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論人民

正如建築家在建立一座大廈之前，先要檢查和勘測土壤，看它是否能擔負建築物的重量一樣；明智的創制者也并不從制訂良好的法律本身着手，而是事先要考察一下，他要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适宜于接受那些法律。

    正是因此，所以柏拉圖才拒絕為阿加狄亞人和昔蘭尼人制訂法律，他知道這兩個民族是富有的，不能夠忍受平等。

    正是因此，我們才看到在克裡特有好法律而有壞人民，因為米諾王所治理的乃是一個邪惡多端的民族。

     有千百個從不能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都曾在世上煊赫過；而且縱然那些能夠忍受良好法律的民族，也隻是在他們全部歲月裡的一個極為短暫的時期内做到了這一點。

    大多數民族，猶如個人一樣，隻有在青春時代才是馴順的；他們年紀大了，就變成無法矯正的了。

    當風俗一旦确立，偏見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險而徒勞的事情了；人民甚至于不能容忍别人為了要消滅缺點而碰一碰自己的缺點，正像是愚蠢而膽小的病人一見到醫生就要發抖一樣。

     正如某些疾病能振蕩人們的神經并使他們失去對于過去的記憶那樣，在國家的經曆上，有時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現某些激蕩的時期；這時，革命給人民造成了某些重症給個人所造成的同樣情形，這時是對過去的恐懼症代替了遺忘症；這時，被内戰所燃燒着的國家——可以這樣說——又從死灰中複活，并且脫離了死亡的懷抱而重新獲得青春的活力。

    萊格古士時代的斯巴達便是如此；塔爾幹王朝以後的羅馬便是如此；我們當代驅逐了暴君之後的荷蘭和瑞士也曾經是如此。

     然而這種事情是非常罕見的，它們隻是例外；而其成為例外的緣故，又總是可以從這種例外國家的特殊體制裡找到的。

    這種例外在同一個民族甚至不會出現兩次；因為隻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