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絕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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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個人文學家,我是一個物理學家。

    因此,我隻相信事實,在我這裡隻有事實…… 遲早要有人為切爾諾貝利負責……就如同一九三七年一樣,這一時刻必然會到來,哪怕要等上五十年!那些人已經老了,有些已經死了……但他們還是要負責,他們是罪犯!(沉默)應該把事實留下來……事實!它們會派上用場的…… ……那一天,四月二十六日……我當時在莫斯科出差。

    我在那裡聽到發生事故的消息。

     我打電話給在明斯克的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我打了一次,兩次,三次,一直沒有人接。

    我就去找到他的助手(他和我很熟): “我是從莫斯科打過來的。

    請你為我聯系斯柳尼科夫,我有緊急消息。

    緊急!” 我的電話是通過政府專線打出的,但是他們封鎖了一切消息。

    隻要一說到事故,電話馬上就會中斷。

    他們在嚴密監視,很顯然,他們在監聽!某些組織……國中之國……況且我是在給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打電話……我是誰?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研究所所長、教授、科學院通訊院士……但他們還是要封鎖我的電話…… 兩個小時後,我終于聯系上他了。

    斯柳尼科夫本人拿起來話筒。

    我報告說: “事故很嚴重。

    根據我的計算(我已經在莫斯科與一些人談過,但他們在欺騙我),輻射雲正朝着我們飄來,朝白俄羅斯飄來。

    我們需要立即對居民進行碘劑預防,立即疏散核電站近處的所有居民,一百公裡以内的人和牲畜必須撤出。

    ” “我已經收到報告,”斯柳尼科夫說,“那裡發生了火災,但已經撲滅了。

    ” 我忍不住了: “這是欺騙!這是明目張膽的欺騙!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會告訴你,石墨在以每小時五噸的速度燃燒。

    你想一想,這要燃燒多少時間?” 我乘坐最近的一班火車連夜返回明斯克。

    那是一個不眠之夜。

    早上回到家裡,我測量了我兒子的甲狀腺,輻射量達到每小時一百八十豪倫琴!當時甲狀腺就是理想的劑量測量位置。

    我需要碘酸鉀,就是普通的碘。

    需要在給孩子的半杯果凍裡加入兩到三滴,給成人三到四滴。

    反應堆燃燒十天,就要這樣做十天。

    但沒有人聽我們的!沒有人聽科學家和醫生的。

    科學服務于政治,醫學也被他們拖入了政治。

    當然!我們不應當忘記,所有這一切是在什麼樣的意識背景下發生的,我們在十年前那一時刻是什麼樣的人。

    那時克格勃還在工作,在秘密偵查,“西方的聲音”被阻斷,有上千種禁忌,還有黨和軍隊的秘密……指令……所有的人都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蘇聯和平利用原子能不會有危險,就像使用煤和炭一般。

    我們是被恐懼和偏見束縛的人,我們把迷信當成信仰……但是事實,終究還是事實…… 就在那一天……四月二十七日,我決定去白俄羅斯與烏克蘭接壤的戈梅利州調查。

    我到了布拉金、霍尼克、納羅夫裡地區的中心,這裡距離核電站隻有幾十公裡。

    我需要完整的信息。

    我帶着儀器,對環境進行了測量。

    測量結果是:布拉金的環境輻射量是三萬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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