
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
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着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
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
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
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将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麼交代？ 将文字交給大衆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衆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４０〕但那主意，是隻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
《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隻夠記賬，寫信。
倘要寫出心裡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
譬如牢監，的确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隻能在這圈子裡行立坐卧，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栅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４１〕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
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晖〔４２〕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
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制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
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
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
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
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隻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
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
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拼法還太繁。
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
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裡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