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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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其實我們已經走過了那座被棄的紅磚屋。
走了幾步，一轉念頭，就往右邊的草叢裡踩進去。
達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聲：“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撥開茅草，一面吹口哨。
當我站在破磚破瓦的廢屋裡時，達尼埃也跟了上來。
“做什麼？”他說“找找看有沒有東西好撿。
”我張望着四周，就知道達尼埃立即要發脾氣了。
這一路下來，由台北到墾丁，開車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極有情調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
達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來的朋友，他們辛苦工作了兩三年，存了錢，專程飛到台灣來看我。
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邊的工作，在春節寒假的時候，陪着他們，開了一輛半舊的喜美車，就出發環島來了。
就因為三個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館都不肯分開，總是擠在一間。
也不睡覺，不然是拚命講話，不然就是在吵架。
達尼埃什麼時候會生氣我完全了解。
隻要我撿破爛，他就氣。
再說，一路下來，車子早已塞滿了我的所謂“寶貝”，很髒的東西。
那叫做民俗藝品，我說的。
歌妮同意，達尼埃不能妥協。
“快走，草裡都是蚊子。
”達尼埃說。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頂一指，就在那沒有斷裂的梁下，兩盞細布中國紗燈就吊在那兒。
“太髒了！你還要？”“是很髒，但是可以用水洗幹淨。
” “不許拿。
”達尼埃說。
我跳了幾次，都夠不上它們。
達尼埃不幫忙，冷眼看着，開始生氣。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
他不跳。
四周再張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過來，輕輕往吊着紗燈的細繩打了一下，那一對老燈，就落在我手裡了。
梁上嘩嘩的撒下一陣灰塵弄得人滿身都是，達尼埃趕快跳開。
歡喜的觀察了一下那一對燈，除了中國配色的大紅大綠之外，一盞燈寫着個“柯”姓，另一盞寫着“李”姓。
我提着它們向歌妮跑去，她看見我手裡的東西正想快樂的叫出來，一看身後達尼埃不太好看的臉色，很猶豫的隻好“呀！”了一聲。
“走，前面有人家，我們讨水去沖一沖。
” “算不算偷的？ＥＣＨＯ，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問。
我笑着也不答。
屋頂都爛了的空房子，大門也沒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請來的呀！向人借水洗紗燈，那家人好殷勤的還拿出刷子和肥皂來。
沒敢刷，怕那層紗布要破，隻有細心的沖沖它們。
幹淨些，是我的了。
“待會兒騎協力車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辦法！”達尼埃無可奈何的樣子叫着。
他一向稱我小姐姐的，哪裡會怕他呢。
那輛協力車是三個人并騎的，在墾丁，雙人騎的那種比較容易租到，我們一定要找一輛三個人的。
騎來的時候，達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間，我最後。
這麼一來，在最後面的人偷懶不踩，他們都不知道。
向土産店要了一根繩子，把紗燈挂在我的背後，上車騎去，下坡時，風來了，燈籠就飛起來，好似長了翅膀一樣。
土産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對我用台語說：“這是古早新嫁娘結婚時帶去男家的燈，小姐你撿了去，也是馬上會結婚的哦！”歌妮問：“說什麼？”我說：“拿了這種燈說會結婚的。
”“那好呀！”她叫起來。
達尼埃用德文講了一句：“神經病！”就拚命踩起車子來了。
我們是清早就出發的，由墾丁的“青年活動中心”那邊向燈塔的方向騎，等到餓了，再騎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在一間清潔的小食店裡，我們三個人占了三張椅子，那第四張，當心的放着兩盞看上去還是髒兮兮的燈籠。
達尼埃一看見它們就咬牙切齒。
點了蛋炒飯和冷飲。
冷飲先來了，我們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個時候，進來了另外四個客人，在我們的鄰桌坐下來。
應該是一家人，爸爸、媽媽，帶着十五、六歲的一對女兒。
當時我們正為着燈在吵架，我堅持那輛小喜美還裝得下東西，達尼埃說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燈丢到海裡去。
進來了别的客人，我們聲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敵視着。
恨恨的。
就因為突然安靜下來了，我聽見鄰桌的那個爸爸，用着好和藹好尊重的語調，在問女兒們想吃什麼，想喝什麼。
那種說話的口吻。
透露着一種說不出的教養、關懷、愛和包涵。
很少在中國聽見如此可敬可親的語氣，我愣了一下。
“别吵了，如果你們聽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講話的态度，聽了都是享受，哪裡像我們。
不信你聽聽，達尼埃。
”我拍打了達尼埃一下。
“又聽不懂。
”歌妮聽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
結論是，那個媽媽長得很好看，雖然衣着樸素極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偷看鄰桌的四個人。
歌妮會講不太好的英文，達尼埃一句也不會。
歌妮又愛跟人去講話，她把身子湊到那一桌去，搭讪起來啦！ 那桌的爸爸也聽見了我們起初在講德文，他見歌妮改口講英文，就跟她講起某一年去德國旅行的事情來。
說着說着，那桌年輕極了的媽媽，笑着問我：“是三毛嗎？”我欣喜的趕快點頭。
不知道為什麼非常喜歡結交這一家人。
他們的衣着、談吐、女兒、氣質，都是我在台灣少見的一種投緣，很神秘的一種親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們講，想做一個朋友，可不可以呢？後來，我們開始吃飯，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兩盞死命要帶回台北的燈籠。
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讀：“我要把這兩盞燈，送給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 “你瘋了！瘋啦！”達尼埃這才開始護起燈來。
“沒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歡他們了。
”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麼鬼？”達尼埃說。
“要送。
他們是同類的那種人，會喜歡的，我在旅行，隻有這個心愛的，送給他們。
” 當我表示要把燈送給那一家人的時候，他們很客氣的推辭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來。
覺得自己太唐突了。
可是當他們答應收下的時候，我又大大的歡喜了一場。
忘了，這隻是兩盞髒得要命的老燈籠，還當寶貝去送人呢。
分别的時候，交換了地址，一下發現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東路四段，隻差幾條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驚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會忘記的一天——認識了在台北工專教授“工業設計”的賴一輝教授，認識了在實踐家專教授“色彩學”的陳壽美老師，又認識了他們的一對女兒；依缦、依伶。
再驚喜的發現，那些侄女們的兒童書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園》、《小琪的房間》，這些書籍裡的圖畫，都是陳壽美老師的作品。
為什麼直覺的喜歡了這家人，總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愛教書的人，我仰慕會畫畫的人。
雖然他們是留學美國的，我也很接受。
因為在那次旅行之後，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國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節。
在機場揮淚告别了達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進箱子，暫别了父母，飛向美國加州去。
那時，還在教書的，搶着寒假的時間，再請老同學代課到春假，使我在美國得到了整整六個星期的休息。
那一年，因為燃燒性的狂熱投入，使得教書的短短兩個學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體重。
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條。
美國的時候，媽媽打電話來，說，“那個好可愛的妹妹賴依伶，送來了一大棵包心菜，說是去橫貫公路上旅行時買下來的，從來沒有吃過那麼清脆的包心菜。
” 丁神父來信，告訴我：“你的朋友賴老師一家帶了朋友來清泉，還給我買了核桃糖。
” 我正去信給依伶，她的來信已經埋伏在我的信箱裡了。
厚厚的一封，細細小小的字，寫了好多張，又畫了地圖，将她和全家人去橫貫公路旅行的每一個地方都畫了出來。
最後，把那些沿途亂丢垃圾的遊客大罵了一頓，又叫我以後寫文章也應該一起來罵。
我深以為是。
這一家人，以後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歲吧，跟我通起信來。
休息了六個星期，忘不了學校和學生，急急趕了回來，務必教完了下學期才離開。
我日日夜夜的改作業，人在台北，卻沒有去賴家探望。
他們體恤我，連依伶都不叫寫信了。
那個學期沒能教完，美國的醫生叫我速回加州去開刀。
我走了，搬出了教職員宿舍，搬去母親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
把書籍安置
走了幾步，一轉念頭，就往右邊的草叢裡踩進去。
達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聲：“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撥開茅草，一面吹口哨。
當我站在破磚破瓦的廢屋裡時，達尼埃也跟了上來。
“做什麼？”他說“找找看有沒有東西好撿。
”我張望着四周，就知道達尼埃立即要發脾氣了。
這一路下來，由台北到墾丁，開車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極有情調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
達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來的朋友，他們辛苦工作了兩三年，存了錢，專程飛到台灣來看我。
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邊的工作，在春節寒假的時候，陪着他們，開了一輛半舊的喜美車，就出發環島來了。
就因為三個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館都不肯分開，總是擠在一間。
也不睡覺，不然是拚命講話，不然就是在吵架。
達尼埃什麼時候會生氣我完全了解。
隻要我撿破爛，他就氣。
再說，一路下來，車子早已塞滿了我的所謂“寶貝”，很髒的東西。
那叫做民俗藝品，我說的。
歌妮同意，達尼埃不能妥協。
“快走，草裡都是蚊子。
”達尼埃說。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頂一指，就在那沒有斷裂的梁下，兩盞細布中國紗燈就吊在那兒。
“太髒了！你還要？”“是很髒，但是可以用水洗幹淨。
” “不許拿。
”達尼埃說。
我跳了幾次，都夠不上它們。
達尼埃不幫忙，冷眼看着，開始生氣。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
他不跳。
四周再張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過來，輕輕往吊着紗燈的細繩打了一下，那一對老燈，就落在我手裡了。
梁上嘩嘩的撒下一陣灰塵弄得人滿身都是，達尼埃趕快跳開。
歡喜的觀察了一下那一對燈，除了中國配色的大紅大綠之外，一盞燈寫着個“柯”姓，另一盞寫着“李”姓。
我提着它們向歌妮跑去，她看見我手裡的東西正想快樂的叫出來，一看身後達尼埃不太好看的臉色，很猶豫的隻好“呀！”了一聲。
“走，前面有人家，我們讨水去沖一沖。
” “算不算偷的？ＥＣＨＯ，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着問。
我笑着也不答。
屋頂都爛了的空房子，大門也沒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請來的呀！向人借水洗紗燈，那家人好殷勤的還拿出刷子和肥皂來。
沒敢刷，怕那層紗布要破，隻有細心的沖沖它們。
幹淨些，是我的了。
“待會兒騎協力車回去，别想叫我拿，你自己想辦法！”達尼埃無可奈何的樣子叫着。
他一向稱我小姐姐的，哪裡會怕他呢。
那輛協力車是三個人并騎的，在墾丁，雙人騎的那種比較容易租到，我們一定要找一輛三個人的。
騎來的時候，達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間，我最後。
這麼一來，在最後面的人偷懶不踩，他們都不知道。
向土産店要了一根繩子，把紗燈挂在我的背後，上車騎去，下坡時，風來了，燈籠就飛起來，好似長了翅膀一樣。
土産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對我用台語說：“這是古早新嫁娘結婚時帶去男家的燈，小姐你撿了去，也是馬上會結婚的哦！”歌妮問：“說什麼？”我說：“拿了這種燈說會結婚的。
”“那好呀！”她叫起來。
達尼埃用德文講了一句：“神經病！”就拚命踩起車子來了。
我們是清早就出發的，由墾丁的“青年活動中心”那邊向燈塔的方向騎，等到餓了，再騎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在一間清潔的小食店裡，我們三個人占了三張椅子，那第四張，當心的放着兩盞看上去還是髒兮兮的燈籠。
達尼埃一看見它們就咬牙切齒。
點了蛋炒飯和冷飲。
冷飲先來了，我們渴不住，捧着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個時候，進來了另外四個客人，在我們的鄰桌坐下來。
應該是一家人，爸爸、媽媽，帶着十五、六歲的一對女兒。
當時我們正為着燈在吵架，我堅持那輛小喜美還裝得下東西，達尼埃說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燈丢到海裡去。
進來了别的客人，我們聲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敵視着。
恨恨的。
就因為突然安靜下來了，我聽見鄰桌的那個爸爸，用着好和藹好尊重的語調，在問女兒們想吃什麼，想喝什麼。
那種說話的口吻。
透露着一種說不出的教養、關懷、愛和包涵。
很少在中國聽見如此可敬可親的語氣，我愣了一下。
“别吵了，如果你們聽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講話的态度，聽了都是享受，哪裡像我們。
不信你聽聽，達尼埃。
”我拍打了達尼埃一下。
“又聽不懂。
”歌妮聽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
結論是，那個媽媽長得很好看，雖然衣着樸素極了，可是好看。
于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偷看鄰桌的四個人。
歌妮會講不太好的英文，達尼埃一句也不會。
歌妮又愛跟人去講話，她把身子湊到那一桌去，搭讪起來啦！ 那桌的爸爸也聽見了我們起初在講德文，他見歌妮改口講英文，就跟她講起某一年去德國旅行的事情來。
說着說着，那桌年輕極了的媽媽，笑着問我：“是三毛嗎？”我欣喜的趕快點頭。
不知道為什麼非常喜歡結交這一家人。
他們的衣着、談吐、女兒、氣質，都是我在台灣少見的一種投緣，很神秘的一種親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們講，想做一個朋友，可不可以呢？後來，我們開始吃飯，我一直愣愣的看着那兩盞死命要帶回台北的燈籠。
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讀：“我要把這兩盞燈，送給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 “你瘋了！瘋啦！”達尼埃這才開始護起燈來。
“沒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歡他們了。
”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麼鬼？”達尼埃說。
“要送。
他們是同類的那種人，會喜歡的，我在旅行，隻有這個心愛的，送給他們。
” 當我表示要把燈送給那一家人的時候，他們很客氣的推辭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來。
覺得自己太唐突了。
可是當他們答應收下的時候，我又大大的歡喜了一場。
忘了，這隻是兩盞髒得要命的老燈籠，還當寶貝去送人呢。
分别的時候，交換了地址，一下發現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東路四段，隻差幾條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驚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會忘記的一天——認識了在台北工專教授“工業設計”的賴一輝教授，認識了在實踐家專教授“色彩學”的陳壽美老師，又認識了他們的一對女兒；依缦、依伶。
再驚喜的發現，那些侄女們的兒童書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園》、《小琪的房間》，這些書籍裡的圖畫，都是陳壽美老師的作品。
為什麼直覺的喜歡了這家人，總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愛教書的人，我仰慕會畫畫的人。
雖然他們是留學美國的，我也很接受。
因為在那次旅行之後，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國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節。
在機場揮淚告别了達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将衣服丢進箱子，暫别了父母，飛向美國加州去。
那時，還在教書的，搶着寒假的時間，再請老同學代課到春假，使我在美國得到了整整六個星期的休息。
那一年，因為燃燒性的狂熱投入，使得教書的短短兩個學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體重。
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條。
美國的時候，媽媽打電話來，說，“那個好可愛的妹妹賴依伶，送來了一大棵包心菜，說是去橫貫公路上旅行時買下來的，從來沒有吃過那麼清脆的包心菜。
” 丁神父來信，告訴我：“你的朋友賴老師一家帶了朋友來清泉，還給我買了核桃糖。
” 我正去信給依伶，她的來信已經埋伏在我的信箱裡了。
厚厚的一封，細細小小的字，寫了好多張，又畫了地圖，将她和全家人去橫貫公路旅行的每一個地方都畫了出來。
最後，把那些沿途亂丢垃圾的遊客大罵了一頓，又叫我以後寫文章也應該一起來罵。
我深以為是。
這一家人，以後就由最小的依伶，十五歲吧，跟我通起信來。
休息了六個星期，忘不了學校和學生，急急趕了回來，務必教完了下學期才離開。
我日日夜夜的改作業，人在台北，卻沒有去賴家探望。
他們體恤我，連依伶都不叫寫信了。
那個學期沒能教完，美國的醫生叫我速回加州去開刀。
我走了，搬出了教職員宿舍，搬去母親借我住的一幢小公寓去。
把書籍安置
