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霸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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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與琳賽相識最久、關系最親密的朋友凱特開始和另一個女孩妮科爾走得更近,而妮科爾正是受歡迎的新興小團體的一員。

    琳賽慌了。

    “我很嫉妒,”她對我說,“凱特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上了中學,我希望她還是我的朋友。

    ” 琳賽開始和妮科爾發送即時信息,假裝自己和凱特生氣了。

    剛開始,妮科爾積極回複表示支持,琳賽留下短信,拿給凱特看。

    “差不多是我引妮科爾說這些話的,這下凱特就覺得妮科爾是個很刻薄的人了。

    ”她回憶道。

    琳賽還複制粘貼了妮科爾的一些評論編輯在一起,讓語調更顯刻薄。

    “我基本就是在摧毀妮科爾和凱特的友誼。

    ”她成功了。

    五年後,妮科爾和凱特仍不說話。

     閑話可以讓女孩間的關系更加密切,哪怕它會損毀其他關系,同樣,網絡霸淩和攻擊也會帶來回報。

    通過收集聊天記錄,琳賽獲取了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充當資本的網絡證據,她通過社交媒體彌補自己的社交劣勢。

    “我不知道,我覺得人們看見文字就會相信的,因為這很像文章。

    ”琳賽告訴我。

     到了初高中,關于友誼的鬧劇越來越多,失去朋友不隻是情感挫折,還會影響整體社交安全感。

    琳賽發現她可以利用科技讓他人體驗到沒有安全感、充滿恐懼的滋味,這正是初中時折磨她的兩種感覺。

    “人們被吸引來了,我會說‘這個人說了這種話’。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複制粘貼對話,然後說‘看啊,我有證據’。

    ” 更糟糕的是,社交媒體腐蝕了琳賽的人格,讓她在維持甜美外表的同時放肆地進行權力和攻擊實驗。

    “我就是一個兩面派大賤人,”她帶着充滿悔恨的語調,毫不避諱地說道,“(網絡)完全像是我用以隐藏真面目的面具,在網上說,比在現實中當面說更不客氣。

    ”如果說傳統霸淩能讓女孩躲過家長和老師的探測雷達,網絡霸淩則為攻擊者提供了機會,将自己隐藏得更深,甚至連霸淩目标都不一定知道是誰在欺負自己。

    如果我們将網絡世界視為道德真空,那麼它令女孩脫離了自我。

    她們無須将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也無須面對後果。

     高中,琳賽遠離了愛說閑話的女孩們,那曾經是她的親密小圈子。

    她開始和一名高年級男生約會,她說自己沒那麼無聊、更成熟了。

    “我回歸了自我,”她解釋道,“我的意思是,我還是原來的那個人……我不是說自己不說閑話了,但我現在懂得了凡事得有分寸。

    ”琳賽明白了公開自己最強烈的感情時應當謹慎,現在她隻向母親以及最好的朋友吐露心聲,再也不在網上分享情緒。

     如今,琳賽是學生會主席,承認從前的攻擊行為讓她非常尴尬。

    “我以前控制欲太強了,别人肯定都想不到當時的我那麼刻薄,”琳賽說道,“我會在别人背後說壞話,說服他們相信一些事情,他們差不多都會信我。

    ”與此同時,琳賽也誠實地說出了自己在網絡霸淩中發現的權力和成功。

    她告訴我,摧毀凱特和妮科爾的友誼“感覺很好”,也承認自己還破壞過其他友誼。

     初中階段霸淩行為最盛,其中有理可循。

    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女孩(和男孩)情緒多變、注重自我、脾氣暴躁、容易感到尴尬、關心地位、極易被同齡人的意見左右。

    她們喜歡試探權威的底線。

    這種青春期躁動一旦轉移到網絡世界,就會大事不妙。

    正如琳賽自己所說的那樣:“好像我把心神不定的感覺一股腦兒扔進電腦了,然後砸向人群,這本不應該是他們承受的。

    ”在面對孩子“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有一部手機、有一台可以上Facebook的電腦或一部iPodTouch的願望時,人們很少從女孩所處的成長階段這一角度考慮。

    在第十章,我會為父母該如何走出這種困境提出建議。

     媒介學者達娜·博伊德(danahboyd)[達娜·博伊德于2008年決定用小寫字母拼寫她的名字,以便反映姓名拼寫中平衡的美感,也體現出她對大寫字母的反感:她認為用大寫字母書寫“我”(I)或自己的名字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做法。

    ——編者注]寫道,青少年不僅使用科技進行聯系,還會用科技來“吸引注意力、制造鬧劇”,這常常是為了緩解對地位和友誼的擔心。

    這樣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循環:科技讓人感到不安全,因此我們用科技來緩解,在此過程中卻會産生更多壓力,讓人更沒有安全感。

    好像女孩的生活還不夠艱難似的…… 琳賽現在正在申請大學,她急切地告訴我,她在回答申請問題時給出了很有意思的回答。

    “他們問我:‘如果你可以消滅世界上的某項發明,你會選哪一項?’我的第一反應,”她說道,“是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