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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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比例超過20∶1.由于農民數量要多得多，所以那些“謙恭有禮，做事井井有條”的人也常常隻能成為坐在拖拉機上的農民，而不可能是坐在圖書館咨詢台後的管理員。
但是，我們發現實驗對象往往忽略這些相關的統計數據，而僅僅依賴于相似度來作出判斷。
于是，我們提出如下觀點：人們把相似度當成一種簡單的啟發手段（簡單地說就是經驗法則）來作艱難的判斷。
對這種啟發性手段的依賴必然會造成其預測帶有成見（系統性失誤）。
還有一次，阿莫斯和我想知道我們這所大學的教授們的離婚率是多少。
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立即勾起了我們腦海中的記憶，我們倆不由想起自己知道或聽說的那些離了婚的教授。
于是我們就憑着腦海中這些事例對這個離婚率問題作出判斷。
我們把這種依靠記憶作出判斷的方法稱為可得性法則。
在一項研究中，我們讓調查對象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指定的一篇英語課文中的單詞相關： 請思考字母K. 請問字母K是更多地出現在單詞的首字母位置上還是第三個字母位置上？ 玩拼字遊戲的人都知道，想起以某個字母開頭的單詞要比想起它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單詞容易得多。
字母表中任何一個字母都适用于此法則。
因此我們料到，盡管有些字母（比如K、L、N、R、V）出現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頻率更高，但是被調查對象的回答肯定會誇大所有字母出現在單詞首字母位置上的頻率。
這種情形再一次表明，對經驗法則的依賴必然會導緻人們判斷時的成見。
例如，我曾一度認為通奸在政客中較普遍，在醫生或律師中則沒那麼多見，但我最近對此産生了懷疑。
我甚至曾為原來的那個“事實”作出若幹解釋，包括權力的催情效果、出門在外受到的誘惑等。
而我最終意識到，政客的過錯隻不過更容易被曝光而已，而醫生和律師的過錯卻少有人報道。
我的直覺印象可以完全歸咎于記者對主題的選擇和我對可得性法則的依賴。
阿莫斯和我用幾年的時間來研究并記錄在不同任務中體現的直覺思考所存在的成見，這些任務包括對事件的概率賦值、對未來進行預測、對假設進行評估，以及對頻率進行預估等。
在合作的第五年，我們撰文将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發表在《科學》雜志上，這份雜志的讀者包括很多領域的學者。
那篇文章（本書的最後附有全文）描述了直覺思考的簡單快捷，列出了在啟發法中表現出的大約20種成見，還包括啟發法在判定中的作用。
科學史學家常指出，某一特定領域的學者在任何時候都願意和他人分享關于本學科的觀點。
社會科學家也是如此。
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人性，認為大多數關于人類特有行為的讨論都應以此為背景，這一觀點幾乎從未受到質疑。
關于人性，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科學家廣泛接納了兩種觀點。
第一，人大體而言都是理性的，其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
第二，恐懼、喜愛和憎恨這樣的情感能夠為人們失去理智的大部分情形作出解釋。
我們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讨論上述觀點，卻是對這兩種觀點的挑戰。
我們記錄下正常人思考時出現的系統性失誤，認為這些失誤是由認知機制的構造造成的，并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導緻的。
這篇文章所受到的關注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而且它至今仍是社會科學著作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2010年有300多篇學術文章參考了這篇文章）。
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這篇文章很有用處，啟發法和成見等概念被廣泛應用于衆多領域中，包括醫學診斷、法律判決、情報分析、哲學、金融、統計學和軍事戰略等。
例如，學習政策的學生就曾注意到，可得性法則能解釋為什麼有些事人們記得很清楚，而有的卻被遺忘了。
人們是根據從記憶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來估測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這往往也與媒體報道的廣泛程度有關。
常被提到的話題就在腦中變得鮮活，而其他的則會慢慢被遺忘。
也就是說，媒體選擇報道的内容和人們腦中存在的信息不謀而合，所以專制政體對獨立媒體施壓的現象也不是偶然的了。
因為重大事件和名人很容易引起公衆的興趣，媒體能借此煽動狂潮也就見怪不怪了。
例如，在邁克爾.傑克遜死後的幾周裡，電視台幾乎未報道别的事。
相反，媒體對那些帶有批評性的、不能引起公衆興趣、掀不起大波瀾的事往往很少報道，比如說去年日趨下滑的教育标準，還有醫療資源的投資過剩等。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自己選擇的“很少報道”的例子都是受可得性限制的。
我選為例子的話題經常被提到，那些同等重要卻不常被提到的事我往往想不到。
） 有一點我們當時并沒有充分意識到，即“啟發法和成見”這樣的心理學概念在其他領域中也具有廣泛的啟發作用，這便是我們這項研究的一個附帶成果：我們總是把為自己和被調查者設計的全部問題都寫進文章裡，這些問題可以為讀者提供範例，使其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受認知性成見牽絆的。
我希望你在讀到“史蒂夫是個圖書管理員”這樣的問題時能有切身的體驗，這樣能幫助你更好地體會到相似度在引導可能性上的力量，并且能體驗到我們多麼容易忽略相關事實的統計。
這些實證材料的使用可為不同領域的學者（主要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供一次不尋常的機會，使他們關注自己在思考時可能出現的纰漏。
看到自己的纰漏，這些學者才更有可能質疑當時普遍存在的那種武斷想法，即人類很理性、很有邏輯性。
方法的選擇很重要：如果我們隻報道傳統實驗的結果，這篇文章就不會那麼令人關注，也不會令人如此難忘了。
而且，那些持懷疑态度的讀者會将自己的判斷失誤歸咎于參與這些心理學研究的大學生，認為是這些學生一貫不負責任的做法使他們不願相信實驗結果。
當然，我們摒棄傳統的實驗方法，采用事例展示的方式，并非隻為影響那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
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因為将事例展示出來更有思。
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選擇了正确的方法，其他各方面的選擇也做對了。
本書重複出現的一個主題就是，幸運在
但是，我們發現實驗對象往往忽略這些相關的統計數據，而僅僅依賴于相似度來作出判斷。
于是，我們提出如下觀點：人們把相似度當成一種簡單的啟發手段（簡單地說就是經驗法則）來作艱難的判斷。
對這種啟發性手段的依賴必然會造成其預測帶有成見（系統性失誤）。
還有一次，阿莫斯和我想知道我們這所大學的教授們的離婚率是多少。
我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立即勾起了我們腦海中的記憶，我們倆不由想起自己知道或聽說的那些離了婚的教授。
于是我們就憑着腦海中這些事例對這個離婚率問題作出判斷。
我們把這種依靠記憶作出判斷的方法稱為可得性法則。
在一項研究中，我們讓調查對象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與指定的一篇英語課文中的單詞相關： 請思考字母K. 請問字母K是更多地出現在單詞的首字母位置上還是第三個字母位置上？ 玩拼字遊戲的人都知道，想起以某個字母開頭的單詞要比想起它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單詞容易得多。
字母表中任何一個字母都适用于此法則。
因此我們料到，盡管有些字母（比如K、L、N、R、V）出現在第三個字母位置上的頻率更高，但是被調查對象的回答肯定會誇大所有字母出現在單詞首字母位置上的頻率。
這種情形再一次表明，對經驗法則的依賴必然會導緻人們判斷時的成見。
例如，我曾一度認為通奸在政客中較普遍，在醫生或律師中則沒那麼多見，但我最近對此産生了懷疑。
我甚至曾為原來的那個“事實”作出若幹解釋，包括權力的催情效果、出門在外受到的誘惑等。
而我最終意識到，政客的過錯隻不過更容易被曝光而已，而醫生和律師的過錯卻少有人報道。
我的直覺印象可以完全歸咎于記者對主題的選擇和我對可得性法則的依賴。
阿莫斯和我用幾年的時間來研究并記錄在不同任務中體現的直覺思考所存在的成見，這些任務包括對事件的概率賦值、對未來進行預測、對假設進行評估，以及對頻率進行預估等。
在合作的第五年，我們撰文将這項研究的主要發現發表在《科學》雜志上，這份雜志的讀者包括很多領域的學者。
那篇文章（本書的最後附有全文）描述了直覺思考的簡單快捷，列出了在啟發法中表現出的大約20種成見，還包括啟發法在判定中的作用。
科學史學家常指出，某一特定領域的學者在任何時候都願意和他人分享關于本學科的觀點。
社會科學家也是如此。
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人性，認為大多數關于人類特有行為的讨論都應以此為背景，這一觀點幾乎從未受到質疑。
關于人性，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科學家廣泛接納了兩種觀點。
第一，人大體而言都是理性的，其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
第二，恐懼、喜愛和憎恨這樣的情感能夠為人們失去理智的大部分情形作出解釋。
我們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直接讨論上述觀點，卻是對這兩種觀點的挑戰。
我們記錄下正常人思考時出現的系統性失誤，認為這些失誤是由認知機制的構造造成的，并非由情感引起的思想腐化導緻的。
這篇文章所受到的關注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而且它至今仍是社會科學著作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文章之一（2010年有300多篇學術文章參考了這篇文章）。
其他學科的學者也覺得這篇文章很有用處，啟發法和成見等概念被廣泛應用于衆多領域中，包括醫學診斷、法律判決、情報分析、哲學、金融、統計學和軍事戰略等。
例如，學習政策的學生就曾注意到，可得性法則能解釋為什麼有些事人們記得很清楚，而有的卻被遺忘了。
人們是根據從記憶中提取信息的容易程度來估測事情的重要程度的，而這往往也與媒體報道的廣泛程度有關。
常被提到的話題就在腦中變得鮮活，而其他的則會慢慢被遺忘。
也就是說，媒體選擇報道的内容和人們腦中存在的信息不謀而合，所以專制政體對獨立媒體施壓的現象也不是偶然的了。
因為重大事件和名人很容易引起公衆的興趣，媒體能借此煽動狂潮也就見怪不怪了。
例如，在邁克爾.傑克遜死後的幾周裡，電視台幾乎未報道别的事。
相反，媒體對那些帶有批評性的、不能引起公衆興趣、掀不起大波瀾的事往往很少報道，比如說去年日趨下滑的教育标準，還有醫療資源的投資過剩等。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自己選擇的“很少報道”的例子都是受可得性限制的。
我選為例子的話題經常被提到，那些同等重要卻不常被提到的事我往往想不到。
） 有一點我們當時并沒有充分意識到，即“啟發法和成見”這樣的心理學概念在其他領域中也具有廣泛的啟發作用，這便是我們這項研究的一個附帶成果：我們總是把為自己和被調查者設計的全部問題都寫進文章裡，這些問題可以為讀者提供範例，使其認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如何受認知性成見牽絆的。
我希望你在讀到“史蒂夫是個圖書管理員”這樣的問題時能有切身的體驗，這樣能幫助你更好地體會到相似度在引導可能性上的力量，并且能體驗到我們多麼容易忽略相關事實的統計。
這些實證材料的使用可為不同領域的學者（主要是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供一次不尋常的機會，使他們關注自己在思考時可能出現的纰漏。
看到自己的纰漏，這些學者才更有可能質疑當時普遍存在的那種武斷想法，即人類很理性、很有邏輯性。
方法的選擇很重要：如果我們隻報道傳統實驗的結果，這篇文章就不會那麼令人關注，也不會令人如此難忘了。
而且，那些持懷疑态度的讀者會将自己的判斷失誤歸咎于參與這些心理學研究的大學生，認為是這些學生一貫不負責任的做法使他們不願相信實驗結果。
當然，我們摒棄傳統的實驗方法，采用事例展示的方式，并非隻為影響那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
我們采用這種方法，是因為将事例展示出來更有思。
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選擇了正确的方法，其他各方面的選擇也做對了。
本書重複出現的一個主題就是，幸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