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象牙之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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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白一割的創痛，比未割的腫痛要快活得多。
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腫痛提醒，而後将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
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确的。
他們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國，後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14〕，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15〕。
蘭學〔16〕盛行之後，又不見有齊名林那，奈端，達爾文〔17〕等輩的學者；但是，在植物學，地震學，醫學上，他們是已經著了相當的功績的，也許是著者因為正在針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殺了。
但總而言之，畢竟并無固有的文明和偉大的世界的人物；當兩國的交情很壞的時候，我們的論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
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适合于生存。
不像幸存的古國，恃着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
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并不比為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
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它的很不少。
那事後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地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雲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曆史，所以無價值。
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緻相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豈不是改革麼？曆史是過去的陳迹，國民性可改造于将來，在改革者的眼裡，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無物的。
在本書中，就有這樣意思的話。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18〕一樣，中國也有了許多分赴歐，美，日本的留學生。
現在文章裡每看見“莎士比亞”〔19〕四個字，大約便是遠哉遙遙，從異域持來的罷。
然而且吃大菜，勿談政事，好在歐文，疊更司〔20〕，德富蘆花〔21〕的著作，已有經林纾〔22〕譯出的了。
做買賣軍火的中人，充遊曆官的翻譯，便自有摩托車墊輸入臀下，這文化确乎是迩來新到的。
他們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擇得頗有些和我們異趣。
所以日本雖然采取了許多中國文明，刑法上卻不用淩遲，宮庭中仍無太監，婦女們也終于不纏足。
但是，他們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态，簡直可以疑心是說着中國。
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沒有底力；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着幽魂生活這些話。
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們中國的傳染，那便是遊泳在東方文明裡的人們都如此，真是如所謂“把好花來比美人，不僅僅中國人有這樣觀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樣的觀念”了。
但我們也無須讨論這些的淵源，著者既以為這是重病，診斷之後，開出一點藥方來了，則在同病的中國，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們的參考或服用，也如金雞納霜〔23〕既能醫日本人的瘧疾，即也能醫治中國人的一般。
我記得“拳亂”〔24〕時候（庚子）的外人，多說中國壞，現在卻常聽到他們贊賞中國的古文明。
中國成為他們恣意享樂的樂土的時候，似乎快要臨頭了；我深憎惡那些贊賞。
但是，最幸福的事實在是莫過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時，春天看看上野〔25〕的櫻花，冬天曾往松島〔26〕去看過松樹和雪，何嘗覺得有著者所數說似的那些可厭事。
然而，即使覺到，大概也不至于有那麼憤懑的。
可惜回國以來，将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
本書所舉的西洋的人名，書名等，現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讀者的參考。
但這在我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著者的專門是英文學，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識。
凡這些工作，都是韋素園，韋叢蕪，李霁野〔27〕，許季黻四君幫助我做的；還有全書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厚意。
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曆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颠倒。
至于幾處不用“的”字而用“底”字的緣故，則和譯《苦悶的象征》相同，現在就将那《引言》裡關于這字的說明，照鈔在下面：—— “……凡形容詞與名詞相連成一名詞者，其間用‘底’字，例如socialbeing為社會底存在物，Psy^chischeTra－uma為精神底傷害等；又，形容詞之由别種品詞轉來，語尾有－tive，－tic之類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寫為思索底，羅曼底。
”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魯迅。
※※※ 〔1〕《出了
這就是所謂“痛快”罷？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腫痛提醒，而後将這“痛快”分給同病的人們。
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确的。
他們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國，後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14〕，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15〕。
蘭學〔16〕盛行之後，又不見有齊名林那，奈端，達爾文〔17〕等輩的學者；但是，在植物學，地震學，醫學上，他們是已經著了相當的功績的，也許是著者因為正在針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殺了。
但總而言之，畢竟并無固有的文明和偉大的世界的人物；當兩國的交情很壞的時候，我們的論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
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适合于生存。
不像幸存的古國，恃着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
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為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并不比為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
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它的很不少。
那事後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地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雲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曆史，所以無價值。
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緻相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豈不是改革麼？曆史是過去的陳迹，國民性可改造于将來，在改革者的眼裡，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無物的。
在本書中，就有這樣意思的話。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18〕一樣，中國也有了許多分赴歐，美，日本的留學生。
現在文章裡每看見“莎士比亞”〔19〕四個字，大約便是遠哉遙遙，從異域持來的罷。
然而且吃大菜，勿談政事，好在歐文，疊更司〔20〕，德富蘆花〔21〕的著作，已有經林纾〔22〕譯出的了。
做買賣軍火的中人，充遊曆官的翻譯，便自有摩托車墊輸入臀下，這文化确乎是迩來新到的。
他們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擇得頗有些和我們異趣。
所以日本雖然采取了許多中國文明，刑法上卻不用淩遲，宮庭中仍無太監，婦女們也終于不纏足。
但是，他們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态，簡直可以疑心是說着中國。
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沒有底力；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着幽魂生活這些話。
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們中國的傳染，那便是遊泳在東方文明裡的人們都如此，真是如所謂“把好花來比美人，不僅僅中國人有這樣觀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樣的觀念”了。
但我們也無須讨論這些的淵源，著者既以為這是重病，診斷之後，開出一點藥方來了，則在同病的中國，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們的參考或服用，也如金雞納霜〔23〕既能醫日本人的瘧疾，即也能醫治中國人的一般。
我記得“拳亂”〔24〕時候（庚子）的外人，多說中國壞，現在卻常聽到他們贊賞中國的古文明。
中國成為他們恣意享樂的樂土的時候，似乎快要臨頭了；我深憎惡那些贊賞。
但是，最幸福的事實在是莫過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時，春天看看上野〔25〕的櫻花，冬天曾往松島〔26〕去看過松樹和雪，何嘗覺得有著者所數說似的那些可厭事。
然而，即使覺到，大概也不至于有那麼憤懑的。
可惜回國以來，将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
本書所舉的西洋的人名，書名等，現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讀者的參考。
但這在我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著者的專門是英文學，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識。
凡這些工作，都是韋素園，韋叢蕪，李霁野〔27〕，許季黻四君幫助我做的；還有全書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厚意。
文句仍然是直譯，和我曆來所取的方法一樣；也竭力想保存原書的口吻，大抵連語句的前後次序也不甚颠倒。
至于幾處不用“的”字而用“底”字的緣故，則和譯《苦悶的象征》相同，現在就将那《引言》裡關于這字的說明，照鈔在下面：—— “……凡形容詞與名詞相連成一名詞者，其間用‘底’字，例如socialbeing為社會底存在物，Psy^chischeTra－uma為精神底傷害等；又，形容詞之由别種品詞轉來，語尾有－tive，－tic之類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寫為思索底，羅曼底。
”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魯迅。
※※※ 〔1〕《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