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巴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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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了八年的大提琴，我愛上它的時候已經太晚。
“亨德爾和巴赫是同一時期的傑出音樂家，常常被放到一起比較。
抛開音樂成就不談，亨德爾開朗健談，熱愛交友，人脈關系廣泛；巴赫則不善社交，嚴肅内斂得多。
然而，亨德爾終生未婚，巴赫幾任妻子，一共生了二十個孩子。
” 大學我上過一門課，叫西方音樂史，這是老師講過的一切知識裡，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
巴赫居然生了二十個孩子？！ 一起選修的朋友問我，這些你都早就知道了吧？你學過八年的大提琴。
我沒好意思搖頭。
這是我自己主動選修的課程，卻又非常抵觸去聽課，每一堂都是睡過去的。
我心裡隐約清楚是為什麼。
2012年末，我一個人去歐洲旅行，從柏林坐火車南下萊比錫、法蘭克福、慕尼黑，然後離開德國去奧地利過新年，在那裡乘飛機去了法國。
有歐洲旅行經驗的好朋友勸過我，原屬東德的城市都比較嚴肅冷清，一個人去更冷清，不如把時間勻給慕尼黑或者巴黎，萊比錫就不要去了。
我說不行啊，不去柏林也要去萊比錫的，必須去的。
“必須”這兩個字，七扭八歪地镌刻在一切有關大提琴的記憶上。
我迫使自己去上不想上的課，繞道不感興趣的城市，仿佛這是我和它保持聯結的唯一方式。
我住在Kurt-Schumacher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以德國政治家庫爾特·舒馬赫命名的街道。
酒店距離中央車站很近，可以步行，隻不過德國的街道基本都是面包石方磚鋪成的，我跟着行李箱滑輪一起“咯哒咯哒咯哒”了十分鐘，腦子都絞成了蛋糊。
還好萊比錫很小，有名的教堂和博物館幾乎都沿着同一條主街道分布，從酒店散步去巴赫博物館，隻需要十五分鐘。
博物館是座敦厚莊重的二層小樓，16世紀末的巴洛克建築，有非常好看的鵝黃色外牆面，它的對面就是巴赫工作過近三十年的托馬斯教堂。
從一扇不大的門進去，左側是售票的窗口，很像我們大學教務處的傳達室，走廊右側便通向博物館。
出乎意料地小。
館内隻有四五個聯通的展廳，沒有主燈，每個玻璃展櫃旁都有暖橙色的小地燈或射燈，每個房間各有主題，我在講他家庭的那個房間停留得最久，因為記得他有二十個孩子。
後來就站在一個陳設提琴的玻璃櫃子前發呆。
裡面沒有現代的大提琴。
博物館裡一直都隻有我和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她比我來得早，比我看得認真。
可能因為我站得實在太久了，她走了過來，用口音非常重的英文問我是不是musician（音樂家）。
這一次我非常誠實地搖了頭。
我告訴她，我學過八年的大提琴。
我學會Cello這個詞比apple還早。
她驚訝而贊許地瞪大眼，藍色的瞳仁很天真。
“Tillnow？” 怎麼可能呢。
我最後一次練琴是十三歲。
最後一次琴課，我走出市歌劇院的大門，爸爸歎口氣說，這麼好的琴，可惜了。
“不可惜啊，”我開心得不行，“劈了燒柴啊。
” ▼ 我媽媽開美容院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來文眉的女士，帶着剛上小學四年級的彬彬有禮的兒子。
她說，孩子的氣質要從小培養，我兒子是學古典樂的，大提琴，知道吧？不要去學二胡，凄凄慘慘的，也不要學古筝啊小提琴鋼琴的，學的人太多了，競争激烈，就學大提琴吧，我認識一個很好的老師。
“而且，現在考高中考大學的，樂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幾十分；就算孩子實在不是讀書的料，也有一條後路，可以去讀藝校，出來接着教學生。
” 從修養情操到經濟仕途，未來二十年都讓這位女士規劃完畢了。
我五歲，正是熱愛翻跟頭和玩泥巴的年紀，那個彬彬有禮的大提琴男孩讓我媽媽心生向往。
隔了幾天我就被媽媽帶着去見了李老師。
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像圓潤版本的趙明明。
我上小學那年電視劇《過把瘾》紅遍大江南北，李老師就有一頭江珊那樣濃密的及肩卷發，她問我會不會唱歌。
這都是來的路上我媽囑咐過的。
我點頭，開始唱《小燕子》，唱到一半忘詞了，連忙說，我再唱一首《世上隻有媽媽好》吧。
李老師說不用了，我就急了，央求她，讓我唱吧。
我怕她不收我做學生。
其實唱第一句她就可以判斷出孩子是否五音不全、節奏感如何，但她還是讓我重唱了，笑吟吟地聽着。
我在她的房間裡看到了漂亮的大提琴。
人類對于美的感情是共通的，它來自三四百年前的歐洲，但我覺得它美，美得無法形容，比我平時圍在身上的紗巾拿在手裡的木劍都要美得多。
回去的公交車上我很興奮。
那是個冬天，90年代初的公交車隻有一層薄薄的鐵皮，門都關不嚴。
我們坐在最後一排，我呼着白氣講個不停，模仿李老師的樣子對着空氣“拉琴”，沒有理解我媽媽糾結的神情。
“亨德爾和巴赫是同一時期的傑出音樂家，常常被放到一起比較。
抛開音樂成就不談，亨德爾開朗健談，熱愛交友，人脈關系廣泛；巴赫則不善社交，嚴肅内斂得多。
然而，亨德爾終生未婚，巴赫幾任妻子，一共生了二十個孩子。
” 大學我上過一門課，叫西方音樂史，這是老師講過的一切知識裡，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
巴赫居然生了二十個孩子？！ 一起選修的朋友問我，這些你都早就知道了吧？你學過八年的大提琴。
我沒好意思搖頭。
這是我自己主動選修的課程，卻又非常抵觸去聽課，每一堂都是睡過去的。
我心裡隐約清楚是為什麼。
2012年末，我一個人去歐洲旅行，從柏林坐火車南下萊比錫、法蘭克福、慕尼黑，然後離開德國去奧地利過新年，在那裡乘飛機去了法國。
有歐洲旅行經驗的好朋友勸過我，原屬東德的城市都比較嚴肅冷清，一個人去更冷清，不如把時間勻給慕尼黑或者巴黎，萊比錫就不要去了。
我說不行啊，不去柏林也要去萊比錫的，必須去的。
“必須”這兩個字，七扭八歪地镌刻在一切有關大提琴的記憶上。
我迫使自己去上不想上的課，繞道不感興趣的城市，仿佛這是我和它保持聯結的唯一方式。
我住在Kurt-Schumacher大街上，不知道是不是以德國政治家庫爾特·舒馬赫命名的街道。
酒店距離中央車站很近，可以步行，隻不過德國的街道基本都是面包石方磚鋪成的，我跟着行李箱滑輪一起“咯哒咯哒咯哒”了十分鐘，腦子都絞成了蛋糊。
還好萊比錫很小，有名的教堂和博物館幾乎都沿着同一條主街道分布，從酒店散步去巴赫博物館，隻需要十五分鐘。
博物館是座敦厚莊重的二層小樓，16世紀末的巴洛克建築，有非常好看的鵝黃色外牆面，它的對面就是巴赫工作過近三十年的托馬斯教堂。
從一扇不大的門進去，左側是售票的窗口，很像我們大學教務處的傳達室，走廊右側便通向博物館。
出乎意料地小。
館内隻有四五個聯通的展廳，沒有主燈，每個玻璃展櫃旁都有暖橙色的小地燈或射燈，每個房間各有主題，我在講他家庭的那個房間停留得最久，因為記得他有二十個孩子。
後來就站在一個陳設提琴的玻璃櫃子前發呆。
裡面沒有現代的大提琴。
博物館裡一直都隻有我和一個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她比我來得早，比我看得認真。
可能因為我站得實在太久了，她走了過來，用口音非常重的英文問我是不是musician（音樂家）。
這一次我非常誠實地搖了頭。
我告訴她，我學過八年的大提琴。
我學會Cello這個詞比apple還早。
她驚訝而贊許地瞪大眼，藍色的瞳仁很天真。
“Tillnow？” 怎麼可能呢。
我最後一次練琴是十三歲。
最後一次琴課，我走出市歌劇院的大門，爸爸歎口氣說，這麼好的琴，可惜了。
“不可惜啊，”我開心得不行，“劈了燒柴啊。
” ▼ 我媽媽開美容院的時候認識了一個來文眉的女士，帶着剛上小學四年級的彬彬有禮的兒子。
她說，孩子的氣質要從小培養，我兒子是學古典樂的，大提琴，知道吧？不要去學二胡，凄凄慘慘的，也不要學古筝啊小提琴鋼琴的，學的人太多了，競争激烈，就學大提琴吧，我認識一個很好的老師。
“而且，現在考高中考大學的，樂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幾十分；就算孩子實在不是讀書的料，也有一條後路，可以去讀藝校，出來接着教學生。
” 從修養情操到經濟仕途，未來二十年都讓這位女士規劃完畢了。
我五歲，正是熱愛翻跟頭和玩泥巴的年紀，那個彬彬有禮的大提琴男孩讓我媽媽心生向往。
隔了幾天我就被媽媽帶着去見了李老師。
她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像圓潤版本的趙明明。
我上小學那年電視劇《過把瘾》紅遍大江南北，李老師就有一頭江珊那樣濃密的及肩卷發，她問我會不會唱歌。
這都是來的路上我媽囑咐過的。
我點頭，開始唱《小燕子》，唱到一半忘詞了，連忙說，我再唱一首《世上隻有媽媽好》吧。
李老師說不用了，我就急了，央求她，讓我唱吧。
我怕她不收我做學生。
其實唱第一句她就可以判斷出孩子是否五音不全、節奏感如何，但她還是讓我重唱了，笑吟吟地聽着。
我在她的房間裡看到了漂亮的大提琴。
人類對于美的感情是共通的，它來自三四百年前的歐洲，但我覺得它美，美得無法形容，比我平時圍在身上的紗巾拿在手裡的木劍都要美得多。
回去的公交車上我很興奮。
那是個冬天，90年代初的公交車隻有一層薄薄的鐵皮，門都關不嚴。
我們坐在最後一排，我呼着白氣講個不停，模仿李老師的樣子對着空氣“拉琴”，沒有理解我媽媽糾結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