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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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政策》〔1〕
後記〔2〕
這一部書，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輯譯的本子為底本，從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間開手翻譯，陸續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
在那第一本的《編校後記》上，曾經寫着下文那樣的一些話—— “俄國的關于文藝的争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3〕介紹過，這裡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書的續編。
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了。
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也不過兩派。
即對于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5〕的人們，布哈林〔6〕們自然也主張支持無産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
發言的人們之中，好幾個是委員，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萊夫〔7〕，托羅茲基〔8〕，盧那卡爾斯基等；也有‘鍛冶廠’〔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瓦進，烈烈威支〔11〕，阿衛巴赫，羅陀夫，培賽勉斯基〔12〕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裡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面，都有署名在那裡。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于一個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編輯者。
對于他所作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
這意思在評議會〔14〕的論争上也可見。
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羅斯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
現在是托羅茲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于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别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有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随時補正。
” 但直到現在，首尾三年，終于未曾得到一封這樣的信劄，所以其中的缺憾，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
反之，對于譯者本身的笑罵卻頗不少的，至今未絕。
我曾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提到一點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現在就摘抄幾段在下面—— “從前年以來，對于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
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緻命傷。
……于是我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
對于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
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
但我從别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
并且還夾雜着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裡去的‘報複’。
……然而，我也願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
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18〕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别
在那第一本的《編校後記》上，曾經寫着下文那樣的一些話—— “俄國的關于文藝的争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3〕介紹過，這裡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書的續編。
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了。
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也不過兩派。
即對于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4〕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5〕的人們，布哈林〔6〕們自然也主張支持無産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
發言的人們之中，好幾個是委員，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萊夫〔7〕，托羅茲基〔8〕，盧那卡爾斯基等；也有‘鍛冶廠’〔9〕一派，如普列忒内夫〔10〕；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瓦進，烈烈威支〔11〕，阿衛巴赫，羅陀夫，培賽勉斯基〔12〕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裡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面，都有署名在那裡。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于一個瓦浪斯基——《赤色新地》〔13〕的編輯者。
對于他所作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
這意思在評議會〔14〕的論争上也可見。
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羅斯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
現在是托羅茲基，拉迪克〔15〕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于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别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有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随時補正。
” 但直到現在，首尾三年，終于未曾得到一封這樣的信劄，所以其中的缺憾，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
反之，對于譯者本身的笑罵卻頗不少的，至今未絕。
我曾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提到一點大略，登在《萌芽》〔16〕第三本上，現在就摘抄幾段在下面—— “從前年以來，對于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
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緻命傷。
……于是我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
對于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
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17〕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
但我從别國裡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
并且還夾雜着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裡去的‘報複’。
……然而，我也願意于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
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18〕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